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执简驭繁、一通百通”学中医（续）
编者按
在《中医药法》发布后，中医药的发展掀起了一片高潮。随着对民间中医执业及中医诊所备案制度的放开，各地中医馆、中医培训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了自身的健康，喜好中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对于没有祖传中医的教导、没有在高考时选择中医，又没有时间重读大学的人们来说，如何能快速、有效地掌握中医的精髓并运用于实践呢？中医大师熊继柏分享了他的学习与成长经历，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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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读医书书目，折射出我医学临床思想的“源泉”
有人曾采访过我，问我是什么派的。我说我既是学徒派，又是学院派。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是学徒派，谁都知道，我从不隐讳我的出身，有人问我是什么文化水平，我说我就是学徒出身。十三岁当学徒，当到十六岁当医生。当学徒的时候，什么事我都干过，给老师提尿壶，那是常事，打洗脸水、倒洗脚水那是常事，在药铺里下梭板，打扫卫生，扫厕所，这些事我都搞。学徒派读书和我们现在科班派读书有区别。
因为我在农村工作了20年，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对农村的情况特别了解。我在城市又当了30年医生，我对城市也有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学府湖南中医药大学教了30年书，退休后几乎跑遍全国，全国的几所大的中医院校我都去过，如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给全国的名医班讲课都不是一次、两次，几乎可以说，在中医领域讲课我是讲到了最高讲台，所以我对上面的情况很了解，我对基层的情况也很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医的教育问题。
下面，我就着重讲讲我最初学艺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从十几岁开始是怎么读书的。
第一本书，《雷公炮炙四大药性赋》。我四个早上把它背完，就四个早晨，一个早晨背一个药性，寒热温平嘛，就四个早上背完了。背完了接着就是《药性歌括四百味》，当时背了，现在我不一定还记得，现在要我背我还背不下来。第三本书，《医学三字经》。《四大药性赋》师傅没讲，《药性歌括四百味》也没讲，《医学三字经》讲了，但讲得似懂非懂，“医之始，本歧黄”，歧伯和黄帝，就这么讲，我知道歧伯、黄帝是谁啊？“灵枢作，素问详”，灵枢是什么，素问又是什么，那时我全不知道。“难经出，更洋洋”，难经是什么，不知道。当然，现在都知道了。《医学三字经》我全能背，现在谁要我抄，我一个晚上给抄出来，没问题，绝对没错。第四本书，《脉诀》：《王叔和脉诀》和《濒湖脉诀》，两本脉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第五本书，《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也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诊断学”。以上总结归类，就是中药学、三字经、诊断学。
然后就开始读方剂学。汤头歌诀首先读《局方》，读完了，再读陈修园的《时方歌括》。这两本书的方剂歌括我全背得。比如藿香正气汤，“和解藿香正气汤，苏叶白芷和法夏，陈半茯苓大腹曲，厚朴桔梗引枣姜”，这是陈修园的根括。《局方》的歌括则是：“藿香正气白芷苏，甘桔陈苓术朴俱，夏曲腹皮加姜枣，感伤岚障并能驱”。读完方剂，开始读内科。内科第一本书是陈修园的《时方妙用》，那个时候傻乎乎地背呀，“中风……其曰风者,主外来之邪风而言也。其曰中者，如矢石之中于人也。”像这样的话都要背。
接触内科学以后，我才开始有了真正的老师。第一个老师叫胡岱峰，曾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我现在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班，胡老师就单独给我“开小灶”，让我开始读《伤寒论》，读的是《伤寒论集注》，老师的标准就是熟背。当然，有时候老师也讲，比如给我讲猪肤汤，我问老师，猪肤是不是就是猪皮子？老师说是。我说那是不是随便哪里的皮子都可以？老师说“哎呀，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呢？”老师对我问得细致程度感到有点奇怪。又比如读到“五苓散，白饮和服”，我问白饮是什么。老师说：白饮就是米汤啊。就这样，《伤寒论》我就背下来了，而且问了老师很多细致的问题。背下来后我觉得《伤寒论》这书就算读得差不多了，因为整本书都能背下来。
我现在始终念念不忘这个老师，就是因为这个老师引我入了医学正门。如果没有这样的老师，我经典不可能读得这么好。《伤寒论》读完了，接着就是《金匮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内把这两本书背完，半年背一本。《金匮要略》好背，就是《伤寒论》不好背，尤其是太阳篇，背得我晕头转向。这两本书读完后，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伙食钱，还要天天晚上捶药，捶了药以后给我一毛钱，抵第二天的伙食费，所以，我十六岁就到乡村当中医大夫去了。
我就读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但是一开始当医生，却看不好病，几乎一个病都看不好，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效果总是让我深感不满意。看到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病人天天找他看，看得那么好，我就去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说：你读些什么书啊？我说：我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竟然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们都不读伤寒、金匮，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却能看得好病啊！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说他就读过《医宗金鉴》。我问《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完全出自《金匮》，但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我看《杂病心法要诀》方出自《金匮》，就没花多少时间去读这本书，虽然也读了，但没下那么多死功夫。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发现：《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很是带劲。《伤寒心法要诀》我认真读了、背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另外，还有一个医生跟我讲：《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妇科学和幼科学。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经常用《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那些方，都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再当医生，才有了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当医生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出名以后，比如到我每天看一百个病人的时候，很多怪病就出来了，而我的师傅不在身边，我没人去请教。而有些能找到的老医生，我跟他们谈医真是对牛弹琴，我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听不懂，根本没法商量。所以对于疑难重症，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从来没人带我的，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我的经验都是几十年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得出来的。这是我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而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一个方，怎么加，怎么减，我形成一个规律，病人一来我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啦。
在从医的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不“带劲”的方我记不得。妇科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儿科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不怎么样。
