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开放书架 | 封面中国：八月十五日，日本乞降时 （李 辉）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竟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后裔——引者注）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子在街头的哀号。

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时代》，1945年8月20日）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回忆录》，第315页）《时代》，1945年8月20日）

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意识到有情况将要发生的斯大林给苏联远东部队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询问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能不能将作战计划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部队和进行补给。也许，如果斯大林能够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发动对日战争的话，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的参战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页）

现在，杜鲁门认为他已有使用原子弹的合乎道义的权利。他为自己的决心所找的论据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战争将加快结束，这样就将拯救数十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工业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选为突击目标。8月6日8时15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它是用降落伞投掷的，脱离飞机后不久，在离地数百米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放出极高的温度。爆炸效力是惊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径内发生了数百处火灾。大约七公里距离上都能感到空气发热，人们甚至在四点五公里距离上也受到一度烧伤，在距爆心投影点一千米半径内，放射性辐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万居民中，有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将近十万人受伤，约一万四千人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716页）

没有人知道杜鲁门是否为美国对日本平民的大规模的常规轰炸感到不安——这些行为可以被称为残暴。但是他很关心大数量的美国伤亡人数的预计。对于他来说，投放原子弹以外并非无所选择，比如等待苏联在满洲和朝鲜发动地面攻击，加上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和炮击产生的效果，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再继续承受下去。然而，拥有了新的世界末日的武器，杜鲁门缺少等待的耐心和远见。另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在错误的、危险的思想的控制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天皇的权力，宁愿牺牲无数自己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摧毁这种心理——或者，用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1957年的话说：“使他们（日本领导人）因受到震惊而采取行动。”——这是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原子弹投放作的辩解。（《真相》，第383页）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说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管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8月7日，东乡向佐藤发出最后的训电，仍然指示他探明苏联方面的态度。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得知了广岛的原子弹轰炸。8月8日晚，当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他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认为日本人现在正在寻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口实。原子弹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美国摧毁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决定第二天正式参战，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星期，也比杜鲁门总统所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杜鲁门不经意间加深了苏联独裁者对美国的疑虑，成为冷战开始的一个要因。（《真相》，第372页）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杜鲁门总统处理着历史上压倒一切的事务。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种新的力量和欢迎太平洋战争有了新的盟友之后，他的事务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观望，如同别人一样，他想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与通常一样早起，准备离开白宫二楼的房间。此时，陆军部的信使送来一份急报。总统接过来，念道：

“根据天皇陛下的圣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年八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美国人付出七万五千个生命之后，日本战败了。他们对此很明白，因此，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放弃战斗。

刚刚出任总统四个月的杜鲁门，对这一伟大事件以及他与之相关的联系感到震颤。这位来自密苏里的简朴的人，睡眼朦胧地快速翻阅黄页急报：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条款……但可以理解为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这……”

句子就在这里中断了。这是非正式的文件，只是铃木贯太郎首相在七点三十五分（杜鲁门的时间）在东京电台发表的讲话，由在太平洋海岸的海军收听到，再以电报发回华盛顿。总统尚不能与盟国正式讨论，或者予以答复，但是可以与某些人商量。总统想和人谈谈，于是，他立即召集四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将军，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杜鲁门要他们赶快来。贝尔纳斯欣喜若狂，几乎一溜儿小跑穿过大厅，跑进总统办公室。半个小时后他们离去。富莱斯特尔亢奋而抱有信心。他告诉记者，三十分钟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消息。然而他错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同样的消息通过日、欧之间不确定的电台渠道，以外交电文的方式发往全世界。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典（转达给俄国和英国），一是通过中立国瑞士（转达给美国和中国）。当全世界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撼时，总统继续他的日常工作。

他的安排中的第一个来访者，是负责参议院亚洲事务的蒙大那州参议员曼斯菲尔德（Milk Mansfield ），随后，曼斯菲尔德感觉轻松地公开表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保证毫毛无损地允许“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杜鲁门与其他来访者讨论局势。一天结束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倾向于不再对天皇陛下采取任何措施（而在此之前，总统曾明确地称天皇为“那个杂种”(that bastard )。

有一种力量对杜鲁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依他当前所见，只有天皇才可能向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各个角落的所有日本军队，下达行之有效的投降令。

总统的一些顾问权衡再三，认为出于这一考虑，既然别无他人，那么对天皇最好不予伤害地保留下来。总统考虑的是别的方式：天皇必须向胜利者明确无误地低头。（《时代》，1945年8月20日）

史汀生部长过去常常表示保持天皇对我们有利。现在他坚持同一观点。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保持所有日本人民所拥护的、唯一的权威象征。李海海军上将也提出，即使单单为了利用天皇来实现投降这一理由，我们也应该接受日本的建议。国务卿贝尔纳斯对于我们是否应接受次于毫不含糊的投降声明的任何东西，表示没有把握。他辩论说，在目前环境下，提出条件的应该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提议，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答复中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投降，但同时用能彻底实现波茨坦公告的意图和目的的方式来确定投降条件。

