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肺腑之言：“上工”境界是如何炼成的！

我实话说：我熊某人上工算不上，但是比起“中工”我恐怕要高一点。我经常讲，找我看病的十个病人，有八个是见效的。第一，我是对自己用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第二，我确实达到了这个标准。我看100个病人有80个是见效的。当然，很多病我不可能一下就治好，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治好，我还达到古人的“上工”水平，但是百分之八十的有效率我还是能够达到的。

我临床很熟，很快，诊断的反应敏锐，特别敏感。病人一到我的面前，我就特别敏感，我的眼睛、耳朵快得很，感觉特别灵敏。

我讲一个故事，当年我还没调到湖南中医学院之前，我在一个基层县里当中医大夫，那时候是我走到哪儿，都围一大堆人在找我看病。基层的农民很纯朴，他们可不管我累不累，我睡觉他们就围在我家门口，我上厕所他们就跟着我等在厕所门口……。有一次，我在理发店躺在椅子上面理发，外面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我看病了。突然，有一个小孩被人抱着，急急忙忙要推理发店的门。我跟理发师说“快停，外面来了个白喉病人”，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呢？你没看到病人怎么就知道是白喉？等病人被抱进理发馆，我就问他是不是白喉，抱孩子的大人连忙说是，人民医院刚刚确诊。大家都感到愕然，异口同声地问我：你到底怎么知道是白喉病呢？我告诉大家：白喉的咳声是犬吠声加暴喘，这个患者的犬吠声非常特殊，呼吸急促，我的临床感觉非常敏锐，当病人还没有被抱进来的时候，我就隔着理发馆的窗户听到了病人的这种特殊喘息，这就是临床功夫，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电掣雷鸣的“条件反射”。

我列举我亲身经历的临床案例。通过案例，大家可以学习怎样用经方来治病。不过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们搞临床的医生绝不能只用经方，因为用方是随证而取的，是因证选方、因方遣药，方与证必须合拍。我在临床上并不只用仲景方，而是经方和时方同用，因证选用，不能分彼此。我们不能像武术界一样有门户之见，中医的关键在于融会贯通，在于全面掌握。对于疑难病的辨证，我的体会是“辨病性，辨病位”，就可以“如理乱丝，如解死结”

通过这个病人的治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方和时方完全可以合用，什么情况下使用主要就看证与方是否相符，方证相符就可以使用。我们中医开处方，一定要开出汤方来，如果开不出汤方来，那就是一个没本事的中医，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中医。方剂学是我们中医入门最基本的课程，如果连方剂都不熟，怎么能算是入门?比如看一个风热感冒的病人，开银翘散自然没错，但你开完银花、连翘以后，就不晓得下面是什么药了，于是就黄芩、板蓝根、蛇舌草、蒲公英乱加，只晓得这些药是抗病毒的，但这个方还是银翘散吗?自然不是。

所以我们用古人的方有以下三难:

第一难就是要背。

跟着我学看病的人，包括一些教授级的，我给他们的要求就是背500个汤方，可是就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博土生，连300个汤方都背不下来，一个医生如果连300个汤方都背不好，还当什么医生?

