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德国老人居家照护中的财务安排

　　2017年4月27~28日，联邦德国发展部在柏林举办以消除全球饥饿（One World No Hunger）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讨论即将递交20国峰会（G20）的“柏林宣言”（Berlin Charter）。我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参会，会后重返斯图加特市Hohenheim大学，拜访留学时的导师莱施教授（Reisch，93岁，可称鲐背之年）和忘年交贝格曼教授（Bergmann，101岁，亦为期颐之年）。不到两天的密集访谈，让我知晓了他们购买居家照护服务所涉及的人物角色，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理念。

　　4月29日，我乘早班飞机抵达斯图加特。按响莱施教授家的门铃，就见护理员BB女士 (为保护隐私用字母指代)笑着迎出来：“教授已在客厅等待。”我刚奔上楼梯，就听到虚弱的喊声：“朱玲，请进来，快进来！”我急步前去与他拥抱，旋即注意到他的右眼眶一片黑青。此前教授的小女儿LR写给我：“母亲去世，父亲居家使用24小时密集照料服务，心智上也渐渐远离我们。”可交谈起来，莱施教授除了口齿不清和间或词不达意，情形比我想象的还好些。我一面呈上Routledge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文集，一面说明是给学校图书馆的礼物。莱施教授欣喜地抚摸着书封又翻看了一下目录：“太好了，我真高兴！”抬眼却是一脸懊恼：“我读不懂您的书了，脑子好像缺了一大块，失去了提炼归纳能力。”我拿出Hohenheim大学的专用笔打岔：“瞧瞧，我要在衬页上写明跟您在校学习的时间，请指导一下语法吧。”他顽皮地笑了：“最好还是用英语写，别受德语麻烦了！”

莱施教授

 作者与莱施教授合影

　　此时BB女士引入一位护士，来自天主教会社会服务站（Katholishe Sozialstation），专事上门送药和执行医嘱。护士利索地检查了莱施教授的腿脚，又给他穿上弹力袜，还询问了他的感觉，就在护理日志（Pflegedokumentation）的表格上逐一打勾签字。我赶紧抓住BB送她出门的机会，与她俩攀谈了片刻，获知以下情况：

　　其一，BB作为居家护理员，仅从事生活照顾服务（Btreuung）。她是一家非营利公司的雇员，公司名叫创新和护理基金会（Stiftung Innovation & Pflege）。公司的前身，是一个社会服务站。现名包含的“创新”一词，指的是照护理念的发展和实践。BB每天也得填写日志，记载莱施教授的饮食和药品种类及数量，以及健身和社交活动的地点和时长，为医生和保险公司做健康评估提供依据。

　　其二，这位护士每日巡视和服务的居家护理对象约为30名。她每周送抵的常规药品分装在7个透明的小盒，小盒侧面标有从周一到周日的时序，正面标注早、中、晚时段。每只小盒分为3格，对应着3个时段。每个小格置放1~3种药片或胶囊。莱施教授的药品，主要用于稳定血压和稀释血液。居家护理员负责照看他按时服药。护士之所以每日给他穿弹力袜，是为了预防久坐和血液流通不畅导致的栓塞。

护士上门为莱施教授检查身体

　　送别护士后，BB开始做午餐。她谢绝帮忙：“请您别动手，我就是因为干这些活儿才挣钱的。”她麻利地煮好土豆汤配红肠，再切几片黑面包和几块黄瓜，又备妥奶制品加樱桃酱，便很快摆盘上桌。接着来到莱施教授身边，先把他的手分别搭在助动车手把上，再从他背后腋下伸进双臂抱持其站直，然后转到一侧指挥他挪动左右脚，缓慢地移到厨房。待莱施教授贴近餐桌，BB又用相反的程序，帮助他入座，还给戴上围嘴，并在他腿上铺一块盖布。莱施教授可以自行进食，然而很难参与谈话。

居家护理员扶持莱施教授起身

居家护理员帮助莱施教授用餐

 　　餐毕，BB把餐具装进洗碗机，我即清理和分装了垃圾。她一面道谢一面照顾莱施教授去卫生间洗漱和如厕，之后再协助他进入紧邻的卧室午休。那原是书房，现在用作卧室，布置得如同病房。内里与其他房间和走廊一样，墙壁装有把杆，地面全无凹凸。卧床还自带一个悬浮把手，方便老人借力起坐。BB扶莱施教授躺下后，把腕表式呼叫器挂在把手上，确认他随时能使用，才放心地离开。

BB的值班卧室在莱施教授的对面，原是老夫妇的卧房。见她满头大汗，我随即请她也小憩一番，约定下午两点半喝咖啡。教授的小女儿LR早已把我的航班行程单贴在厨房门上，还把我此间的活动日程通知了当值的BB。所以，她递给我客房钥匙的时候特意解释，当天下午另一位护理员来换班，她必须交接清楚才能陪同我和教授一起去社区墓园，向莱施夫人和他们先前去世的大女儿致意。这使我感到，德国人不愧为最讲究计划和秩序的群体。

