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导师莱施

　　2018年11月30日中午，我在行进的地铁车厢接到霍恩海姆大学（Hohenheim）一位校友K的电话。一是告知，我的博士导师艾尔文·莱施（Erwin Reisch）去世；二是询问莱施教授的年龄。我先联系另一位校友J，因为我们曾一起在校内宫殿（Schloss，建于18世纪末）参加莱施教授的60寿辰庆典。到家就查找以往的文章，确认他享年94岁。然后，给他的小女儿LR写了封邮件：其一，询问这消息是否属实。如果这不是真的，我将继续祈愿莱施教授健康生活；否则请接受我的追悼，我理解，他太需要与已故夫人重逢了！其二，永远感谢莱施教授给予我的无条件支持和莱施一家给予我的宝贵爱心。夜里零点，LR回信证实：“爸爸和他一生的挚爱相聚了。”阅后，一种“知交半零落”的惆怅油然而生。莱施教授是改变我生命历程的忘年交之一，这里仅撷取一些记忆片段，以寄托我的思念。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狂飙突进，个人发展机会骤然增加。1981年11月，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取得硕士学位，旋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次年，考取了教育部派遣留学美国及国内的博士生资格，国内导师是巫宝三先生。1983年初，教育部获得联邦德国（西德）阿登纳基金会20个资助名额，留学处来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去德国。那时我的德语能力仅为零，但巫先生还是主张抓住这个机会。他认为，二战后西德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值得关注，特别是那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应当分外留心。于是，在董辅礽和唐宗焜老师力荐下，经济所领导班子批准了我去德国留学的申请。

　　1983年春节刚过，教育部就分派我去上海同济大学，接受3个月的德语培训。当年10月，我们20名留学生按照阿登纳基金会的安排，去往曼海姆市（Mannheim）的歌德学院学习半年德语。此间，我们必须各自联系妥当即将从事专业学习的大学。我在国内申报的专业是消费经济学，利用课余时间去曼海姆大学图书馆翻看了两三天资料，从一本英文的西德学者名录（Who is Who）搜寻到，唯一设立消费经济学专业的学校，是斯图加特市（Stuttgart）的霍恩海姆大学。待到那里拜见教授，才知晓这是一所农业大学。考虑到我们这批留学生得到的资助承诺仅有两年，容不得耗费时间另行申请学校，我就选定了这所大学。

　　1984年春，我通过德语资格考试迁往斯图加特入学。听了两三个月的课，方知所选专业属于家政系。不仅学习内容距离中国现实甚远，而且还未约到教授的见面时间。思忖再三，打算转换专业。那时，在霍恩海姆大学留学和进修的中国大陆同胞一共才7人，见面不久即相互熟识。一位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的植物药学家J给了我至关重要的信息：其一，霍恩海姆大学与北农大建立了合作关系，几乎每个系都有交流项目。促成两校合作的德方教授名叫莱施，中方教授名叫安希伋。他俩都是农业经济学家，相识于一次国际会议，惺惺相惜结为好友。其二，联邦德国政府对合作项目提供资助，莱施教授是项目总负责人之一。凡是来自北农大的访问学者，他都会邀请到家盛情款待。其三，中国政府对两国农业教育合作拨专款予以支持。农业部长何康访德时，曾专程来霍恩海姆大学参观。这是莱施教授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在我看来，除了莱施教授对中国感兴趣这一有利条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必定急需农业经济学前沿知识和信息。因此，当即开始转系行动。首先，写信向经济所分管科研教育的副所长董辅礽老师报告情况。然后，给莱施教授的秘书打电话预约见面时间。最后，经J校友牵线搭桥，给安希伋先生写信请求支持。

　　没几天，莱施教授就给了以半小时为限的谈话时间。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把想好的陈述一股脑说了出来。莱施教授客气地表示欢迎，两眼却分明饱含怀疑：“您在中国学的政治经济学和我们的农业经济学完全是两个体系，能完成这里的博士生学业吗？”我只能搜索脑海里储存的德语词汇慢慢地造句：第一，出国留学的中国经济系毕业生都得实现学业转型，再艰难也必须尝试去做。第二，我来自中国第一流科研机构，除了德语，在学习和研究能力上不会比德国大学生差。第三，我在国内学过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相信他的思维方式与当今德国学术界不会相距太远。第四，北农大的年轻教师可能也得留学，您是否为了更好的合作而给他们机会呢？莱施教授有些诧异：“我们与北农大的合作项目确实包括培养博士生的计划，不过农经系的学生还没有来。您先把硕士论文翻译了，我看看再做决定。”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阿登纳基金会给的资助时间只有两年，我若翻译那本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就没有多少时间学习专业了！”莱施教授不怒自威：“那您就只翻译论文提要，完成后再约见，顺便提交您的简历和中国教授写的推荐信。”

