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中毒的故事
| 现代人一得病就是抗生素什么的用上了，而且药物的选择是什么高级用什么。但你是否知道有时候药物也会引起身体反应并会造成不明原因的病情？那就是医源性疾病。 |
路上碰到国权，被叫住：“老潘，那天我带了一个亲戚找你看病，说你到广州去了。”我问：“什么病？”“胃里不好。她原在北京医院看过，检查说是幽门螺旋杆菌性溃疡。北京医院开来两种抗生素，吃一周。回温后，再到二医去看，医生也是同样的两种抗生素，吃一周。岂知服药后，腹胀满，大小便都出问题，连月经也没有了。后来只好重新到二医，找另一个医生。那医生说可能是药物中毒，不能再吃了，后来到乡下去吃了一些不知什么名字的草药就痊愈了。”我想想，有可能是停了药，人体自身的解毒能力就把它化解了；或者，这草药是利尿的，把药毒排出去了。
胃里的幽门螺旋旋杆菌性溃疡的判断，要先用胃镜穿过口腔、食道、通过贲门，在幽门的溃疡面上剪出一块腐烂的肌肉，让病理学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后才作出的。于是，医生作出了用药的决定。这种判断与治疗，看起来很科学，其实，大可怀疑。一是，该杆菌是否就是制造溃疡的元凶？杀死它们后是否就能使溃疡痊愈？这话很难说。因为，患者吃药一周还没有好，否则，就不会继续吃第二周了。一块小小的溃疡，不能在一周内治愈，也就说明用药的无效。人的口腔，也很容易生溃疡，笔者用西瓜霜或锡类散喷几次，当天就马上见效，这是什么道理？
根据笔者用药的经验，直接喷口腔溃疡面用的药，面越小，效越大。也就是说，喷疮口的药物，只喷到疮面上盖住疮面，效果很好；相反，不小心的人，或者以为用药多一些效果就会好的人，把药喷多了，效果反而不好。道理何在？药物只提供某些信息，激发了生命的愈病能力。多了，反而造成信息紊乱，所以，就好得慢了。胃幽门溃疡面上有螺旋杆菌，而吃进的抗菌素，即使全部散布在胃表面，对溃疡面上的螺旋杆菌，也不会有多少影响。何况抗菌素在胃里，还会被胃酸和其他的活性酶分解而起不了作用。人的胃中，本就存在着一个微生态，人的消化功能，就仗持着这个微生态的平衡，才能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服用或注射抗菌素后胃消化能力减退的原因。为了杀灭一个小溃疡面的螺旋杆菌，就使整个胃表面都铺满，就好比用一个军的部队，去打一二个小土匪一样。杀鸡用牛刀不要紧，但伤的敌人不多，伤的自己人却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药吃不好病，却把自己弄得几乎送了性命。因为，大小便不通，腹胀如鼓是很危险的。所好患者自身解毒能力仍有，停了药后，毒素被逐渐排出，这就是病好的原因。也许，草药也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大多数草药都有利尿的作用，帮助了毒素排出。
我把此事告诉了小康，小康说：“80年代我在农科所当所长，所里的一位女打字员还只有27岁，发热住一医治疗，病越治越重。医生检查诊断，判断是得了血癌。据医生说，她用的药都是最好的、从日本进口的抗菌素了，发热反而越升越高，甚至达42度以上，于是大家都认为患者得了血癌，转住血癌科。血癌科的主治医生认为所有的好药都已用过，都没办法，所以，无药可治，还是嘱家属准备后事吧。家属哪肯眼看一个27岁活龙活现的子女就此结束生命，找小康要求他亲自到医院里去与医生商量，能否请更好的医生来会诊。主治的医生却一口回绝，说：‘我这里是一医血癌科，是全市最好的地方了，治血癌还有什么地方比我这里更好？会诊也就是叫我自己会诊！’所好，该患者有个表姐在杭州市的某医院，也是在血癌科。电话联系之后，与主治医生商谈，总算得到同意，转院到杭州治疗。
所里就请本所医务室的医生陪患者一起到杭州。当时坐飞机是不能报销的，这位医生还没有坐过飞机，就以乘机以给报销为条件，才同意陪去杭州。那时候规定除非十分重要的事件，乘机就不能报销。小康为救治病人，同意这个条件。三天后，医生回来了，小康问他为什么不在杭州陪患者。医生说：‘好了。’小康一惊，以为这患者死了。因为，好了，这个句子，有完蛋了的意思。再问，医生说已退烧了。原来刚到杭州这几天，医院还没有诊断清楚，没有用药，只吃了一粒普通的退热片，就没烧了”。原来这叫做药物性的发热，用药越多，就越发热，一天比一天高。
过去生病全部报销，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需住指定的医院，不能自由选择。那时又实行低工资制，拿来的工资只能维持日常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看病。因此，即使你觉得医生的治疗决定是错误的，或觉得医生治错了病，都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所谓的现代医学，医疗能力极其有限，往往是治死的人比救活的人要多得多。所以，美国的伊里诺伊州医生资格证书委员会主任、伊里诺伊州立大学预防医学副教授门德尔松才会说：“没有什么活动比冒失地走进医生办公室、诊所或医院更危险了。”美国的医疗尚且如此，我国的高级医生，很多都是从美国留学或进修回来当教授、博士和主任医生的。由他们带出来的学生，数不胜数，当然还相差一个档次。这些人诊断、用药的错误，那就比美国的医生、诊所和医院要更危险了。美国的罗斯先生耗时三十多年，著《现代医疗批判》，说：“医源性疾病是由医学治疗引起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在医院死去的人中，每4个人就有一个是因服用药物而死去。”“人们相信医学，需要医学，可医学许诺太多而实现太少（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来挽救生命）……而且多数人还会继续认可人类文化所认可的疾病，继续服用药物，直到被治死为止。”现在医保的目的，好像只是为了使大家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却没有考虑吃药、治病的危险，这种考虑是否是缺了什么？