第二难是要熟。

怎么个熟法?就是我们必须掌握每个汤方的整体功能，这是关键。中医和西医用药不一样，西医用药大部分都是单体，而中医用药则大部分是配伍使用，配伍以后的药，作用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麻黄，在麻黄汤和小青龙汤中的作用都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可是在麻杏甘石汤中，麻黄还是发汗解表、散寒平喘的作用吗?完全不是啦!《伤寒论》中讲“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不过我在临床治疗喘而大热的，依然使用麻杏甘石汤。小儿急性肺炎的高烧、暴喘，麻疹后期肺炎的高烧、暴喘，我都用麻杏甘石汤，而且效果很好。这里麻黄难道还是发汗解表和散寒平喘的作用吗?自然不是了。这里起主要作用的石膏，石膏辛寒，可清肺胃之热，但只用一味石膏来清肺热效果并不好，因为热邪郁遏在肺，只有顺从肺的生理功能，通过宣发才能将热邪解除，于是就借助于麻黄，以石膏为君药清肺热，以麻黄为佐药宣肺气。因此用麻杏甘石汤治高热的时候，石膏与麻黄的比例应该是5：1到10：1，热度越高，石膏就要用得越重。麻黄配桂枝可以散寒发表，麻黄配石膏可以宣泄肺热，麻杏苡甘汤又能宣表湿，麻黄连轺赤小豆又能治湿热发黄，配伍一改变，作用和功能就改变。因此同一味药在不同的方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徐大椿曾言“用药如用兵”，一定要对药物在不同方中的功用了如指掌，才算达到了熟的程度。

第三难，把汤方背熟了以后，如果始终没有用过，仍然不是你的。

只有经过自己在临床上应用，而且不止一次的应用，经过十遍、百遍，甚至于千遍、万遍的应用，才能将这个方完全掌握，才能对它加减变化的规律非常的熟练，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我们用仲景的方是如此，用后人的方也是如此，就像此例中用小陷胸汤不只限于小结胸病，就是从痰热阻于胸膈这个病机出发的。

读完了这些书再当医生，才有了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当医生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出名以后，比如到我每天看一百个病人的时候，很多怪病就出来了，而我的师傅不在身边，我没人去请教。而有些能找到的老医生，我跟他们谈医真是对牛弹琴，我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听不懂，根本没法商量。所以对于疑难重症，我只能自己解决。我看病从来没人带我的，都是我自己闯出来的，我的经验都是几十年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得出来的。这是我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而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一个方，怎么加，怎么减，我形成一个规律，病人一来我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啦。

在从医的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方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有一些特别的、不“带劲”的方我记不得。妇科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方女科》的方。儿科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不怎么样，复杂，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我经常说句话：我们中医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现在还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的人，把中医人为的复杂化。还嫌它复杂不够啊？！把中医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学啊！很容易让后人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往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还怎么学中医啊？！中医本来就复杂，本来就古奥，如果还有人把它故意搞复杂，这很不好！但现在有人就是热衷于搞这种“故意复杂化”的事，热衷于把本来简单的事儿，硬要绕一个大圈儿，绕得学习着晕晕糊糊，结果自己没搞明白，别人更搞不明白，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就叫人为的复杂化。这人为的复杂化给后人带来很大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以上，就是我年少学医时读的书。后来在行医的过程中，我还读了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对《医学心悟》我是比较熟的。到了1961年，我开始拜第二个老师了。这个老师叫陈文和，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先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人家都说这个老师了不得，要超过我第一个老师。我原来以为我那个老师是石门县第一，人家讲这个陈老师要超过你那个老师，我就拼死拼命也要跟他学习。结果就让我去参加了考试，我考了第一名，他就收下我当学生了。去了以后陈老师问我读了什么书？我就把我所读的书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你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读过温病。第二，你没读过内经。那时候，温病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不知道。我回头见到我第一个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老师你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啊？胡老师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到时候你自然可以读。我说要到什么时候？胡老师说：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30岁时再读吧。回头我到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对于内经，我真正的功底就是《内经知要》。对于温病，我就是读《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很有感触，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啊。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的《温病条辨》读得很熟的。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的温病老师叫谢红英，她的温病功力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也懂温病，她说：你怎么《温病条辨》比我还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你就“上了顶”啊？所以如果要我去讲温病，绝对不会比讲内经差。我们学校现在温病教研室主任赵国荣老师的《温病条辨》就是我教的，因为我熟啊。温病方我熟得不得了。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学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肆读方剂。他有些手抄本，2000多首方，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懒得很，也不知道要读，不知道要读那么多书，就没抄。当时记性好得很，全记得，现在就忘了。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一下了，呵呵！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点，过去我们的中医老师有门户之见、有派别，比如我的两个老师。我第一个老师是典型的温热派，他熟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也很熟悉《内经》，但他不懂温病；而我第二个老师是清降派，他恰恰注重温病。因此，现在回头反思他们的临床功夫，我第二个老师治疗常见病行，我第一个老师治疗怪病厉害。我很幸运恰好得到了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如果我只跟了第一个老师而没有跟第二个老师，那我的临床威望肯定没有现在高。这就是学徒的偏颇，所以我说学医的老师绝不能糊涂。