　　回到宿舍，我便借助一本德汉词典和德语词典（WahrigDeutschesWoerterbuch），日以继夜地做笔译。此前，在课堂上结识了一位开朗明快乐意助人的教会朋友。她一面审读我的译稿，一面询问看不懂的地方，通篇梳理了一遍语法和语汇。我则逐一问明白修改的原因，用打字机敲出了清晰的文稿。反复阅读并确认无误后，附上出国前就翻译妥当的简历和董辅礽老师写的推荐信，与原件一起送交莱施教授的秘书，请求预约谈话时间。大约又过了一周，董老师和安先生的勉励信件到了，安先生还附了一张问候莱施的明信片，让我当面交给他。恰好，莱施教授的秘书给定了约见时间。

　　我如约前往，莱施教授从桌上拿起一张备忘录，逐一述说他的决定：第一，愿意帮助我转换专业，他会把我提交的资料附上建议转呈系委员会讨论审批。第二，要求我去听农业企业管理、农业政策和乡村社会学课，一年内由主讲教授组织考试，通过后才能取得博士生资格。第三，他给阿登纳基金会打了电话，基金会回应，只要我通过专业考试，就继续资助我的学业。第四，他的研究所（InstitutfuerLandwirtschaftlicheBetriebslehre）可以提供办公条件，让我与一位德国博士生合用一间办公室。第五，希望我在霍恩海姆和北农大合作项目需要时提供帮助。

　　这样的好消息完全出乎预料。我压抑着奔突的心跳，感谢他如此高效的帮助，表示将会付出最大的努力，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为中-德合作做贡献。接着递上明信片，说明是安先生让转交的。莱施瞬间喜色满面：“您认识安教授？”“还没有见过面，只是给他写了一封求助信。”只见他轻松地缩短了心理距离：“周六下午家里做烤肉，已经邀请了北农大的访问学者，您和他们一起来！”我自当欣然从命。后来才知道，从那天起，莱施就乐意当我的导师了（DoktorVater，直译为博士父亲）。

　　莱施教授是个大忙人。除了给大学生上课和从事科研及管理工作，还参与国内外农经界活动，特别是推进德-中农业教育合作项目。我的学位论文工作开始不久，他就当了霍恩海姆大学校长。师生之间见面时间有限，但与他的交往令我受益匪浅。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热爱工作。莱施教授认为，无论天气怎样，无论心情好坏，无论何种变故，都没有理由不工作。教授夫人与我相识不久，就说他总爱泡在工作里，还“爱恨交加”地笑道：“他和工作结婚了！”其实，夫人一辈子相夫教子，全心全意支持莱施教授的工作，时不时还带着满心赞许讲他的笑话。例如，莱施教授第一次到北农大讲学，就在旅途中丢了箱子。每天早上穿同一件夹克去讲演，晚上若无其事地回友谊宾馆备课。虽然他临时采购了内衣，宾馆服务员仍以为他只有一件衣服！子女们从小就习惯了父亲经常出差。儿子刚上学时，老师询问父亲的职业，他的回答是：“旅行者”。莱施教授也不无得意地跟我提起此类故事，还强调：“我喜欢工作，也欣赏勤奋工作的人。知道我为什么接收您当博士生吗？您来德国不到一年，就能用德语跟我讨论转换专业，还那么快就交来笔译材料。如果没有勤奋工作，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持久而又专注地投入重要事务。自打我进入莱施教授的研究所，就见证了他对中德合作项目不竭的热情。先是成立项目办公室，雇用专职协调员和秘书，显著地提高了项目组织效率。后是逐渐拓展合作领域，一方面吸引更多专业的德方教授参与项目，一方面在学者访问活动之外增加了博士生培养计划。撇开硬件装备的改善不谈，经历多个项目期，北农大的师资力量明显增强。我熟识的两任校长及多个院系的骨干，都曾在霍恩海姆大学进修或取得博士学位。正如校友H所言：“他（莱施）帮助我校在困难之时起步恢复，对我们学校有恩，对我们个人有恩。”