小康作为所长，在某次会议上讲述此事后，所里一些干部觉得很气愤，认为必须把此事向医院作个反映。然而，这个提议，立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道理是，一医是他们所指定诊治单位，如果关系搞坏了，将来大家生病去治疗，一定会遭到刁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农科所里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医血癌科的主治医生，这个医生却认为是因为他们用了很多的进口药之后，药物发生了作用，才使发热退了。据说这个还只有27岁的女人，发热住院后，由于热势不退，医生用药越来越“先进”，都是一些日本进口的消炎药，价格很高。从普通老百姓到高级医师，都迷信进口药，却不知道“药贵对症”，而不是价钱高就能治好病的浅显道理。
医生不懂药物中毒的故事很多。我的一个朋友，也曾经因发热而住院，其热总是不退，后来转到另一个医院去，那医生问了病情后，交代说，反正热势不高，暂不用药观察几天。有趣的是，观察期间没发热了，一输液热又复来。于是医生说这可能是药物性发热，停了用药，果然就好了。我曾治过一14岁的患者，在术后呕吐不止，9天不能进食。我嘱医生停药后，立即就可以进食了。
患者住院，医生因其热不退，除了验血做病理分析外，还要抽骨髓，才会做出患血癌的判断。这种明确的判断，是在显微镜下。如果没有看到白细胞的数量大幅度升高，没有看到幼稚白细胞，当然就不会做出得血癌病的判断了。这说明判断犯血癌的病理分析，其科学性应该打个问号。血癌的病理分析犯错，难怪血癌科的医生了。试想：停药后热退了，白细胞下降了，幼稚白细胞不见了，这是什么道理？唯一的答案只能是：医生使用的药物引起了白细胞升高，引来了幼稚白细胞。这与西医治癌的药物能致癌一样的道理。
就此病例而言，白细胞可能因某种原因而暂时升高；幼稚白细胞也可能因某种原因暂时出现，而以白细胞的升高与幼稚白细胞的出现作为判断得血癌是错误的。道理就在于危险的血癌病怎么可以用一些暂时出现的某种因素来判断呢？这好比法官以某人曾产生过杀死某人的思想而认为他一定是杀人犯，再而作出处决的判决一样荒谬可笑。
最近，我的朋友邵宗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当教授的，因觉得有点心绞痛，去医院心血管科做了检查，医生说这是心血管堵塞，应该装支架，于是就给装了两个支架。但没多久，这支架又发生堵塞。教授的儿子在美国也是进修心血管专业的，听父亲生病，就乘机赶回家。他看了原来的病历以及检查情况后，认为父亲这样的病尚属轻浅，是不应该放支架的。因为，支架是能进不能出的，置放后，就真正成了个重病号了。
医生为什么要决定放支架呢？原来是经济利益在作怪。现在的支架，一个要四五万元，都得从美国进口。美国的公司有个规定，每放一个支架，医生可得到18%的提成。给教授装上的两个支架，医生个人就可以得到一二万元的提成，难怪这位医生把不需要装支架的病人也装上支架了。这种支架，只是一个小指这么大的弹簧，要卖到四五万元，到底成本的含有量是多少？试想这里有多少利润？医药公司以这么多的提成给医生，名为随访报酬，实是公开合法的行贿。西方医学的堕落的原因就在这里。教授为此大怒，准备要起诉，但他的儿子阻止了他。因为，儿子要考虑回国后的工作，如果得罪了这个权势集团，今后的生活出路怎么办？在西方，像门得尔松这样的医学异教徒可以允许存在，可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小康所里的干部与这教授的儿子所表现的如此类似，如此无奈，令人心酸。
编后语：看到这里，小编只想说社会上有种种无奈，我们只能管好自己，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作者简介|
潘德孚，男，1935年生，中医师，工作单位：温州市潘德孚中医诊所。1961年自学中医，后师事温州市老中医方鼎如、胡天游、谷振声，专习临床治疗。1981年发表《腹诊浅探》，2003年连续发表《阿是治疗和阿是效应》、《阿是联想——内病外治》、《潘德孚医案疑难病例选编》等，另有多篇抨击医医疗腐败的文章。温州市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会长、温师院教科所兼职研究员。行医45年，著有《潘德孚医话》、《治病的常识》。近几年从事生命医学的研究，著有《中医小故事》、《人体生命医学纲要》等（已被浙江科技出版社接受并准备出版）。
来源：潘德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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