经常有人问我有多少方，问熊老师的方从哪里来？我现在就都告诉大家了，都是从我读的书里来的。有人盘根问底问我究竟有多少方，比如彭坚老师就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一千多个方吧，他说不止不止。我开玩笑说：我的脑袋没长在你头上，你能比我还知道啊？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比如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自从跟了陈老师学了温病后，我的中医生涯的“好运气”就来了。当时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我在石门县的医名就打开了，随后，我去考湖南中医学院的选调生，考了第一名。把我掉到湖南中医学院以后，学校没让我搞临床，我的长项是《伤寒》、《金匮》和《温病》，长项是内科，长项是方剂，都不让我搞，偏偏让我去教《内经》。我的天啊，我最差的就是内经，偏偏要我教。最后我才知道：因为当时学校缺《内经》老师，所以逼着我去讲《内经》。我的《内经》是到了湖南中医学院以后拼老命在这里学的。我内经的功夫是在37岁以后在湖南中医学院练出来的。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内经》专业老师，其实他们错了。我不是专门搞《内经》的，我是搞临床的。

最后说说中医的四大经典。历史上公认的中医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以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包罗万象，构建了中医理论的框架，包括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方面。《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最早经典。《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体系，并且把辨证论治落实到临床。《神农本草经》是中药学的始祖。

因此，对于整个中医来讲，这四本书被公认为是四大经典。但现在四大经典有些变化，《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起源，当之无愧是经典，而《难经》是解释《黄帝内经》的，它主要侧重在脉学和经络方面，与诊断相关，其它方面讲得很少，因此我们不把它当经典了。《神农本草经》对于学中药专业的来讲当然很重要，对于学中医的来说相对没那么重要，因此也不算。那么第二部经典就应该是《伤寒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虽然来自同一本书，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只讲了六经辨证。如果你只看到一个六经辨证，那么你的眼光太狭窄了。我们读《伤寒论》不仅要了解六经辨证，它的主症、主方，还要了解它的辨证法则。表面看它是六经辨证，实际上它贯穿了八纲辨证。比如三阴证属阴证，三阳证属阳证，三阴证是里、虚、寒证，三阳证是表、实、热证，这不就是八纲吗？因此，它是贯穿了八纲辨证的，并且在每个证下面都有主症、主方，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为什么我们那么推崇张仲景？就是因为他把《内经》的理论落实到了临床，为我们开了先河，是一个大的跨越。因此，《伤寒论》是治外感病的一部独到的经典。第三部是《金匮要略》，《金匮要略》是讲内伤杂病的，我们历来的内科学都是从《金匮要略》来的，因此，它当然是经典。它的辨证体系脏腑辨证，虽然其名称是辨脏腑经络先后病，但其实就是脏腑辨证。

第四部是《温病学》，《温病学》创立了前人没有的学术体系，尽管《伤寒论》那么好，它也就是提出了温病的名称而已，充其量讲了一个白虎汤、一个承气汤、一个黄芩汤，再没有别的了。而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吴鞠通创三焦辨证体系。因此，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第四部经典。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急性热病，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治传染病。而现在，急性热病和传染病大量存在，发病率高，如果不学温病学，你就不能与西医竞争。为什么我能治大量的急症，比如高热、惊厥、昏迷、二便不通等等，治疗效果常常好于西医，就是得益于学习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