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父亲的病》：真的是庸医误人吗？从药引谈起

对于“药引”的最早印象，来自于中学时代鲁迅先生一篇名为《父亲的病》的文章。文中“药引”有河边现采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以及平地木。那个时候最易产生共鸣的是对庸医误人的痛恨，以及对用“药引”故弄玄虚的鄙视。多年以后翻看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再次读到“父亲的病”一文，感受却大不相同，因为自己已经是中医人了。

事件梗概为：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患了肺病、水肿一类的疾病，家里先后请来了绍兴城里的两大名医。先是姚芝仙，与之“周旋过两整年”，直至其“所有学问都用尽了”之后，推荐了另一位更高本领的名医陈莲河，最后到药“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周伯宜病逝，终年三十七岁，那时的鲁迅才十六岁。

绍兴城的两位名医是何许人物？是庸医误人吗？他们的药引一个比一个独特，是不是故作高深？据鲁迅先生的一段追忆，在两位名医之前，还请过一位姓冯的医生，因为他每次来诊都是醉醺醺的，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后来的两个名医，是文中提到的两位，一个是被鲁迅隐去了姓名的姚芝仙，另一个是姓名被做了隐晦处理（倒过来读音同）的何廉臣。

据说姚芝仙做过太医，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绍兴人称之“姚半仙”，出诊架子甚大。姚芝仙未有著作和医案传世，对于他的医术难以考证。他给周伯宜治病用的药引，鲁迅说“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用药以芦根、甘蔗为引，可知是有肺热。甘蔗经霜，如霜桑叶一样，清热之力增强，也非是故弄玄虚。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的中医名家，“绍派伤寒”的代表人物，一生勤于诊疗，又致力于古籍整理（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编著《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兴办中医教育，创建中医学会、学报，在绍兴乃至中国近代医学史上颇有医名。张若霞在1959年第二期《中医杂志》摘录了何廉臣数则医案，并评价他的处方用药“罗罗清疏，极炉火纯青之候”。在医案中，也可以看到他用药轻灵，用过的药引子诸如紫金片、嫩桑枝、葱白、鲜淡竹叶、生姜汁、甘蔗汁等，也并无玄虚之处。至于给周伯宜治病，不用姚芝仙用过的芦根、甘蔗，而是用蟋蟀、平地木，也是因为病情发展的需要。

蟋蟀，又名“促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第四十一卷·虫之三》灶马（蟑螂）下附“促织”，言“古方未用，附此以俟”。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十·虫部》载其功效，云：“性通利，治小便闭。……治男、妇小水不通，痛胀不止。”何廉臣取其通利小便的功效治疗周氏水肿是对症的。平地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多生于山隰、林下、溪谷旁阴湿的地方，其叶下结小子如天竺子，霜后色红，故又名“叶底红”“叶下红”，又因其似樟叶而短矮，故俗名矮脚樟。平地木也是一味不常用的药物，一般的药店是没有的，但也寻常可见。但是鲁迅先生却说：“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部称为‘老弗大’。”实际上，鲁迅先生后来在《知堂回忆录》谈到《父亲的病》那节对寻找平地木的记述，他说：“《朝花夕拾》中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其实平地木见于《花镜》中，家里有这书，说明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珊瑚的。我们称它作‘老弗大’，扫墓回来，常拔了些来，种住家里。”《本草纲目拾遗》载其治吐血劳伤：“用平地木叶干者三钱，猪肺连心一具，水洗净血，用白汤焯过，以瓦片挑开肺管，将叶包裹，麻线缚好，再入水煮熟，先吃肺汤，然后去药食肺，若嫌味淡，以清酱蘸食，食一肺后，病势自减，食三肺，无不愈者。”何廉臣取其“治吐血”的功效也无不可。

周伯宜受父亲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影响，经历过坐牢、革去秀才身份，家道中落，为排解心中的郁闷，又有了酗酒、吸食鸦片等行为，病情颇为严重：“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据此分析，周伯宜的疾病发展到最后，大概是肝硬化了。肝硬化晚期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的“吐狂血”，肝硬化进入晚期失代偿表现为“脚背浮肿，渐至小腿，……终于肿到胸腹之间”。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病因长期或反复作用形成的弥漫性肝损害，本就难治，又加之情志抑郁、酗酒、吸食鸦片等，换做任何高明的医生恐怕都难以妙手回春了。医家用偏药，也多是疾病难治，多药不效后的权且一试。对于中医而言，医名大都是疗效口碑相传而得，尤其作为一方名医，一般不会浪得虚名。所以“庸医误人”“故弄玄虚”的笔调，也就有失公允了。《鲁迅评传》评价说：“这一段经过，对鲁迅幼年的心灵是深刻的烙印，影响他后来对人世的看法，以及对中医的蔑视。（鲁迅的头脑是科学的，但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所以他憎恶中医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确的。）”