　　事实上，德方参与者的声望也随着项目的进展水涨船高。霍恩海姆大学不但得到更多资助，而且在联邦德国对华关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农口的要员访德，常会光临霍恩海姆大学。莱施教授除了为联邦和巴腾符腾堡州政府做顾问，还多次应邀出席重大对华活动，例如陪同中国总理游览波登湖。1985年秋冬之交，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先生率团访德，斯图加特是其中一站。莱施教授诚邀代表团到家里喝咖啡，叫我去当翻译（参见拙文《怀念杜老》）。杜老落座后，真诚地感谢莱施夫妇的邀请以及为促进中德合作做出的努力。莱施顿时目光明亮：“非常感谢您的光临，德-中合作是我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他的儿子ER也在场，随即笑嘻嘻地补充：“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我父亲就意识到，这个古老的大国必将复兴。我们越早参与合作，以后就越能骄傲地说，我们和中国一起创造奇迹了！”

1988年冬，杜润生先生会见贝格曼教授（右三为杜润生）

地点：北京西单绒线胡同四川饭店

　　第三，计划与变化兼顾。莱施教授的助手弗朗克·李茨卡（Frank Litzka）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研究所咖啡聚会的中心人物。他不止一次地笑谈：联邦德国既是个市场经济国家，也是个民主国家。可在莱施的研究所，那就是一切皆“计划”，决策有“独裁”！莱施从不参加我们的咖啡聚会，但早就知道而且认可李茨卡的评论。他一贯讲究“秩序”,“制度”和“规则”，强调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单位只有自我计划、自组织和自律，才能实现个体和社会的高效率。因此，他处理事务总是计划周密，不拖延，无虚饰，重实质。研究所的讲师、助手、秘书和技术人员，无论各人性格如何，都必须按照规定日程和规定动作完成任务。在我看来，这与足球场上的“德国战车”无异。虽然谈不上超级球星云集，却因为组织有效而具备出色的战斗力。

　　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莱施教授往往幽默处之，设法补救。一个大雪寒天的夜晚，我独自在二楼办公室静静写作。忽闻玻璃窗上“噗噗”两声，抬身一看，莱施教授站在楼下，手里捏着雪球正要往上扔。我赶紧拉开窗户打招呼，他一脸顽皮：“今晚本要招待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相重阳，飞机降不下来，又飞回法兰克福去了。您下来吧，我有话要说。”原来，校方按计划在宫殿地下一层备好了冷餐，参加合作项目的教授济济一堂，准备迎接相副部长一行。结果宣布客人来不了，教授们只好自行享用面包、奶酪、香肠和酒水，刚刚四散而去。莱施教授和中国代表团的邀请方已协调妥当，让我次日跟他一起去法兰克福拜访相副部长，在会谈时充当翻译。这趟拜访，既让中方看到了霍恩海姆大学的合作诚意，又成就了相副部长与莱施教授长久的友谊。2013年，我去霍恩海姆大学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参见拙文《德国高龄老人怎样生活》），顺便给莱施口译了相老用毛笔书写的信件。

　　第四，宽严相济、张驰有度。莱施教授带过的博士生中有7名没有取得学位，其中一位我还认识。我曾问他为何被劝退，这位同学坦诚地回答，他对这个结局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自己在英国一家农场兼职做经理，没有全力以赴做论文。四年过去，论文的基础模型有难以消除的缺陷，他也不打算推倒重来或者改换题目。这件事于我自然是个沉重的警示，因而对自己学业中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谨慎。

　　虽然，莱施教授指定李茨卡博士负责我的日常学业，他对一些要紧环节的把关和监督并未完全放手。其一，审阅和签署提交阿登纳基金会的工作报告。每隔两个季度，我必须写一次总结，扼要说明课业进展以及下一阶段的计划，并附上考试结果或完成的文稿。莱施写出评审意见且签上他的大名后，交由基金会决定，是否提供下一个半年的资助。为此，我练就了撰写浓缩稿的本领。在一页A4打印纸上，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把基金会规定的报告事项和附件文稿中的精华，表述得一清二楚。

　　其二，学位论文题目和研究路径。根据中国农村改革的局势和自己的特长，我打算研究国内农民收入问题。莱施征询了安希伋先生的意见，对此无异议，但要求我做“经验研究”。他以自己读学位时逐家逐户走访农场的事例，说明了他对论文信息来源的基本要求。鉴于此，我通过课程考试后，回国八个月收集专题资料。先后得到杜老的秘书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同行的帮助，在三门峡和洛阳地区从事典型调查和农户抽样调查，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论文审阅。每次收到我的双季度工作报告，莱施多半只看那一页浓缩稿。对全篇学位论文则不然，他把我那将近200页的打印稿批注了个“满纸红”。尤其是，把我自以为得意的好几张表格都涂得五花六道。那些列出分项数目而未匹配百分比的表格被打上一串串问号，有百分比分布却未标明加总结果的地方，都给补画了一列小格子并填上数字。不仅如此，他还对照着几张纪要，一页页翻出我分段不妥或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的地方。这些细微末节的失误烧灼得我眼烫头胀，似乎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脸。大概注意到我的惭愧模样，他将自己的纪要和论文一并递过来说：“祝贺您，把这些小毛病修改一下就可以向系里递交答辩申请了。下周请把申请书送来签字。”

