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大黄，你也能读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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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感染疫病（各种流行性传染病）是中国人平均死亡年龄较低的重要原因，尤其在战争频仍的年代，动辄死亡人口以数十万计，正如曹植在《说疫气》中所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到了元末明初，吴又可因治疗瘟疫略有心得，著有《温疫论》一书，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每治疗千人中能完全康复如常的，不过三四人而已，并且自言，很多方法也不是真的就值得效法。电影《大明劫》真实反映了这一无奈。

瘟疫确实厉害，但吴又可确实也能拿出治得好的案例。一个叫朱海畴的中年男子患了瘟疫，泻下不止，烦热，四肢无力都举不起来，只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张着嘴巴，舌苔上芒刺很明显，问病患哪里最不舒服又不能作答。问家属，说服的是承气汤，每剂用大黄不到一两，没什么效果，也没其他办法，只能等死。吴又可诊了脉，还有生气，不至于当死。而且继续泻下的症候也都在，说明药浅病深，用的药量还不够。于是把大黄加到一两五钱，服完后，患者眼睛能张开动一动了，继续服药一直到舌上见不着芒刺、舌苔也下去之后，患者居然能说话了，精神也清爽了。于是换药，但两天后芒刺和烦热又起来了，不得已继续用承气养荣汤，热退后换成大承气，一直到能下地走动。前后半个月共服大黄十二两。

这个患者很幸运，身体比较强健，脉象也说明抵抗力比较好，病情也没有发展到神昏谵语的地步，所以能抢救回来。但也要看到，是吴又可恰当使用了大黄，才能拯救人性命于危难之间。

吴又可称赞大黄为“起死神丹”，不是没有依据的。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元朝的蒙古太傅伯颜平定南宋后，在班师过淮水时，因俘掠的百姓、降卒和北方的士兵都患上了瘟疫，于是在当地搜取大黄数十车，满载而去。以大黄治疗病患，“全活甚众”。耶律楚材也曾经用大黄治疗过流行的瘟疫，称赞大黄是治疗瘟疫的绝佳之药。所以，张景岳把它和人参、附子、熟地并称“中药四维”，是中医的四大派别的代表药，也是救命的四种最重要的药，不是没有道理的。

上个月书生顾老师夸了甘草，说它不甘命运的安排，耐强光、耐盐碱、耐旱、耐热、耐寒等几乎一切恶劣，适应性与抗逆性极强，从内心锤炼出“性平味甘”的坚毅（内刚），厚积而薄发用大爱去回应这个世界（外柔：补益、调和）。

说这话，大黄是很不服气的。

大黄号称将军，长得也如我们印象里的将军一样，叶片和根茎都是粗粗大大的。药材的植物来源很多，都是蓼科植物，包括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和药用大黄，前两者主要生长于青海，因泻下作用比较强，一般认为是质量比较好的大黄，药用大黄产于四川，泻下作用略弱一些，临床上因为不想要过于强烈的泻下作用，反而用四川的大黄多一些。还有一些市面上常见的如河套大黄、昌都藏边大黄，也是性味苦寒，但没有特别的泻下作用，吃下去光肚子痛，达不到作为药材使用的要求，临床上一般是不用的。

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

大黄虽然貌不惊人，但是却是无名英雄。有句话讲，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很多人服了人参，哪怕他不该用人参，甚至病情用了人参后加重了，病人也不怪人参，说我这个病只能这样子了，人参用了都没有好，那就确实没办法了。相反，大黄是泻药，正常情况患者都不愿意使用大黄，吃下去后拼命地拉，即便用了后治好了病，也仍然看不上大黄。

药用大黄 Rheum officinale

当然，也没有哪个医生会有事儿没事儿就用点大黄，因为这东西苦燥伤津，长时间用反而会加重便秘，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记载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认为大黄里含有的鞣质会导致便秘，且作用较为缓慢，维持时间长。并且引起泻下的蒽醌类物质也会导致结肠黑变病。所以，现代的中医们就更不爱用了。

大黄啊，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明朝的罗洪先《醒世歌》中讲，“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间无。”大黄一辈子尽干的是雪中送炭的事儿，锦上添花从来轮不到它。

藏边大黄 Rheum australe D. Don

有一种草，生长在乡郊野外，毫不起眼却性格坚韧，只是自顾自地生长着，但它的本领却是大得很，连沙僧都知道它“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夺诸郁而无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从泻下攻积、泻火解毒到凉血止血、清泻湿热，甚至还能活血化瘀，不论是遇到急性胰腺炎、化脓性肠痈、急性化脓性阑尾炎、肠梗阻这样的急腹症，还是前面讲到的瘟疫，大黄都是站出来解决问题、起死回生的那个。如果说顾老师夸甘草只思回馈、不求回报的话，那么大黄不更是这样的吗？“用平凡铸就不凡”、“以平凡的人生厚积薄发用大爱去回馈这个世界”这样的褒赞，用在大黄身上不是更加合适吗？

所以，本草里值得格一格的不仅仅有甘草，还有大黄。读完文章，你是不是觉得那大黄身上那标志性的斑斑锦纹，更加动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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