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研判

导读

今年3月上海暴发疫情，黄奇帆遵照防疫规定，足不出户，花了两个月对这一期间的12篇讲稿进行梳理，辑录为《战略与路径》一书。该书系黄奇帆从2020年9月到2021年底在复旦大学共3个学期12堂课的内容，也是《分析与思考》（该书收录了黄奇帆从2018年11月到2020年1月在复旦大学的14篇讲稿）的后续。

“回想起来，从2020年到2021年，恰逢我们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恰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两年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为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黄奇帆在新书《战略与路径》后记中写道，“作为曾经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为青年学子阐释党中央擘画的战略与路径，让学生领悟蕴含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是我的初心所在、职责所在。”

《战略与路径》全书分为两篇，分别为发展战略篇和改革开放篇，其中，发展战略篇的内容包括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等六个专题；改革开放篇的内容包括共同富裕、要素市场化改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班列、香港问题和中美“脱钩”等六个专题。

本文截取了发展战略篇里的三部分，分别是第一章——“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点及举措——里的第二部分“2035年前中国经济将先后迈上三大台阶”，以及第二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里的第一部分“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第二部分“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五个新特点”，以飨读者。

2035年前中国经济将先后迈上三大台阶

《纲要》（注：《“十四五”规划纲要》）深化、细化了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2035 年远景目标，立足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客观条件，既充分考虑我国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也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和挑战，从九个方面对2035 年远景目标进行展望和顶层设计。

一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二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三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五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六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七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八是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九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锚定2035 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

一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GDP 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蕴含着未来15 年我国GDP 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十四五”时期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使经济增速与潜在济增长率保持一致。这充分考虑了“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的复杂性，有利于更加积极、主动、从容地应对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发展的灵活性；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简单地以GDP 增速论英雄，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规划纲要》对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并不意味着经济工作中不设定GDP 增长的量化指标。在年度工作中，可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和经济运行状况等，更加科学合理地提出年度增长目标，具体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可以依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予以确定。

二是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这是新形势下推动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细化落实重大改革任务的创新实践。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格局的重构。“十四五”时期，要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基础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相对于商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要素市场建设，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是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新生产要素，都要加快市场化配置改革步伐。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和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我们要立足办好自己的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按照更高标准推进市场体系建设，在基础制度、要素配置、市场环境、市场开放、革创新，打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

“十四五”时期，要通过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措施，使2025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在95% 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92%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达11.3年。2025 年执业（助理）医师数可达450 万人左右，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2 人。2025 年每千人口拥有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可达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 万个左右。“十四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 岁，促进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30 年达到79 岁的目标。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我国单位GDP 能耗约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3 倍左右、世界平均水平的1.5 倍左右，下降空间仍然较大。“十四五”时期，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达到20% 左右，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单位GDP 能源消耗降低13%—14%。通过推动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业窑炉治理、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等措施，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10%，2025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可达87.5%。通过开展河湖水质改善技术指导、实施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强工业园区综合整治和排污口排查整治等措施，2025 年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可达85%。通过深化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等措施，2025 年森林覆盖率可达24.1%。

五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十四五”时期，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等因素，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增加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可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 以内。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通过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等途径，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十四五”时期，按照应保尽保、自愿参保原则，基本实现法定参保人员全覆盖。考虑到参保人员基数已较大、少数人口自愿选择不参保等因素，2025 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可达95%。

六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规划纲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等方面提出明确目标要求，阐明了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方向和着力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科学研判治理环境、明确设定治理目标、构建完善治理格局、依法推进治理过程、灵活运用治理工具、全面增强治理能力、科学实施治理评价等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

当前，我们正处于两个百年的交汇点，处于全面小康后成为现代化大国、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是我们向百年强国发展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我们现在常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百年未有的大机遇，等等。在这个百年当中，也许大家会说历史是一年一年堆积起来，任何一年都有其意义，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这话没错，但量变引起质变，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产生量变，但这个过程中，总有某几年是量变引起质变的拐点或上新台阶的质变点。从现在到2035年，将是十分关键的15 年。这个15 年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15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真正发生“变局”的15 年。这15 年中有三个台阶，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这个时候出现了。

第一个台阶：到2025 年，中国将跨过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021 年到2025 年即“十四五”期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从2020 年的1.13 万美元，增长到2025 年的1.4 万或者1.5 万美元。我们不说高增长（6% 或7%），我们就算这5 年每年增长5%，按复利计算，5 年就差不多会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绝对值的增长，到2025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就会达到1.4 万或1.5 万美元。

