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谈中医发展历史
编者按
中医是怎么回事？现代人应该如何从中医获得健康的身心？在追寻生命和生存质量的今天，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医。
本文由作者“牛翁一安平泰”发布于天涯论坛，我们分享并希望能与大家在思考辩论中对传统经方中医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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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中医第一次和第二次扩容
接下来中医步入了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唐宋时期，这一段历史时期之所以算得上是巅峰，那是因为自汉朝奠定了整个以汉文化，即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之后，在此基础上更加丰富和繁荣了，这就像一部新车刚刚过了磨合期，可以开到最大马力奔驰了。在这个时期不光是文学层面，在军事、政治、经济、物质文明各个层次都那么的辉煌灿烂。但是我们更注重那个时期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以及这种包容性对中医造成的影响。在盛唐时期的长安大街上来自世界各国人口杂居，也必然会带来各种他国民间的医疗手段和理念，还有大量的舶来物种的迁徙引进，老牛把这时期叫做“中医队伍的第一次扩容”，被中国人拿来使用到中国人身上就是在中医的范围内的事情嘛。
老牛上文说过我们不去做学究考古，我们就设身处地的替那个时代的百姓想想，面对形形色色的从西域舶来的很多神奇的外来物种，各自都具有独特的生物信息。这种外来物种的大迁徙，极大的繁荣了中医的视角，极大的丰富了中药学的范围。这种变化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了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诞生，洋洋洒洒5000多种药材的罗列，不能不归功于盛唐时期的这种大包容、大物流、大融合。
在哲学方面，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强势入主中原，在经历了最开始的大繁荣、大流行之后，最终促成了中国千年来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文化模式，还有和伊斯兰回教的长期的共生。可是这个文化大繁荣、大融合、大发展的过程，也是一把双刃剑，取舍好恶之间很多珍贵的东西就会失传。老牛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医自东汉时期《伤寒杂病论》时代到达巅峰之后，就像所有的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毫无悬念的开始走下坡路了。这种下坡路的形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虽说这几百年的时期很漫长，变化演进是潜移默化的。除了上面所说的中药学的大发展之外，中医理论也开始受到一定的影响。
宋朝的统治者们是真爱中医啊！
老牛秉持一个一贯的观念，当下正在大多数老百姓中间流行的东西一定是短命而短视的。上文曾经提到，在唐宋时期中华文明到达了一个非凡的高度，这几百年的时间充分发挥了中医的巨大潜能，在人们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为此到了宋朝时期，人文风气最浓厚的宋人们是极为重视中医的推广活动的。
宋朝统治者的确是一群文人，重文轻武是宋朝统治者最大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得失我们姑且不论，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来影响中医的。史料记载，宋徽宗时期，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顾名思义，就是希望中医这门学问能更广大的去“惠民”。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以至于造成人人都争相成为一个“好中医”的风潮开始流行起来。这种流行为金元时期河间派中医和温补派中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不能不说这些宋代统治者的良苦用心，到了宋代，随着官方对医学的重视，医学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他们甚至专门有机构来印制这种国家统一编撰的医书，国家出钱印制免费发给百姓使用，其出发点和勇气可嘉，但是显然这群人不具有道家智慧。这就说明中医这门专属个人修养个人体悟的学问，被宋朝统治者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崇拜，想当然地认为是好的东西就该大家来分享，所以集合一群专业人士编个合集来指导百姓日常应用。
但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相反的。宋朝这群官僚们认为好中医是可以批量复制的。具有这种错误的观点，不能不说受到盛唐时期西方各种杂乱的舶来文化的影响。老牛把这次中医的大众化、庸俗化的过程称为“中医的第二次扩容”。把本该属于道家思想指导下专属的中医给人为扩容了。这种人为的扩大繁复化看似是善意的，看似是极大的丰富了中医的内容，其实严重地伤害了中医的传承特点。那就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以繁驭简中逐渐丧失了真理。
《伤寒杂病论》总共113方，用药范围最多百种。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全书10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等14门，载方788首，用药不下千种。对比一下，有的人会笑了说到：“这难道不好吗？分得更细了，用的更加省心了，老百姓用起来岂不是更方便，中医这是真正的发展了啊。”这就是典型的西方舶来思维，认为人人都是具有一样的能力。一个具有传统儒道哲学价值观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肤浅的认识的，所以一定有一小部分人也会笑着说道：“正好违背为道日损，损之又损的求真原则，在貌似大踏步前进中大踏步的后退，中医真的开始没落了！”
