周总理的神预言，911之前的911

法之剑

战斗到最后时刻的阿连德，他手中的冲锋枪是卡斯特罗所赠

今天是美国“九·一一”事件二十周年。

不过我更想说说另一个“九·一一”事件，1973年9月11日，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联合海、空军司令、警察部队首脑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为首的人民团结阵线组阁的政府。阿连德在总统府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壮烈牺牲。

阿连德的好友，智利共产党员、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这样写道：

“阿连德的工作和行动，对国家民族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我们的解放事业的敌人。这个危机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在轰炸总统府的行动中显露无遗。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国家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我国人民生活中心的国家宫。

叛军正在围攻总统府

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辆坦克猛烈围攻孤身一人的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

阿连德最后的遗言是：

“我只能告诉劳动者们：我绝不辞职！在这历史的转变中，我将用我的生命来回报人民的忠诚。

智利万岁！人民万岁！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话，我相信，自己将不会白白的牺牲。我相信，至少这将是一堂道德课，将是对犯罪、懦弱和叛国的斥责！”

在随后的白色恐怖中，大批革命者和进步群众被屠杀，总人数至少在三千人以上。这还不包括8.2万名有记录的被逮捕者，20万流亡者，而智利当年人口只有一千万。

叛军抓捕进步群众

噩耗传出，举世震惊，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向阿连德总统的遗孀和家人发去唁电：

“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相信智利人民将从这一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

阿连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可不是客套话。1954年他就访问过中国，其后又两次访华，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同我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建立了亲切的私人友谊，甚至专门要求旁听全国人大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国家主席，并通过国家宪法的全体会议。

阿连德还曾担任过智中文化协会主席，多次在议会中呼吁智利政府与台湾断交，承认新中国。一再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只要他当选总统，就会宣布智利同新中国建交。

演讲中的阿连德

这可不是空头支票，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当选总统，两国12月25日就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里面捣乱，按理说伪馆房产应该自动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所有，它们却一方面敷衍智利外交部拖延交房时间，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把房子转交给了智利抗癌协会，并让该协会迅速迁进了病人，企图以此引起社会舆论的同情而阻止把这所房子转交给我们。阿连德总统听说后气坏了，指示智利外交部，由政府部门给抗癌协会另找一所房子，把台湾伪馆的房产最后交给我们。

好不容易折腾完，当我们在这所房产上新建大楼时，又发现台湾方面在撤出前挖掘了一条地道通到街外，搞了全套设备的窃听装置，准备随时偷听我们使馆人员的谈话。台湾情报部门的幕后老大是谁，你懂的！

美帝国主义不喜欢中国，也不喜欢阿连德的智利，原因很简单，两国人民都反帝、反垄断、反寡头，追求国家的真正独立。

阿连德

阿连德当选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口大骂：“阿连德是狗娘养的、十足的混蛋！”

国务卿基辛格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我不明白当一个国家，由于自己民众的不负责任而倒向共产主义时，美国为什么要袖手旁观？”

后来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1973年“九·一一”事件的制造者皮诺切特也曾说过，他所做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国家。”

一个“企业家的国家”，你没听错，阿连德当选前，跨国企业的老板们就率先行动起来了。

拉丁美洲商业理事会游说美国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耶，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阿连德的竞选对手；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帕金森表示，他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愿意拿出50万美元来助选；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理事、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凯恩，通过现任局长赫尔姆斯，安排西半球分部主任布洛埃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总裁吉宁见面。吉宁愿意出100万美元，由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搞事情。

阿连德在演讲

阿连德也真没让这些家伙看走眼，一上台就开始大刀阔斧干起来了。

先说他的总目标，也就是政治方面，阿连德宣布要通过民主、多党制和自由的方法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建设“工人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着手进行社会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政策、措施。政治上，设立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多党制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经济上，阿连德主张建立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成分，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国有化、土地改革和福利政策。把银行、自然资源（铜、硝石、铁、煤等)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建立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联合的企业，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规定私人地产最多不得超过40公顷，没收大庄园主土地2593万英亩，分给农民办合作社和农场；严格控制物价，增加工资百分之35％至47％，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实行医疗和基础教育免费，低价出售粮食、生活必需品，每天向孕妇、育婴妇女和15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提供半公升牛奶。

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政策，主张外交关系多样化，先后同包括中国、古巴、朝鲜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

阿连德和卡斯特罗

所以，我个人对阿连德的评价是：

虽然不认同他的议会道路，但我仍然钦佩他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条硬汉子，不屈的反美斗士！