这就是一个质变点，它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1036 美元以下属于低收入国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作温饱阶段；1037 美元到4045 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046 美元到12535 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535 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国家、富裕社会。2020 年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10500 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再经过5 年的发展，到2025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至少将超过1.3 万美元，摆脱中等收入上限，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里有个历史现象，从1970 年以来，差不多50 年时间，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除了80 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经济体）外，其他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还有近30 个国家和地区是低收入，现在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还在1036 美元以下。问题是这50 年来居然没有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从5000、8000、9000 美元跳上去进入1.3 万、1.4 万、1.5 万美元。一些国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 世纪70 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这些国家仍然陷入增长的停滞期。由于世界上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四五十年没有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 个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37 个、美洲21 个、亚洲14 个、大洋洲7 个、非洲1 个，全部人口约11 亿，其中美国3 亿多，日本接近2 亿，欧洲有四五亿，一共加起来10 亿，再加一些小国凑在一起约11 亿，就是富人俱乐部。但中国一个国家就是14 亿人，一旦跳过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会让世界富人俱乐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 亿里边我们占了14 亿，55% 左右。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将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台阶。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奋斗40 多年，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且让世界高收入国家人数增加一倍多，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第二个台阶：到2030 年左右，中国GDP 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预计今后10 年中国经济将至少保持年均5% 左右的增长率，到2030年以不变价计算的GDP 将达到160 多万亿元，加上通货膨胀因素，以现价计算的GDP 将达到180 万亿元，折合美元约28 万亿；预计美国按年均2% 左右的增速，10 年后大体也会达到28 万亿美元左右。在“十五五”期间，就是到2030 年，中国的GDP 总量赶上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的人均GDP 还处在高收入国家梯队的中游，但是总量超过美国，亦是一个影响巨大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在康熙、乾隆年间中国GDP占全球40%，1820 年时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 年时占世界1% 不到，仅相当于当时的荷兰。2020 年我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7%，预计在今后的10 年，会进一步升至25% 左右。

到那个时候，也就是在2030 年前，我们总量会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大国，2020 年GDP 为20.93 万亿美元，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 左右。我国近10 年应该能保持每年5% 的增长，到2030 年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经过了200 多年，中国又回升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一，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

第三个台阶：到2035 年，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前15 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35 年远景目标里，写了这么一句定性的话。这里有几层内涵。

第一，高收入国家收入标准是人均GDP 在4 万美元以上，目前，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在4 万美元以上，美国在5 万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在2 万—4 万美元之间。我们国家2021—2035 年这15 年，如果用人民币不变价增长率来算的话，15 年里只要年平均增长率4.7% 就能做到总量翻番，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 从2020 年的1.13 万美元增长到2.2 万美元。15 年里平均每年增长4.7%，这是很保守的、很稳当的一个目标，是一定能做到的。

第二，按照刚才讲，人均GDP 1.13 万美元翻一番，达到2.2 万美元以上，是以2020 年的不变价、静态来算的，但实际每年的货币是有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的。第一，每年总有至少2% 的通货膨胀。假定说每年2%，15 年通胀至少有30% 以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不变价计算的2.2 万美元，届时现价人均GDP 折合美元完全可能达到2.6 万美元以上。第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现在是按1∶6.7 算的，今后15 年，人民币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到2035 年是1∶6 的汇率，那人均GDP 有可能是3 万多美元了。也就是说，到2035 年中国实现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线、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远景目标，人均GDP 达到2.6万—3万美元是可以想象的，这样我们就提前15年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国家的前景非常的灿烂，非常鼓舞人心。

以上讲的远景目标，迈上三个台阶的概念，这三个台阶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转折点意义的。所以我说这15 年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15 年里中国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能够把原来20世纪80 年代定的2050 年的目标提前15 年实现。这么想一想，这15 年的确是非常重要，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讲的新阶段、新战略、新格局，都体现在这三个台阶里。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中央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高层次、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从1950 年到2050 年这一百年里，这种大循环战略大体可以分成三种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是1950 年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经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