医者意也
自汉朝开始建立了以纯正道家思想为本为道、儒家思想为表为器的外王内圣之道后，封建帝王们树立起暗自尊道却示民以儒的传统哲学格局之后，才有了汉末传统中医的巅峰时刻。但是所有的巅峰时刻都是短暂的，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的规律放之四海皆准。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化的强势入侵，不可避免的被统治阶级发现利用，历经几代帝王的推崇，最终促成了至今千年儒释道三家并存的传统哲学格局。但是这种格局是利多还是弊大，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老牛不去过多的评判，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注定开始影响中医了。
医者意也，中医传承之难，难就在一个意会上。这就造成很多历史上有成就的大医，在死后出现无人继承衣钵的结果，令世人扼腕叹息不止。历来人们试图把中医传承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是道家人物就不会产生这种强烈的愿望。道家追求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如果把这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试图概念化通俗化之后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一言已出，就会言不及意。
形而上学，道世界概念的缺失是所有文字记录的通病，曲解圣人意是后人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因为仲景先师深谙此道，才没有在《伤寒杂病论》中做长篇中医理论大论。历史上诸多有成就的大医，开宗立派著书做传的大师们都是一些悟道之人，都能在实践活动和思考辨证中认识到这一点，只要他们还活着，那就不管是弟子徒孙门如何的推崇造神，他们也都甘愿以无比诚意的心态拜倒在仲景的门墙之下。每当读到这些大师的文字之中，深深的浸透着对仲景先师的拜服之情，就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所感染。
老牛个人认为在宋本《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一些脉学的理论，甚至是条文中间穿插的各种议论，更别说《金匮要略》中明显的后人刻意续貂之笔，这些都是在原文失传之后，后世不肖们的曲解之续。这说明从张仲景的弟子张子和开始就已经开始“曲解”了，只不过还好，能接受。至于到了宋朝林忆校刊了，现如今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宋本《伤寒杂病论》还都可以接受。但是当老牛看到那条文清晰、行文规范、辨证完美、方药对偶齐全的《桂本伤寒杂病论》之后，不禁要问这是仲景先师的悲哀还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悲哀？中医就这样不可避免的被通俗化了，完美化了。
唐宋时期开始中医的庸俗化
在伤寒论被药王孙思邈收录在《千金翼方》之后，在经历了汉唐中华文明大辉煌之后，中医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种地位有别于早期中医只能被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特点，更加大众化了。老牛前面提到过，这种大众化必然伴随着庸俗化，因为大众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想要流行开来就必须先“普适”一下，这一普适就把很多重要的，特别是道层面的东西丢掉了，因为现实之中能真正悟道之人极少。当然这种普及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好事。这可能也从侧面支持了中医在汉唐宋时期整个社会的辉煌。毕竟有了健康的体魄才能保证其他方面的发展强大。
维持几百年中华文明的辉煌，中医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这种配合得当的极度完美状态，注定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庸》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种和谐中和的，有利于中医大发展的良好历史阶段很快就转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迎来中医发展的加速堕落期，直到明清甚至是民国时期。
在金元时期，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这都是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几个开宗立派式的大医。面对他们的毕生医学成就，以及对中医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老牛从内心里感到钦佩之至，并且老牛百分百肯定这些大医们在临床就医上的个人能力，但是老牛也清醒的看到了他们的出现，对中医这门学问的发展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和隐患。
金元时期中医的传承特点