但问题是您别忘了，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决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古巴，阿连德成为另一个卡斯特罗。所以美国干涉智利，搞掉阿连德，既有冷战大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维护美国在拉美霸主地位的地缘政治考虑，还有保护美资企业在智利投资的经济利益的动因。

美国的阳谋和阴谋，让阿连德如鲠在喉，他曾多次派人找苏联、古巴和我们，请教“秘诀”。

1971年6月，周总理在接受墨西哥《至上报》社长谢雷尔的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

“我们不相信议会道路，我们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用议会政治选举把外国侵略势力赶走，实现民族完全独立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

阿连德和皮诺切特

阿连德总统的当选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是无产阶级武装，这才能保证政府掌权。

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你们拉丁美洲稍微有点进步倾向的政府被推翻的例子不胜枚举。”

谢雷尔不服气了，说智利的军队不同于其他的拉美国家，智利军人从不干政。

周总理摇了摇头，说了一个神预言：

“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智利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而且如果智利当局现在不注意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当然，我们希望智利军队的官兵都是爱国的。”

牺牲后被抬出了的阿连德

谢雷尔回去，还是不服气，智利方面也不服气，他们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果断、明确和反常地表示，他坚信只有通过武装暴力才能取得政权。选举和议会道路至多能取得政府，但不能取得政权。他承认古巴道路更有效，他甚至提出在这个南方国家（智利）存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信念同周恩来的思想相反。武装暴力作为革命的道路，就抹杀了人成为完美无缺的人的可能性。在选举和枪杆子两者之中，我们选择选举。

我们以人民的支持反对周恩来主张的武装支持。”

话说到这个份上，按理说“好良言难劝那啥啥啥”。可是咱们的周总理真是厚道，作为过来人，中国革命是尸山血海，敌我反复碾压出来的，从“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再到皖南事变，到撕毁《双十协定》，蒋介石这个“好老师”能表演的倾囊相授，所以看得多了，也就看得透了，但还是要对没经历过这些的同志们、朋友们，继续“唠叨”，因为这是血的教训，你不听劝，是要吃大亏的！

周总理会见智利朋友

1972年3月，智利执政党、阿连德所在的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来访，周总理带着中联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和他们从下午六点谈到凌晨一点，足足六个小时。

阿尔塔拉诺后来回忆说：

“我毫不怀疑我们创造了一项领导人会见的新纪录。你想想，一位领导着11亿人口、需要日理万机的总理，竟肯花这么多时间与我们讨论与智利有关的问题，主人的这份深情厚谊怎能不让人感动？”

都谈了什么呢？

首先，周总理针对阿连德要在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激思想，诚恳而坦率地指出：革命要分阶段，当前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不能跳过这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阶段的任务，就容易混淆两个不同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结果使有“左倾”情绪的人感到不满足，而思想“偏右”的人感到害怕，不敢参加革命，这样就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其次，在智利朋友谈到要中立中产阶级的问题时，周总理表示这个口号值得商榷，在民主革命阶段要联合中产阶级，而不应中立它。因为中产阶级总是带一点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不能完全脱离同外国的经济联系，但只要是他自己经营的，就会有点民族自尊心。

阿连德的宣传画

周总理还以荣毅仁为例，说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对末代皇帝都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

再次，关于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问题，周总理指出应区别对待。先没收美国资本，其他国家的暂时不动。这样可避免他们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破坏，也可使他们努力经营，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人员。在做法上，可分步骤，逐步没收，也可以分股，例如国家占51%．外资占49％。这样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第四，周总理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再次强调军队是中心问题。他针对智利军队有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不干政的说法，指出世界在变化，拉美在变化，智利也不会原封不动，不仅是外国的侵略势力，就是本国的保守势力，也要利用军队。在这种进步与保守激烈斗争情况下，军队不会不受影响。

周总理还以刚发生不久的玻利维亚军事政变为例，提醒智利朋友要准备“两手”，要做军队的工作，争取军队站在进步方面。

周总理

最后，周总理还强调，马列主义要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拉美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拉美的土地上，与拉美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否则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智利可以了解苏联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发生在拉美的古巴革命的经验，但一定要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政治路线，选定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特别请大家注意，这次谈话我方出席人员中的申健同志，他可是我党情报“后三杰”之一，所以周总理的这次超长谈话，可不只是推心置腹、语重心长，更是有的放矢、言之有据，无奈仍未引起阿连德的足够重视。

什么时候，智利朋友才明白过来了呢？

“九·一一”事件之后，1973年9月20日，墨西哥《至上报》谢雷尔派记者，采访刚刚逃出来智利的阿连德夫人布西，请她谈谈对阿连德执政这段历史成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