　　4月29日午后，新来的护理员IB女士进入莱施教授家。她比BB还高大，嗓门洪亮，连说带笑。BB准备了咖啡、红茶和蛋糕，还示范如何帮助莱施教授移动与落座。我与她俩边喝边聊，诸多信息滚滚而来。

　　第一，家居护理员多来自东欧。BB的家乡在德国东部，两德统一前她从高等技术学校毕业，在邮局做会计。后因病失业，康复后通过市场就业中介，接受了三个月的居家护理员培训，在目前这家公司找到工作。就业中介费600欧元，但以后还可免费借助这家中介找工作。她每月在莱施教授家工作两周，换班后即回家。往返搭乘地铁、火车、公共汽车，交通费共计43欧元。

　　IB来自罗马尼亚，曾在工厂当统计员并获得成年教育本科文凭。离婚后到德国就业，一双儿女皆已工作。IB不久前才在创新和护理公司找到工作，为此付给劳动介绍所100欧元。不过到了年终，税务部门将会把就业中介费退给她，因为德国政府一直推行积极就业政策。IB的前一个服务对象，是位家居黑森林附近的老太太，接受居家照护两年后去世。IB在寻找新工作期间曾领过失业金，一个月700欧元。在斯图加特找到工作后，她四处寻找住房。无奈房租过高，一居室的“冷套房”（即不含水电暖气和垃圾费）每月租金500欧元。故而她打算仍住那位老太太家的两居室套房，每月租金320欧元。即便加上每两周一次的往返交通费，也比搬到斯市划算。

　　第二，居家护理员的雇主是照护公司而并非服务对象，其工资和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由公司支付。BB介绍，24小时居家护理员的工资是按天支付的。公司也提供小时服务，小时净工资可能是9.5欧元。她不愿谈自己的工资收入，只说挣得钱够花了。IB对此话题似乎不含保留：她前一份工作的毛收入大约为每月2000欧元，扣除社保费和工资税后的工资，约为1300~1500元。她支出的就业中介费和往返工作场地的车票，年终均可退税。

　　第三，护理员的工资档次仅与职业教育有关。BB和IB都提到，即便是做同样的工作，那些在职业学校学过居家护理专业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工资水平也高于她们这些只经过转岗培训的护理员。而且，职校毕业生经过七年实践，就有资格自行开业，无此学历的则只能受雇于人。此外，她们的日工资不因照料对象的健康状况而有所区别。服务对象的照料等级由独立于医疗保险和医院以外的第三方机构评估，不同的照料等级对应于不同的健康状况。公司对具体照料项目均明确定价，据2017年的价格表，洗头加洗澡18.85欧元一次，只洗下身12.85欧元一次。这些费用都由公司和服务对象结账，与护理员的工资无直接关联。

　　第四，护理员与照料对象双向选择。与BB倒班的前一位护理员来自波兰。六周前波兰女士当班，莱施教授自己开门，眼眶撞到门上住院，如今那片黑青就是淤血尚未散尽所致。虽然，护理员只要在场，发生这样的意外公司并不处罚，家属也不会找麻烦。可是波兰女士承受不了心理压力，但凡来莱施教授家上班，必定胃疼难忍，公司只好给她另换了一个服务对象。

　　2015年，莱施教授夫妇同时重病住院。子女从四面八方赶来照料，共同决策购买居家照护服务。对此，教授之子EFR给我看了相关的家庭文件，并加以扼要解说。

　　首先，母亲在医院去世，因病得到密集的医疗护理，费用由医疗保险支付。父亲出院后状况好转，主要因为年老失能而并非重病才需要密集照顾，部分费用由照护保险支付。上月的账单显示，社会服务站收费449.92欧元，由医疗保险支付；照护公司收费共计5065欧元，其中护理保险支付1751欧元，余者自负。

　　其次，之所以没有为父亲选择养老院，一是因为类似他这样的照料水平，入住养老院的费用同样昂贵；二是父亲经常不知身在何处，还担心钱花光了失去住房甚至床铺。选择居家照护，或多或少能消解他的疑虑。德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月平均1500欧元，养老院最低费用大约每月3000欧元。照护保险仅支付底线照顾水平，加上个人养老金后一般还会留有支付差额，这就要按照以下程序填补：先挤干个人财产，例如卖掉房产证券并花去储蓄，用以支付个人应付的照护费；再由子女分担一部分，其金额基于子女的正常收支确定；最后留下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如果子女认为既定金额不合理，可找社会法庭（Sozial Gericht）裁定。