首先金元时期这几位风格特色各异的大医家们，他们各秉一家之言本身就不全面，只是对某一种类型的疾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发挥，或者是偏重于、习惯于某一类方药的使用，他们显然都不具有成为一个医圣的素质，只能说属于一种奇才的范畴。并且这些医家都很虔诚的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从来没有那个人狂妄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在医圣仲景之上，或者说与医圣齐名，具有同样的行业地位。他们各自都具有很强的理论辩才，他们的学生弟子众多，各种诉求也多。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些学生每个人层次不一样，所求必然不同，也就避免不了刻意人为“造神”情况的出现。徒弟后学们甚至站在门派的角度上相互倾轧，相互贬损对方的门派。这种情况越久越严重，传承越失真，造成这种情况跟中医后学们都不学无术，整天致力于争名逐利有关。老牛个人最反对对有成就的中医进行人为的推广造神，神造起来了，利就能得到了，真理就随之丢失了，这是必然的情形。这样做其实是在毁掉中医事业，完全违背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离开道家思想的约束指导，中医一定走下坡路走歪路。
其实就在今天老牛这样说，同样也会遭到不少金元四大家拥趸的严重鄙视和不屑的。只要敢有一丝对其推崇者不敬，那么就是马上对立起来，这就是中医门派之争的可悲之处。真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离经叛道久矣。
明清时期温病派中医
温病派中医的主要特点，辨证用药满眼皆是火。王叔和，他认定温病是因为四时不正之气造成的，《诸病源侯论》的出现，将温病列出二十二症候，又给了温病学术的依据。唐朝名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同时有另一位名医叫做王焘的《外台秘要》，此二巨著皆记载有温病，像温毒、温热、温毒发斑、冬温、冬温发斑等症状，并陈述药方在内。之后在宋、金、元朝时又有四大名家，其中之一就是刘完素。这位当时之名医，治温热病之经验也主张使用寒凉之药。
到明朝末年时期，当时因为战乱而导致人民东奔西逃，在环境上居无定所，情绪上悲愁痛苦，这就使得人们容易肝气郁结、气滞形坏。正气不足，更加容易感受天行时疫。而当时的中医医师们在历经了中医二次大扩容之后，基本已经不会使用伤寒经方治疗这种疫病。
当时医家吴有性，认为伤寒与温病二者截然不同，温病是因为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所以就在第二年，著作《温疫论》，自此以后温病治症就形成一专门学派了。书中对于温疫的传染病源、途径、与人体的抵抗力多强等等都写得很详细，甚至于包括动物的传染如鸡瘟、鸦瘟、猪瘟、牛瘟等等，都发现到同类动物传染同样的瘟疫，不同动物间不受传染等。
他虽然与王叔和都主张温病，但是二者看法却不同，因为对病源有不同的解释。简单说，王比较认定是气运造成温病，这种思维方式是有显著的时代特点的。而吴比较倾向是口鼻吸引入疠气所造成的温病，这就比较能明显的看出其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细菌病毒这一类外邪入侵思想的影响，从微观上来探讨温病的发展形势（注1）。吴的《温疫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专论温疫病的书，因此又加强了温病派的理论基础。
到十八世纪以后，就形成温病派，其代表人物就是清朝著名的医师叶桂，字天士。他先后曾拜十七位师父学习各家之长，一生没有多少著作，他基本上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再逆传心包。”就是由呼吸道先感染，施治不当，就会神志昏乱。其辨证时采用卫、气、营、血辨证法。也就是说病情由卫进入营血就是越来越重，在治疗上采用清热解毒，芳香开窍，养阴生津之法。
当时有一人与叶天士齐名，叫做薛生白，著作有《温热病篇》，其与叶有相同的看法，自此以后研究温病派学术的人越来越多。最有名的有两位，一是吴鞠通，另一是王孟英。吴鞠通发扬了叶天士学说，将他一生研究的医理与实际临床经验写成一书名为《温病条辨》。书中区分温病为上、中、下三焦来论治。上焦论呼吸病变，中焦论消化系统病变，下焦论一些虚弱等病变，他设计了“桑菊饮”“银翘散”等等很有名的温病方剂。而王孟英，他以伤寒论为经，以温病学为纬，编辑出《温热经纬》一书，大家可以参考这书来了解温病学说的起源与发展。
温病派中医对中医的影响
温病派对中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温病派却是近百年来中医的主流派别，今天的中医大专院校的教学内容，基本都是因循温病派的理论为主导施教。除了学院派中医，很多民间中医也大部分都是从温病派入手学习中医的。可是不光是老牛，很多实践派中医在逐一实践经历了温病时方和伤寒经方之后，就会感受到运用温病时方派临证的巨大疑惑，同时能感受到运用伤寒经方派临证得到的巨大的鼓舞。老牛本人也是强烈的感受到了这种对比，说实话，运用时方心里真的一点底都没有，虽然理论辨证头头是道但是结果往往收效甚微，只有经方的那种真正的效如桴鼓、拔刺血污的迅猛疗效，才能支撑起作为一个中医的自信心。没有自信怎么可能坚持在纯中医上继续追求，枯燥而漫长的纯中医求学之路怎么可能坚持下走去。中医这门学问是不可能速成的（注2）。
曾经有一个患者这样问过老牛一个问题：“他认为他现在能隐约的感受到，好的中医都是经方派，普通中医院里怎么治都治不好病的那种是温病派。但是想请教温病派的是怎么回事呢？既然这个东西能够在中国土地上得以推广好几百年，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吧？或者是它在某方面有疗效？或者是它适应了某一种病症？还是它的理论推广了伤寒论？总之我非常不能理解，如果温病派真的像某些经方专家说的那样一钱不值，它怎么会这样长期占据了大陆地区的主导呢？会不会它也有独特的价值只是没有被这些经方家发现呢？《伤寒论》又为什么会在某种程度上失传的呢？不知道我的这些困惑，在中医界有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呢？还是大家也搞不清怎么回事？”这样的问题我想代表了广大患者共同的疑问，甚至是一些初学中医的爱好者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其实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医到底是失传了还是被发扬光大了的问题。老牛上面铺陈了很多，其实就是想让大家静下心来，心态平和的一起来慢慢认识这个问题。中医这门学问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彻底变味了，特别是从明朝开始，宋明理学盛行的“穷究”之风，不光是影响到儒家学问的失正循极，更是间接的影响到了中医。毕竟那种风气是非常不适合中医这种，一切以实践为标准，根植于广大的老百姓，以治病救人为主旨的“接地气学问”的。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成为了一种被文人学者以及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文学形式，小说是允许虚构的，这一点小说作者心知肚明，为了起到吸引读者的“戏剧效果”，小说家们凝思苦想、挖空心思的创造着跌宕起伏的情节，越是情节离奇，越是情节起伏落差大，越能满足读者追求刺激的心理。作为小说娱乐大众尚有情可原，但是这股子风气明显的影响到了中医这门学问。
