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朝华：对立场正确的《穹顶之下》不能批评和质疑吗？

韩朝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作者

韩朝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穹顶之下》引发的社会反响可谓空前，这本身证明了这部电视片的巨大成功。然而，围绕这个作品所展开的争论之烈也超乎想象，其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困扰，值得关注和讨论。

　　《穹顶之下》无疑是一部立场正确的时政新闻作品，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也应是一部堪称经典的成功报道。这部政论片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环境保护，它的核心诉求——防治大气污染——也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尽管如此，网络上仍然有人从各种技术性和专业性角度提出了多种质疑和批评。这引起了一些肯定《穹顶之下》人士的拒斥。在他们看来，这类质疑和批评是在反对治理大气污染和保护环境。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部基本立场正确、核心诉求正当的新闻作品就没有质疑和批评的空间了吗？一旦有人批评和质疑，就是在反对和否定这项报道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诉求吗？要想梳理清楚这方面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对《穹顶之下》所探讨的问题本身——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环保问题从来不是纯工程技术问题

　　在当前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中纠缠着多重复杂的利益矛盾。尤其，在不发达地区的人群对发展经济、提高收入的利益诉求和发达地区的人群对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利益诉求之间，矛盾尤为突出。不少人认为，可以靠淘汰高污染产业、发展低污染的新兴产业来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双赢。理论上讲这当然很好，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思路会遇到许多结构性的障碍。因为，已投入高污染产业的资源未必都能有效地转用于这些新兴产业。产业的升级和转换，在很多情况下，是靠人员、技术和资源的代际更替来实现的。这样，当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的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有相当一批社会成员会因无法适应转型要求而生计无着时，如何补偿和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就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这样的群体利益冲突往往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技术上可行的环保措施，如果无法在利益分配上有效地平衡和补偿环保转型中的“输家”，就难免沦为缺乏实际可行性的纸上之谈。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打破计划统制的前提下展开的，其基本原则是放开自上而下的行政统制，鼓励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个人在不依赖上级指令和保障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所处空间的实际条件，自找出路，自谋发展。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差异明显，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的居民已经实现小康、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和环境优美的同时，仍有许多地区的居民还在为缺乏发展机遇、难以脱贫而发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欠发达地区能够靠发展传统的高污染产业来实现脱贫致富，但为了改善环境、治理污染又要求他们放弃这样的发展时，社会就需要对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使他们能够不靠当地的自主发展而享有大体上与发达地区相近的收入水平，否则就是剥夺，就是不公。

　　也就是说，改善环境是一种利益需求，谋求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也是一种利益需求，这两种利益需求之间并无高低善恶之分，只有孰大孰小之别。社会在就这类利益矛盾作裁决时，本质上是在分配资源和界定权利，其基本的着眼点应该是确保社会整体获益的最大化。即如果允许污染者继续污染的总获益大于禁止其继续污染的总获益，就应该允许污染者继续其行为，并用污染者的部分获益来补偿因污染而受损的主体；反之，则要禁止污染者继续污染，并由反污染者对污染者提供相应的补偿。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看待环保问题的基本方法——把污染防治问题从道德是非问题转化为收入分配和利益协调问题，首创这一思想的法学家罗纳德·科斯因此而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当前的中国，则研究是否要治理大气污染以及该如何治理大气污染的问题，其实是要在高污染产业发展的获益群体和因污染而利益受损的群体之间做出恰当的利益协调和收入再分配。这就意味着，在宣讲环保必要性的时候，需要向公众讲清楚，你要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很好，但这是有成本的，你需要支付必要的代价；而且，这还可能使另一部分比你更穷困的人群利益受损，为此你应该对他们做出一定的补偿。离开这样的背景来谈论大气治理和雾霾防治问题，不向公众讲清楚这一问题中涉及的重大利益协调和权衡问题，把改善环境的合理性绝对化和道德化，是在问题定性上的失焦。而《穹顶之下》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一带而过，未予正视，有失于片面。环保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分析环保问题和环保政策，除了要着眼于工程技术视角外，还必须借助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思维。遗憾的是，《穹顶之下》对雾霾防治问题的讨论通篇无涉社会科学思维，这反映出《穹顶之下》的创作团队对中国环保问题的整体把握视野狭窄，认识欠缺。

二、关于环保问题的讨论离不开专业规范的检验

　　环保问题涉及大量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关于环保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很高的专业性。在这方面，《穹顶之下》是有自觉意识的，主创团队访问了许多环保方面的官员和专家，搜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并动用多种视频手段通俗、形象地讲解了这些信息。这很不容易，是值得肯定的。但尽管如此，《穹顶之下》还是引发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质疑和批评。例如，雾霾与癌症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雾霾形成的条件和机理是什么，PM2.5的各种来源中究竟何者为大，拟议中的种种雾霾防治措施成效如何，对发达国家的雾霾防治经验该如何借鉴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始于《穹顶之下》，在相关专业圈子内早已有之，且至今仍在争论。当《穹顶之下》将这方面的部分见解作为定论呈现出来以支持自己的基本诉求时，其他的相关专业人士提出异议是很自然的，将这样的批评和质疑归结为否定环保必要性是没有道理的。