很多人对于“药引”的认识源于文学作品，除了上文鲁迅先生《父亲的病》提到过，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更是常见。比如《红楼梦》第十回里面一位姓张的先生给秦可卿开了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用药引“建莲子七粒去心、红枣二枚”。那么，中医的药引到底是什么？

某些药物或食物，配入药方中对身体某部位或某些病症有特殊导向或效用，称为药引。《医学阶梯·药引》言：“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古人用汤，必须置引。”但是在实际处方中，药引也并非必需之物，需不需要药引，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临机取用。最为常用的如，行气血用酒，服补肾药用淡盐水引药气入肾，眼科方药加葱、茶引药入眼，清热利尿用鲜竹叶，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等等。

引经药指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起“向导”作用的某些药物。引经是以归经、引经（又称“引经报使”“报使”）和君臣佐使的使药为认识基础的，对临床组方用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清代吴鞠通《医医病书》言：“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清代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说：“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如太阳经病用羌活、防风、藁本为引，阳明经病用升麻、葛根、白芷为引，少阳经病用柴胡为引，太阴经病用苍术为引，少阴经病用独活为引，厥阴经病用细辛、川芎、青皮为引。此外，还有引向病所的“舟楫之剂”，如治咽喉病用桔梗引诸药至咽喉，治上肢病用桑枝，治下肢病用牛膝等，后来也被归入引经药的行列。

药引与引经药作用相类，在概念和内容上，二者也常常交叉混用，在广义上可不做区分。但从狭义而言，二者还是有差别的，比如：①引经药受经络学说和归经、引经理论的影响，而药引则不受其限制，作用部位和效用更广泛；②药引大都不是常用或方便储备的药物，多需病家自备，而引经药则随方取用，一般不需要病家自己去配制。

医家用药引治病的经验很多，清代的龙绘堂在《蠢子医·卷二·大药引子甚是得力》中将药引形象地比喻为“先锋”，并例举了伤寒、吐衄、腹疼、尿血、疮肿、风症等合宜的药引，很是实用：“治病引子最为先，引子便是先锋官。先锋如硬实，他自打敌前。我尝治伤寒，大葱一把煮水煎。我尝治吐衄，茅根一握煮水煎。我尝治腹疼，黑豆一碗（炒焦）煮水煎。我尝治尿血，蓟根一束煮水煎。我尝治疮肿，忍冬一掐煮水煎。我尝治风症，艾叶一团煮水煎。我尝治眼红，薄荷一襟煮水煎。我尝治滑泻，五倍一两煮水煎。我尝治虚热，童便一罐当水煎。又尝姜汁一大盏，对药治顽痰。又尝韭汁一大杯，入药治血鲜。又尝酪酼一大壶，炒药（炒大黄半斤）治喉干。治火呃之症。又尝治半边，外用醋麸（炒热）裹腿缠。又尝治项强，外用热砖枕藉眠。又尝治瘰疬，外用神针把火燃。硫黄、麝、朱砂合银朱卷入油纸，炼成丸，用针挑住，贴瘰疬上，日一次，以火燃之。诸如此类症，引子最为先。好似乌骓马，全在霸王去著鞭。又如青龙刀，全在关帝去传宣。幸当用药时，不妨此笔添。”

药引各有其功，当随证选用，不可随意轻用。比如一见感冒便以葱、姜为引，不知感冒有风寒、风热，若遇风热之证，又用温散的青葱、辛热的生姜，即如抱薪救火，必致轻病为重，或者导致变证丛生。再如小儿痧痘初起，在南方有服笋汤，助发表以催痘长浆的用法。但是作为药引，可少量煎用，过用则伤气。更需注意的是，痘疹发展到灌浆有破溃湿痒及至痘疹渐收时，笋尖就忌用了。

药引当随证起用，忌沿俗而不懂变通，或是故作玄虚每方必加药引。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感慨当时出现的类似问题：“何今人凡药铺中不卖，须本家自备者，皆曰引子？甚至所加之引，与症不合，如痘科中既用芦根，又用香菜，大热赤疹，必用三春柳。每方必曰引加何物，不通已极，俗恶难医。”总之，若药引与证不合，画蛇添足是小，影响药效就得不偿失了。诗曰：临证用药如用兵，可取药引做先锋。故作高深不可取，随证选用有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