当时之所以封闭，不是我们领导人、中央决策层要封闭，而是被迫地只能相对封闭。因为在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挑动联合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行了全面的经济、政治、外交封锁，包括技术交流、资源能源供应、经济合作、国际交往等。另一方面，1958 年中苏交恶后，苏联连同东欧国家跟中国从1960年以后进入了相对隔离的阶段。50 年代初，苏联援建了156 个项目，中苏交恶后，部分项目还没有完成，中途停摆，变成了“胡子工程”；有的项目，苏联专家撤走了，已经完成的项目由无息援助变成了短期内要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实际上，中国经济在1955 年至1965 年左右的10 年里是最为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既没有丰富的工业品，也没有资金。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内灾外债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那种情况下基本上只有内循环。

幸亏中国很大，960万平方公里，8 亿人口，30 个省（1978 年数据，含台湾省），等同于欧盟27个国家之间的内循环。如果换作一个小国，这么搞封闭的内循环，就会被憋死。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1955—1965 年间经济增长仍然取得了年平均增速6.64% 的成绩，名义GDP10 年间增长了90%，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等。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一个以外循环为主牵引国内大循环的阶段。

这也有30 多年。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形成了以工业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与当时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有关：一是在20 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后，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地区，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及工业制造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资本极其稀缺，国有企业资本金普遍不足，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20 世纪80 年代到21 世纪初，欧美国家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下，中国大陆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国际资本竞相涌入的沃土，工业化进展很快，但是以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实际上就是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增长也很快，但从消费特点来看，多数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从旧四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到新四大件（彩电、空调、冰箱、洗衣机），国外有什么，我们就进口什么，或者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想方设法生产出来实现进口替代。这同样是受到外循环影响和驱动的。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达64%。此后虽受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但仍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 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 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到现在、往后发展到2050 年，这30多年将是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这个内循环为主体跟20世纪50年代封闭的内循环不同，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推动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实基础

之所以形成这个战略，有内在的几个理由：

一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不是暂时的，而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危机之后增速稳步下降已成定局。

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有研究显示，2006—2009 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例超过了35%，2015 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 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1995—2015 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 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随着退休人口逐步超过新增劳动力的数量，2012 年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就从无限供给真正转向了有限剩余，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

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以原油为例，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于2009 年首次超过50%；2013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油和其他液体燃料进口国（进口减去出口后的净值）。

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部分地区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了，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不再受到欢迎了。

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形。2019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由2006 年的64% 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 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 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运行将出现五个新特点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我认为，我国经济会出现五个新特点。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在 2006 年时达到最高，为 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到 2019 年时为 32%。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 25% 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过去，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到“客场”争夺国际订单，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主场”就可以站起来了。主赛场更具广阔天地。

不仅如此，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实现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 10 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 5 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 27 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二）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

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们不得不说，我国的工业体系在 30 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着三个明显短板：

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的问题；

二是低端低质量的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高端高质量的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

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

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产业链的含金量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尽管这种加工贸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就业，但由于只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比如产值为 100 亿元的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一般只有 10%—12% 左右转化成本地的 GDP；而内循环模式下，如将上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群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同样 100 亿元产值带来的 GDP 将可能达到 30 亿—35亿元，也就是说将会有 30%—35% 的 GDP 转化率，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二是供应链的安全性将得到有效保障。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先就会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满血复活，还在加班加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为主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体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也容易被人“一剑封喉”。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我们有 4 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开展创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为丰富而便利的市场。过去要靠国外高端客户来积累技术、培育市场的情形，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了。特别是互联网 + 制造业的全面渗透，近几年陆续涌现出的以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三） 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

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说得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 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

有一个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即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举措：

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

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五） 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

一是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中国现在有 1.2 亿个市场主体，其中 8200 多万个个体户，3800 多万个中小微企业。这些个体户、中小微企业既是大工业大商业产业链配套的主体，又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如果每个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背后各有一个家庭的话，这 1.2 亿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将涉及 4 亿人的生活收入。在未来，需要有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内循环，意味着增加就业的载体也会更多。一个人就业了、形成了消费，就会形成其他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其他中小微企业反过来会增加就业，以就业带动就业的循环会更加顺畅。

二是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现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甚至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极低。中国的农民 97% 的年收入就是他的劳务打工和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 3%。怎么样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提升内循环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最近采取的措施如被征地动迁的农民的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入市拍卖，扣除成本费用，拍卖的钱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组织，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跨地区、跨省交易，也将增加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 年通过立法开始真正实施。

三是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内循环下要防止脱实向虚，就需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强其他消费能力。我认为 10 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体上 50% 是商品产权房，30% 是商品租赁房，20% 是政府保障房。

四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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