　　宣传环保必要性的本意是要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社会在环境政策上的公众选择。但要想使公众在这方面形成正确的认识并做出理性的选择，就需要保证公众在这方面获得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使公众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清楚可选政策手段的利弊得失。因为，这决定着公众是否真有能力就事关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做出理性的选择。

　　美国法学家罗伯特·波斯特在讨论民主社会中的公众决策时指出，决策依赖知识，而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性知识”，另一种是“专业知识”或曰“学科知识”。对于“感性知识”，凭借个人的观察和感觉就可以掌握，而对于“学科知识”，个人的观察和感觉无从把握，需要依靠专家。如在吸烟是否会致癌、高关税是否会导致市场无效率，或者钚-239的半衰期究竟有多久之类的问题上，靠普通人的感性认知是做不出明智判断的，必须依赖专家提供的专业知识。而公众能否获得可靠的专业知识决定着公众的“民主能力”，即决定着公众能否胜任其集体决策主体的角色。然而，要想使专业知识能有效地保障公众的“民主能力”，一个必要前提是专业知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要想保障专业知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即使专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严格遵循一定的专业规范。对此，波斯特称之为“学术自由”原则，其基本含义是，专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必须且只能受学科规范的约束，任何非学术性的考虑和因素都不得介入对专业活动的评判。在波斯特看来，“学术自由”原则与“言论自由”原则根本不同，言论自由原则对个人言论的内容不作是非对错的甄别，任何人都不应因其言论的内容而受到言说上的限制；但学术自由则不同，专业人员在获取和传播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相应的学科规范，凡是不合学科规范的专业言说都应予以否定，专业人员不能依据个人言论自由的原则来为其有违学科规范的意见辩护。[ 罗伯特·波斯特著，左亦鲁中译：《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目前，围绕《穹顶之下》所提出的种种专业性批评和质疑其实都是专业讨论，如果《穹顶之下》的编创者们了解专业的学术讨论，就不会对眼前的这类批评感到意外。专业的学术讨论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不针对结论，只拷问前提，讨论者们的关注点集中于追究数据来源、推敲理论依据、评估模型选择、分析参数设定、质问推导逻辑、审视结果解释。而所有的这些环节都遵循一定的专业规范，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规范，则无论研究者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否“政治正确”、有无民意基础，都得不到承认。因此，既然《穹顶之下》在努力用专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言说，它就是在传播专业知识，理应接受专业学科规范的审评，因为这事关其所传播知识的可靠性，从而事关中国公众能否在环保政策问题上具备理性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当然，《穹顶之下》是新闻作品，它所做的是宣传报道，不是专业研究，不能要求电视新闻的从业人员胜任系统、专业的环保分析，这也不是一部新闻政论片应有的功能。但是，新闻报道力有不逮的事情，相关的专业评论是可以做到的，新闻从业人员在环保知识上的欠缺可以也应该靠相关专业人士的参与来弥补。因而，针对电视新闻片中相关专业信息的不充分、不准确之处，相关专业人士通过对这部片子的批评、质疑和补充来校正和深化公众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仅正常，而且必要。由一部讨论环保问题的电视新闻片引发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再由相关专业人士针对新闻报导中的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批评和澄清，深化公众对中国环保问题的认识，这本身就是成功新闻报导应有的正面效应之一。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趋于开放，围绕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和相关公共政策出现岐见纷呈的热议是好事。尤其在诸如雾霾防治这样的复杂问题上，针对专业性不足的政策论证，出现种种专业性批评和质疑是深化公众认识、提升公众判断能力的必要条件，希望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人士应该欢迎这种争议才合逻辑。

　　还需指出的是，新闻媒体在宣传环保必要性时需要注意一点，即要避免单向度地倚重环保行政官员和环保技术专家的判断和意见。因为，那些官员和技术专家本身也是环保领域中的一方利益集团，他们有强调和突出环保优先性的内在冲动。在这样的冲动中，既有履行公务职责、增进社会福祉的公益动力，也有开拓自身名利、扩充个人效用的私益追求。就职业行为兼具公益性和私益性这一点而言，环保领域的行政官员和技术专家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高管人员并无二致，前者并不比后者更无私、更可信赖。一个社会若不能对这样的专业冲动抱有警惕，看似正确的环保诉求也一样可能导致社会利益受损和资源配置扭曲。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保护环境往往意味着诉诸政府的行政干预，它内在地隐含着大政府倾向，因而有必要对政府的干预权保持基本的警戒之心，并注意在相关政策的实施范围、执行强度、持续时间上预设管束和限制，以避免有形之手的过度膨胀和失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准确地掌握环境污染的确切原因、作用机制，以及环境损害的性质和程度，并针对实际存在的环境损害及其确切后果，赋予政府恰当的管制权力，避免政府干预上的措施不足和管制过度。于是，对于雾霾的生成条件和作用机制、各类可选对策的成效怎样、代价多少、时效如何等等，都必须斤斤计较，精准把握。为此，就必须在相关信息的获取和问题的分析上广开言路，兼听求明。当环保政策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多种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观察者只有不偏听偏信，才能避免被单个利益集团操控，也才能得出较为客观、公允和可行性强的政策结论。遗憾的是，《穹顶之下》在这方面缺乏平衡意识，所有讨论不注意兼顾整个问题所涉及的多方利益关系，一面倒地倚重环保行政官员和环保技术专家，单向度地从环保的技术性角度来处理雾霾防治问题，实在不是一个可忽略不计的疏忽。