　　再其次，父亲原属公务员系列，退休后的医药费用70%来自州政府补贴，30%来自医疗保险。此外还有区位补贴，等等。公务员的这种优厚待遇如今广受批评，不过尚未改革。父亲至今仍属高收入群体。原因是，他工作期间先后得到五所大学的邀请，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为了留住人才，特许他享有相当于本州部长的工资和退休待遇。如今，每月支付消费品和服务后，他已所剩无几，因为他得到的照顾远超平均水平。例如，为了避免护理员换班导致服务质量波动，家里特意安排两位护理员每次交接时都共同工作一天（半地下室有套房）。又例如，每月由护理员陪同去手足养护店修剪一次指甲，每周两次请健身教练上门指导体能训练。此外，还雇用一位保洁员每周来家打扫两次，等等。

　　最后，整个扩展家庭为照护老夫妇分工合作。其一，调整共有住房。父母早就买下半座小楼（附带后花园），包括半地下室共四层，每层住房面积105平米。1995年，他们与四位子女签订房屋赠送合同并做了公证。其中有一条款：莱施教授夫妇一直居住在内，生命结束之前房屋不得出售。购买居家服务前，第二和第三层住房出租。租金收入在扣除维修及其他必要支出后，余额由他们四个平分。父母严重失能后，家居芝加哥的二姐租下第三层（我即在此过夜）。她每季度回来一次，平时通过电话管理父母的社交。二姐支付的房租为每月600欧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半。其二，2012年，父母和子女签订并公证第二份合约，确定老夫妇的医疗监护人为EFR和LR，因为他俩住在斯图加特。其三，EFR管理房屋，LR管理财务。

　　平时，姊妹四个和配偶及子孙也常来探望。护理员指着四代同堂的照片，为我介绍了每一位成员的近况。当日，莱施教授的小女儿出差未归，她丈夫赶来陪我们去了一趟墓园。可见，扩展家庭里的关系既有法律规范，又有亲情温暖。

　　4月30日早餐后，我去拜访了101岁的贝格曼教授。他形体干瘦几近弓形，若不拿拐杖，行走时两臂侧伸以便维持平衡，但依然精神矍铄，独自居家。接过我送的新书便朗声念道：“Food Security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the Rural Poor in China”!转身就去书房拿出他的近作，要我选几本带走作为回赠。贝格曼教授特别自豪地展示，2017年出了本《中国之路》。我却对他的家族人物小传（Die Familie Bergmann-Rosenzweig – eine kaempferische Generation im 20. Jahrhundert）更感兴趣，把书装进书包就开始聊天。他有问必答，呈现了一幅健康老人的生活图景。

  贝格曼教授

 作者与贝格曼教授合影

　　2006年以来，贝格曼教授已去过70多所学校，用亲身经历向青少年讲解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危害。如今还继续参加左翼党的活动，现在该党已获得国会56个议席。他还常去其他地区为年轻党员做讲座，讲解希特勒如何得到政权。我问他为何不去当议员，老人一笑：“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嘛！”

　　所有这些社会活动，贝格曼教授都独自前往。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到火车站。在行走不大方便的地方，总有司乘人员或路人相助，附近的公交车司机全都认识他！像他这样的老人，花75欧元即可购得优惠年票，适用于斯图加特大区50公里之内的公共交通。如果乘坐特快列车，只需支付半价。

　　2016年，老人还独自去了以色列，参加四十多位亲属为他举办的百岁寿诞聚会。说到此，他不无遗憾地叹道：“我从今年起放弃出国旅行，不能再去亲眼看中国了，只能通过‘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追踪您的国家。以后您可要多送我一些中国研究文献啊！”

　　老人自觉健康状况良好，从未申领照护保险金，只是自掏腰包雇用两位小时工。一位每周五做室内清洁并代购食品，服务费100欧元。另一位每周一到周四做午饭并购物，每日大约两个半小时，服务费40欧元。其余时间他生活自理，毫无问题。

　　贝格曼教授的养老金净收入为每月3300欧元，花在自己需求上的钱大约每月1600欧元。部分余额用以资助左翼党，部分寄送四位比他年轻的人：一位在以色列，其父母与贝格曼教授于二战前在巴勒斯坦地区创立了一个基布兹（农村公社）。受助者曾因泄露军事科研机密坐牢，以至养老收入低。另一位受助者在俄罗斯，现年92岁，曾被打成托派分子。第三位是前苏联的党史档案馆工作人员，曾帮助贝格曼教授查资料。还有一位在汉堡，是个好学上进但家境困难的女学生，贝格曼教授时不时捐赠她小额生活费。

　　老人得知我的父母入住养护中心，也想予以援手。我反复论证自己能应对，他才作罢。握手告别时贝格曼教授依依不舍：“祝您健康长寿！”直让我乐不可支：“能接受人瑞的祝福真是幸运，希望您继续保持生命的奇迹！”

　　（2017年5月31日，第一稿；7月27日，第二稿；9月13日，第三稿）

编稿：王砚峰、张佶烨；审校：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