老牛给大家举个例子，《红楼梦》是举世公认的四大古典小说（当然这个举世公认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特征，我们也要清醒的面对），曹雪芹头顶上也被带上了无数光环，似乎那么伟大的一部小说，就能代表了整个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曹雪芹的才华的确涉猎到了中医，小说中大量的引用了一些中医方剂学的知识，但是有经验的经方家一看那就能看出来，那几乎都是温补派的方子。老牛不否认《红楼梦》的文学成就，但是不能接受《红楼梦》中关于中医范畴内的各种观点。何况曹雪芹死的很早，早年纨绔，青年落魄，中年早夭，基本没有中医实践的机会，一天职业医生没做过，假如他真的具有做医生的水平，他们曹家败落之后，他也不可能混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吧？还有一点，老牛是相信这一类红楼方药的确是他们家现实使用过的，但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医会看的很清楚，林黛玉是怎么死的？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养尊处优的小女孩就那么容易死掉吗？除了所谓的心理因素之外，源于对中医庸医的错误信任，跟乱吃一些清凉滋补类的中药没有关系吗？这真的值得思考啊。这一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中医知识仅仅是依靠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得来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眼光的读者，一个有见识的中医从业者，起码要保持自己头脑的清晰。不能人云亦云，要保持独立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个性思维。老牛也希望媒体不要再拿“红楼梦中方”来代表中医了，因为那真的只是一场梦而已。
其实大家都经常看、喜欢看，同时也是学习中医必须经历的，那就是研读名家医案的过程，大家都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名家临证的经验。很有名的类似于《清宫医案》，说实话那基本也属于小说，情节基本都很波折离奇，其结果一定完美无憾。大部分的医案都连年龄，发病时间，所对应的时节都不提，根本都是在自说自圆、闭门造车、想当然地在做文章而已。老牛始终认为，只有刻诊的医案才有价值。
在医生刻诊这个时间段里，真正的纯中医脑子里不光是装着病人的四诊资料，还有现时的气运规律、节气特点。中医严格意义上说是一门研究天人之间互相感应的学问，是探究大自然气运变化如何影响人的学问，这才是纯中医的思维模式。
明清时期的中医发生了更加强烈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当然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诱因，蝴蝶效用的始作俑者，就是发生自西方国家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终造就西方文明的强势，在明清时期这种强势不光影响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革，也严重的摧毁了中医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严重的打击了中国文人的自信心。短短的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中医就从主导地位，掌握所有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地位上被踢了下来，变成了一种尴尬的从属地位。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取消的主要是论调是“不科学”，这又是一个极端的时期，一直到文革破四旧推到孔家店为止这段时间，是中医最低潮的时代。
》》编者注
文中有几处有待商榷。
注1、细菌最早是被荷兰人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mhoek，1632-1723）发现，细菌这个名词最初由德国科学家埃伦伯格（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1795-1876）在1828年提出。而第一个已知的病毒是烟草花叶病毒，由马丁乌斯·贝杰林克于1899年发现并命名。事实上，《黄帝内经》有云：“或生于阴，或生于阳，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指出病有内因外因，在《素问·本病篇》指出有各种疫疠之病（即流行病），且指出运气的升降失常对此有密切关系。因此文中提到吴有性（1582—1652年）受西方细菌、病毒的影响有待商榷。
注2、《难经第五十八难》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温湿，有热病，有温病”表明古人很早就对伤寒有广义的认识。一般认为张仲景的《伤寒论》关注狭义伤寒，而明清时代的温病学说则是在《伤寒论》基础上的发展。但无论哪种学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的理法方药同样适用。温病学说在实际运用中如果辨证准确，同样效如稃鼓，而经方运用如果辨证不明，还是会没有显效，要不现在有这么多的中成药，哪里还需要中医生呢？直接废医存药就是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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