三、祛除利益索求上的“圣化构想”

　　面对围绕《穹顶之下》的诸多专业批评和质疑，许多赞同该片核心诉求的人所以会持坚决的拒斥态度，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担心，如此的批评和质疑不利于在环保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从而不利于中国环保事业的推进。这可能是这些反批评人士有意无意地将所有的专业性批评和质疑视为反环保主张的内在逻辑。但是，如果关于环保必要性的社会共识不能直面环保问题中的现实利益矛盾，也不能承受环保措施和环保制度设计上的高度复杂性，那这种社会共识就太脆弱了。以为靠回避环保问题的复杂性，靠简单地诉诸环保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宣传就能在环保转型上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必要的社会动员，是一厢情愿。这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常用的运动式社会动员方式：先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目标，然后以此为旗帜号召全社会，至于这一目标诉求所涉及的具体利益冲突则根本不予考虑。这样的目标定位会给目标的拥戴者和推行者带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道德上的自我优越感，使他们在宣讲和推行这一目标时内心激荡起一种斗士情怀。一个心灵一旦充斥了这种圣战斗士式的情怀，就很难接受一个事实，即在其所拥戴的目标之外，还存在着与之对立的其他利益诉求，而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他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同等正当性的。因此，一旦有人基于那些不同利益对他主张的目标提出质疑时，这些斗士的直接反应不是自己的个体利益诉求遇到了他人利益的抗衡，而是自己的正确主张（善）遇到了反道德（恶）势力的抵制。受这种心态的支配，很难就相关社会主张的成本获益效应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与确保“正确的”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相比，任何技术性的细节追问和质疑都会显得格格不入和立场可疑。抱着这样的党派政治心态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很难注重细致、严谨的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必然会高度强调立场正确和动机良好，从而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转换为简单的道德裁判问题。《穹顶之下》对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宣讲就体现出了这样的道德优越感和斗士情怀，因为全片没有正视与环保主张相对立的利益需求，从而赋予自己的环保主张以绝对的正当性和普适性。尽管全片的言说高度倚重数据和技术性证据，看似客观而实证，但编导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资料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数据相关性未必就意味着真实的因果关系，面对同样的数据相关性，不同的分析者完全有可能作出很不同的因果解释来，而你得到并提供出来的那套解释其实只是相关专业领域中的一家之言。如此给出的环保合理性论证是一种单极化思维的结果，中国社会苦于这种极化思维久矣。它往往导致实践上的南辕北辙，效果上的事与愿违。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着良好的愿望，我们对此见得还少吗？

　　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中考虑社会治理问题和转型问题时需要坚持一条原则——对所有利益一视同仁。任何利益都应受到尊重，但任何利益都不得独大。一个社会目标，无论其有多正确，都不能以无条件否定部分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为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整合不能靠无视个体利益的政治动员，只能靠利益兼顾条件下的民主决策。在这样的决策形成过程中，不应有任何主体的利益和诉求遭到忽略和轻视，也没有任何主体和个人的意见和诉求具有不可挑战的正确性。

　　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真谛，但中国社会对这一点的认识还相当欠缺。即使是一些对民主理念十分倾心的人士，一旦遇到自认为正确的社会主张、并决心为此主张而努力时，心中就会升腾起一股圣战斗士式的激情，并因此而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忽略不同利益协调、强调立场一致的党同伐异倾向。这种倾向在此次《穹顶之下》的批评阵营和反批评阵营中都有鲜明的表现。如许多《穹顶之下》的批评者尽管提出的问题是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但他们的语言和姿态却是攻击性的，并自觉不自觉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电视片主创者的品格和操守。同样，面对种种专业性批评和质疑，许多《穹顶之下》的拥护者表现出了高度的道德愤慨，完全不去正面回应质疑者提出的技术性疑问，而是一味固执于拥护还是反对防治雾霾的立场层面，反复强调主创者的动机正确性，并对批评者的提问和质疑全盘否定。美国学者托马斯·索维尔对这样的思想方法有一个概括，即这是在“用态度替代原则”。这种思想方式的核心特征是不着眼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偏好意识形态裁判。偏好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不把与自己观点相异的人视为与自己有同等道德和智力水平的人，也不会从事实证据和逻辑角度来认真对待不同的观点，他们往往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斥为没有良心和不讲道德。[ （美）托马斯·索维尔著，张亚月、梁兴国中译：《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

　　泛道德化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中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化，以致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对此习焉不察。中国的知识界若不警惕和纠正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将难上加难。

（201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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