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中医，都应有这样一本“失误记略”

北方有一个同志，被哮喘病整整折磨了20年。北方，那气候严寒的北方，罹此沉疴，真如湿手沾面粉，挣不脱，甩不掉。好在有位高明的中医给他拟了一张处方，一发作起来，服了此方就喘平咳止。因此，他视那张处方为宝贝，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

有一年，他来到上海，旧病复发，便赶紧掏出方子去药房配药。没想到不服还轻些，服了下去竟喘得更加厉害，面色苍白，汗出频频，连说话都没有气力。他心里直嘀咕：“怎么转过一个地方，宝方就不灵了?”赶紧上医院，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生病经过，“宝方”的获得都告诉了医生。他挺神秘地掏出了那张处方，医生一看，微微一笑，原来是一张小青龙汤方，实平常耳。

是时没有多说，给他另拟了一方，并嘱可服15剂。3剂服罢，他喘平咳止，服了6剂，面转红润，待把15剂服完，觉得浑身有了力量。这一下别提多高兴，又视此方为宝物。

秋季的一天，因为煤气与艾叶熏烟的刺激，哮喘又发，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将上海的这张处方拿去配药。可又出意外，药服下去，咳不止，喘更甚，头痛脑热，口干唇燥，这真使他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计可施，复求他医，又详详细细地述说了情况。医生见他服的方子乃补中益气汤方，也是一张极普通的方子，明白了他是为药所误。重新拟方，很快控制了病情。

读者或将见笑，此人何等愚笨，一错再错，自讨苦吃。可我真不敢笑话他，倒很感激他、体谅他。我感激他不怕贻笑大方，不隐瞒真情，如实道来的纯朴。我理解他亟望病好，对一张疗效显著的方子视若珍宝的虔诚，为此他才吃了苦头，我是体谅他的。由于这样一个病例，我才省悟到：医生，一个日日临床的医生，除了治病外，还应深入地探求些什么？

我不敢笑话他。早年，有个高血压病人患呃逆，发作时，其眼闭，其胸腹往上抬，其肩往上耸，两手拳拳，呈痉挛状，一日发作数十次，十分痛苦。一位医生给他用了降血压的药加止呃逆的药，可血压未降，呃逆未止。

我从病人的全身症状辨证，发现是痰热作祸。我并没有止呃，仅针对痰热，拟了个清热化痰的处方。病人服了3剂就热清痰化，呃逆顿止。竟然如挑刺一般迅速。病人甚为感激，我心中亦大喜，便在“临证随笔”中记下了这个别具一格的病案。

没想到8个月后，病人呃逆复发，赶紧来求我开原方，我草草诊过，并未凝神思索，心想这还不是笼中捉鸡的事，便“依样画葫芦”开了原方。岂料药后呃逆一发不可收拾。以昨天的经验来代替今天的实践，在病人的恭维声中沾沾自喜，哪能不摔跟头？

可病人却十分宽容，竟没有对我发半句怨言。虽说是他索取原方，可我是操司命之权的人，怎么可以将辨证论治束之高阁，如此胶柱鼓瑟呢？别提那时候我内心有多么沉重！时至今日，我还免不了忏悔。

1973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画家葛饰北斋的一句话：“悔悟去年，抱愧昨日”，真令我叫绝。面对源源而来的患者，错综复杂、变化万端的病情，免不了“悔悟”与“抱愧”。我似乎觉得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悔悟”与“抱愧”中获得的，于是便更谨小慎微起来。不谨小慎微不行呀，哪怕是一点点疏忽都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

前年春日，一位51岁的患者被抬来就医。病历本上写着：腹胀腹痛，大便三日未解，恶心呕吐，经放射科透视，诊断为肠梗阻。患者拒绝手术，不肯住院。“肠梗阻”是急腹症，这样的病人在国外是非开刀不可的，可在国内，有不少病人可通过中医中药治愈。

不瞒你说，我在县医院时就治过不少这样的病人，自问是有经验的。那时候条件也好，外科住院部的楼上便是手术室。是时，我看了病历，懒得再问，只是诊脉。见其脉象细弱，一度犹豫不敢用攻下的药，可这“犹豫”却如惊鸟般一掠而过，转眼便无影无踪了，心想只要肠梗阻一解除，其他次要矛盾均可迎刃而解，岂能狐疑不决，昔贤有言：“成事在胆”，于是毅然采用了攻下的治法，拟中药一剂，并留下医嘱：“严密观察，如有变化，速速来报。”

下午5点，病情突变，患者烦躁不安，呼吸急促，满头大汗，举家惶惶！我知道不好，赶紧送他住院。立即邀请西医主治大夫来看。我把情况作了介绍，大夫做了检查后问道：“他近来受了外伤吗？”

“3天前从板凳上跌倒，当时只叫左胁疼痛。”患者家属答道。大夫取来注射器，在患者腹部穿刺下去，抽出血样液体，二话没说，决定立即手术。一经手术，真相大白，原来是外伤造成的脾破裂。对脾破裂，中药尚无能为力，手术才有可能使患者转危为安。

事后我想假如我固执己见，开出两剂中药，令他服后再说；假如我不曾留下医嘱，严密观察；假如变化不会这样迅速，我却误为前方剂量不够，放胆加大剂量；假如我是在离城偏远的山乡遇到这个病人······思之，我不寒而栗！

“杏林”佳话流传至今，确令吾侪称羡神往；名医于诊务之余，漫步“杏林”，屡著成效，自然是踌躇满志。但谁能说杏林中没有几番风雨？谁能说杏林中没有几颗苦果？认真地总结，诚恳地反思，说真话，说心里话，除了编撰自己平生得意的医案外，也老老实实记下自己的失误，以为临床之惩戒，我想于己于人应该是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