还有一本书，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不怎么样，复杂，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我经常说句话：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现在还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的人，把中医人为的复杂化。还嫌它复杂不够啊？！把中医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学啊！很容易让后人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还怎么学中医啊？！中医本来就复杂，本来就古奥，如果还有人把它故意搞复杂，这很不好！但现在有人就是热衷于搞这种“故意复杂化”的事，热衷于把本来简单的事儿，硬要绕一个大圈儿，绕得学习者晕晕糊糊，结果自己没搞明白，别人更搞不明白，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就叫人为的复杂化。这人为的复杂化给后人带来很大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以上，就是我年少学医时读的书。后来在行医的过程中，我还读了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对《医学心悟》我是比较熟的。到了1961年，我开始拜第二个老师了。这个老师叫陈文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先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人家都说这个老师了不得，要超过我第一个老师。我原来以为我那个老师是石门县第一，人家讲这个陈老师要超过你那个老师，我就拼死拼命也要跟他学习。结果就让我去参加了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他就收下我当学生了。去了以后陈老师问我读了什么书？我就把我所读的书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你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读过温病。第二，你没读过内经。那时候，温病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不知道。我回头见到我第一个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啊？胡老师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说要到什么时候？胡老师说：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回头我到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对于内经，我真正的功底就是《内经知要》。对于温病，我就是读《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很有感触，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啊。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的《温病条辨》读得很熟的。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温病老师叫谢红英，她的温病功力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也懂温病，她说：你怎么《温病条辨》比我还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你就“上了顶”啊？所以如果要我去讲温病，绝对不会比讲内经差。我们学校现在温病教研室主任赵国荣老师的《温病条辨》就是我教的，因为我熟啊。温病方我熟得不得了。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学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肆读方剂。他有些手抄本，2000多首方，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懒得很，也不知道要读，不知道要读那么多书，就没抄。当时记性好得很，全记得，现在就忘了。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一下了，呵呵！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个老师。我第一个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第二个老师是清降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个老师治疗常见病行，我第一个老师治疗怪病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个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个老师，那我的临床威望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经常有人问我有多少方，问熊老师的方从哪里来？我现在就都告诉大家了，都是从我读的书里来的。有人盘根问底问我究竟有多少方，比如彭坚老师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一千多个方吧，他说不止不止。我开玩笑说：我的脑袋没长在你头上，你能比我还知道啊？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比如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自从跟了陈老师学了温病后，我的中医生涯的“好运气”就来了。当时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我在石门县的医名就打开了，随后，我去考湖南中医学院的选调生，考了第一名。把我调到湖南中医学院以后，学校没让我搞临床，我的长项是《伤寒》、《金匮》和《温病》，长项是内科，长项是方剂，都不让我搞，偏偏让我去教《内经》。我的天啊，我最差的就是内经，偏偏要我教。最后我才知道：因为当时学校缺《内经》老师，所以逼着我去讲《内经》。我的《内经》是到了湖南中医学院以后拼老命在这里学的。我内经的功夫是在37岁以后在湖南中医学院练出来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内经》专业老师，其实他们错了。我不是专门搞《内经》的，我是搞临床的。
中医的四大经典
最后说说中医的四大经典。历史上公认的中医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以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包罗万象，构建了中医理论的框架，包括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最早经典。《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并且把辨证论治落实到临床。《神农本草经》是中药学的始祖。因此，对于整个中医来讲，这四本书被公认为是四大经典。
但现在四大经典有些变化，《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起源，当之无愧是经典，而《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它主要侧重在脉学和经络方面，与诊断相关，其它方面讲得很少，因此我们不把它当经典了。《神农本草经》对于学中药专业的来讲当然很重要，对于学中医的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因此也不算。那么第二部经典就应该是《伤寒论》。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虽然来自同一本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只讲了六经辨证。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六经辨证，那么你的眼光太狭窄了。我们读《伤寒论》不仅要了解六经辨证，它的主症、主方，还要了解它的辨证法则。表面看它是六经辨证，实际上它贯穿了八纲辨证。比如三阴证属阴证，三阳证属阳证，三阴证是里、虚、寒证，三阳证是表、实、热证，这不就是八纲吗？因此，它是贯穿了八纲辨证的，并且在每个证下面都有主症、主方，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
为什么我们那么推崇张仲景？就是因为他把《内经》的理论落实到了临床，为我们开了先河，是一个大的跨越。因此，《伤寒论》是治外感病的一部独到的经典。
第三部是《金匮要略》，《金匮要略》是讲内伤杂病的，我们历来的内科学都是从《金匮要略》来的，因此，它当然是经典。它的辨证体系脏腑辨证，虽然其名称是辨脏腑经络先后病，但其实就是脏腑辨证。
第四部是《温病学》，《温病学》创立了前人没有的学术体系，尽管《伤寒论》那么好，它也就是提出了温病的名称而已，充其量讲了一个白虎汤、一个承气汤、一个黄芩汤，再没有别的了。而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因此，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第四部经典。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急性热病，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传染病。而现在，急性热病和传染病大量存在，发病率高，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与西医竞争。为什么我能治大量的急症，比如高热、惊厥、昏迷、二便不通等等，治疗效果常常好于西医，就是得益于学习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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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熊继柏，男，1942年生，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13岁开始习医，16岁行医，代表著作有《一名真正的名中医——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疑难病辨治回忆录——熊继柏临证医案实录2》（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来源：360个人图书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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