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名家都让我们学习经典，你还不快点？
蒲志孝：忆先父蒲辅周的治学经验（节选）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先父对《伤寒》、《金匮》二书推崇备至。他曾回忆到，在刚开始应诊时，由于家传的缘故，求诊的人较多，有效者，亦有不效者。为此决心停诊，闭门读书三年，把《内》、《难》、《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熟读、精思，反复揣摩，深有领悟。以后在临床上就比较得心应手。
他说：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认为我闭户停诊是高其身价，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所在。
他还认为《温病条辨》实用价值很大，而且是集温热诸家大成的作品，所以应该是中医的必读书。在熟读以上诸书之后，再兼及各家，明其所长，为我所用。既为一家之言，就难免有偏激之处，不足为怪，择其善者而从之即可。先父常说，读书务必认真，不可走马观花，不然食而不知其味。读书必先看序言、凡例，而后才看内容，这样先掌握了作者著书的意图，安排、历史背景，就容易融会贯通，事半功倍。
他特别强凋读别人的书时，要有自己的头脑，决不可看河间只知清火，看东垣则万病皆属脾胃，看丹溪则徒事养阴，看子和唯知攻下，要取各家之长而为己用。河间在急性热病方面确有创见，子和构思奇巧，别出手眼，不过最难学，东垣何尝不用苦寒，丹溪何尝不用温补。总之，自己应有主见，不可人云亦云，务在善化而已。
岳美中：无恒难以做医生（节选）
我年近中岁学医。一跨进医林，面前数千年发展起来的中医学术是如此繁茂丰厚，而又如此庞芜错杂，走一条什么样的做学问之路呢？既没有家学作依托，又没有专师引导或学校的规范，只能靠自己摸索、探求。
回过头来看，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十几年的旧教育，培养了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二是几十年来未脱离过临床。我的注重临床，起初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去进行专门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也是我认识到中医学术的奥妙，确在于临床。
书，没有少读；目的首先是为当好一个医生，争取当一个好医生。围绕这个目的，对历代中医大家的学术思想都做过一些探索。有过徘徊，出现过偏执，也走过弯路，才逐渐地得到了稍好一些的疗效和较为深入一步的认识。认识发展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药石之力。
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说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彷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奋力读。
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精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注于研讨原著。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又涉猎唐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疾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之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中间，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付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邯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过，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这也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几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
一方面也觉得经方毕竟是偏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则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眯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
一九五零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于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
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于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他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并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路可循，走到相对主义。
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
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又有它历史演进变化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并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綮。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要求。
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何其晚也。
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
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整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字字一句句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其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主义的简单方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
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间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做今义的“稠则为痰，流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涩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本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大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
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象童时读《论语》、《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今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彭坚：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节选）
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
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高中毕业，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跟随伯父学习中医。
当时，已经24岁，用中医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童子功”了。要强记许多内容，实在难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阅历，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在对我的“因材施教”方面，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甚至先不读《黄帝内经》，直接读《伤寒论》。
这是一种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总是“先入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学中医，方向要选对，第一步走好，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但经过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还说：“我从医几十年，到老来才大彻大悟，读《伤寒》、用经方，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多么值得后人重视！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虔诚地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温习一遍。
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不必问“为什么”。
除了熟练背诵《伤寒论》原文之外，与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近百年来，《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和观点总是遭到质疑和批判的话，那么，《伤寒论》在近代则处境好得多。
因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著作，经方在医生手中天天创造疗效，看得见，摸得着，任何人都不敢信口开河、随意否认。在《伤寒论今释》中，陆渊雷先生运用当时的西医原理，对《伤寒论》大部分原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医治病的道理，并非用现代科学语言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方面，其实有许多共同语言，并非格格不入。在陆渊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论述之外，还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汉方医家的观点，多达600多处，近40余家。
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国，近代有一大批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有的出身于西医，有的是中医临床家。他们在阐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科学道理，推广、发展仲景学说的临床运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是学习《伤寒》、《金匮》最好的入门著作。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应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为主。他说：《内经》、《难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好临床。如果仅读点汤头、药性去治病，那是无根之木。又说：《伤寒》、《温病》是治疗外感热病的专书，一详于寒，一详于热。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的发展。
《金匮》是治疗内科杂病的专书，其中虽有痉、湿、喝（日旁）等一些篇章是外感病，但究竟是以内科杂病为主。后世各家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学《伤寒》、《金匮》宜先看原文，勿过早看注释，以免流散无穷。
○ 本文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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