下午二时，内阁开会，我向他们宣读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着贝尔纳斯提出了致日本的答复的草稿，并指出我们用什么程序征求盟国的赞同。我们向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同样的电报。在每一份电报中我们都指示我们的大使立刻把电报送交收报人，以示迅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发出的电报的部分内容如下：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但声明：“附有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的要求。”我们的立场如下：“从投降时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在华盛顿的总统周围，以及世界各盟国，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在菲律宾，一位情绪激动的人喊道：“让他们保留他们的天皇吧——我要把他打得屁滚尿流！”哈尔斯（Halsey）将军曾说过，他很想把裕仁吊起来，骑上他的白马穿过变为废墟的东京。当问他是否改变意见时，他大喊道：“绝不！”议员们也变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废黜”，一派主张“保留”。突然之间，帝国事务成了太平洋和平的事务。在此之外，无数人的生与死被放置一旁了。

总统的压力相当大。国内的民众，海陆军的官兵，认为和平已经来临。他的一些最忠诚的顾问争论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根本不可行——显然不足以保证战后的和平。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和他都反对向天皇让步。英国的艾德礼不承担责任。只有斯大林的观点——如果有的话——赞同杜鲁门。（《时代》，1945年8月20日）

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所作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来曾表示过的条件。（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328页）

为了使贝尔纳斯的照会更合裕仁、陆军领导人和平沼的口味，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与东乡外相讨论之后）和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有意对英文原本中几处关键词做了误译。原文的重要句子中，把“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力应隶属于（又译为“须听从”——引者注）盟国最高统帅”，松本将“应隶属”翻译为“将受限于”。

这一更改可能有助于仍处于极其犹豫状态的裕仁接受和平。第二天，8月12日，裕仁将他对投降的决定通知了皇族。当朝香亲王问如果“国体”得不到保留，战争是否还要继续时，裕仁回答说：“当然。”《真相》，378—379页）

战争愈临近终结而愈令人焦虑不安，度日如年。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协议的投降条件，但要保持天皇体制，国务卿贝尔纳斯就此与盟国协商，大家表示拒绝保留天皇体制的要求。这份答复于8月11日上午11时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向人民隐瞒了谈判投降一事，这样一来很可能会继续拖延战争。因此，战时情报局有责任向日本人民公布所有的事实真相和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贝尔纳斯的答复全文于上午8点29分从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以莫尔斯电码播出新闻电讯，并以短波无线电发布英语新闻，以及用日语通过短波从檀香山发布消息，同时在塞班岛以中波无线电用日语广播新闻公报，当时日本时间大约是凌晨4点。

2.旧金山无线电台同时开动所有波段播送贝尔纳斯声明的日文和英文稿，52小时反复播送，塞班岛的中波电台持续24小时播送同一节目。

3.旧金山《美国之音》远东部日本组把贝尔纳斯声明译成日文，通过战时情报局的联络专线与国务院方面核对后，用罗马拼音字母发电报送至檀香山、马尼拉和昆明。

4.电告战时情报局派驻各地的心理作战小组散发日文传单，并建议五角大楼的第二十空军准备好B－29型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本土投放传单。为确保文字翻译准确，旧金山电台通过专线与华盛顿逐字核对罗马字拼音字本。传单的标题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亲自审定（阿尔奇·麦克利什建议添进“每个日本人都有权力知道”这句话），然后通过商业无线电话逐字传到檀香山。

5.檀香山用短波发射机向塞班岛播发传真电讯稿，全稿共8页，塞班岛将此传真电讯稿重新排版，用韦本道弗式高速印刷机印出300万份传单。

全部工作均在从华盛顿开始执行此项方案起算起的29小时内完成。其中还包括第二十空军师的飞行员们驾着B－29轰炸机把传单投放到东洋和其它六个大城市的行动。它比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收到贝尔纳斯声明还早6小时。

切勿把这一切只看成是一群配合默契的熟练的工作人员的技术性的成就；应该指出的是，在把“皇帝”一词译成日文时，我们运用了传统的词汇“天皇”，而在贝尔纳斯答复的正式文本中用的却是“日本皇帝”一词，就此而论，我们的行动似乎使政策更具有了威力。（《费正清自传》，第364－366页）

8月14日晚，铃木政府通知美国和其他同盟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和贝尔纳斯8月11日的答复。在无条件投降戏剧的高潮时刻，促使天皇加速采取行动的是美国的心理战。8月13日晚或是14日的清晨，一张从B-29轰炸机上投下的传单到了木户手中。木户参见天皇并说明了情况的危急。这张最新的敌人传单将政府在一个条件下投降的通告和贝尔纳斯的回复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众。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帝国政府将无法再依靠保密向民众隐瞒战败的真实和长期延迟投降的原因。出于对包括批判皇位在内的不断增长的失败主义迹象的担忧，天皇和木户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人民崛起。（《真相》，第383页）

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日本政府，自然也是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对日本所有现代战争价值判断的否定，因此日本政府负有追究战争犯罪的义务。然而，“玉音放送”和随后介绍8月14日“圣断”情况的报道，主要涉及的却是在维护天皇制和官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同时，维持秩序。中国战争没有被提及，侵略行为被忽略，军队因他们的忠诚而得到褒扬。在减轻决策人的责任的同时，日本国民被植入了“现今是全体国民分担责任之时”的观念。（《真相》，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