　　我理解，莱施做事一丝不苟，体现的是渗透到德国人血液之中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可是他并不刻板，具有足够的决策灵活性。一种情况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放行特例。我写完论文前三章时，好友碧阿特蕾斯·柯奈尔博士（Beatrice Knerr）提醒道，在国际学术界，德文读者比英文读者少得多。如果期望自己的论文有更大的影响力，应当马上改用英文写作。我随即求见莱施说明意愿，理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学者和学术一起走向世界。他认为言之有理，亲自询问系里的规定，让我写了申请书，经他签字交由系委员会审批。

　　另一种情况，对超出个人能力的事务不强求。平时交谈中，每当我的德语用词不准确，莱施都会告知恰当的同义词。我去办公室见他，总是带着提纲，以保证在约定时限内谈完要事。莱施也备有提纲，还随手写下谈话要点。告辞时我每每会索取他手头的纪要，免得事后有所遗漏。问题是，我常常出了门就得请德国同事识别他那下雨一般的字体。有一次，收到他满满两页纸的手写指令，我立即打电话说明，欣赏他的书法有困难，请求打印字体的文本。莱施大度地应允：“没问题！从今以后只要有信件或纪要，我都请秘书给您一份打印件。”

　　此外，对无关紧要的事宜听之任之。每当我提交了双季度报告或完成阶段性写作计划，都会用“穷游”奖励自己（参见拙文《老友贝格曼》）。通常我跟李茨卡打过招呼就出发，并不知会莱施，只有在等待论文答辩时游览北欧例外。莱施呵呵一笑：“去吧，去吧！只要不耽误答辩就行，答辩后给杜润生先生派来的代表团当翻译。我早就知道您一会儿巴黎一会儿伦敦地旅行！”

　　1988年8月，我的学位论文以优秀等级（“sehr gut”）通过。之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决定出版。莱施和李茨卡看到出版社的来信全都笑逐颜开，真心以此而自豪。当年9月下旬，我就跟中央农研室代表团一起回到北京。那以后，除了年底的互致问候，莱施教授无论是来参加中德合作项目庆典，还是途经北京去蒙古做顾问，都会兴高采烈地约我面谈。但凡我去欧洲公干，也会设法去他家拜访。若实在不便绕道，就买个电话卡聊天。每次交谈他都要叮嘱：“如果需要帮忙，请尽快让我知晓！”

　　2006年晚秋，我还不得不求助于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通知我，根据教育部的规定，需要提交学历认证。莱施教授从来都为德国教育质量骄傲，一听这个消息就发火了。我只好耐心解释：“这项规定不是针对德国，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归国留学生的要求，可能是防止学历造假吧！”“这对您的工作重要吗？”电话那头冷静下来了。我想了想答道：“至少会增加我的信誉。”莱施反过来安慰我：“别着急，明天我就去系里给您办证明，用挂号寄给您！”这封详尽的证明信和已有的学位证书，不仅助我完成了国内的学历认证程序，而且还在十多年后支持我获得了墨尔本大学的授课资格。

　　莱施教授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段，还是一如既往地顾全我的专业好奇心。2017年4月，我趁去柏林开会之机，专程重返母校，在他家住了两晚上。教授的小女儿做了周密的接待安排，二女儿从美国打电话来，对我的拜访表示感谢（莱施夫人和大女儿已去世，三女儿出差）。他的儿子不但回答了我对老人居家照护的所有问题，还把莱施教授的支出账单拿给我拍照（参见拙文《德国老人居家照护中的财务安排》）。如果没有充分的信任，德国家庭哪会有如此坦率的待客之道！

　　跟莱施教授拥抱告别时，他红着眼圈哽咽道：“朱玲，谢谢您来探望，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强颜欢笑：“这可不像我的博士导师说的话，我还想参加您的百岁庆典呢！”虽然一年之后莱施教授的生命就终止了，我仍可以无愧地告慰他：三十年前他传授的精神财富，被我带回了中国，而且随着我的工作影响了年轻的经济学人。

（2018年12月10日，北京）

（注：文中配图由朱玲老师提供，未经作者许可，请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