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

　　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下乡调查，无论进入哪个村，总有一群小孩闹嚷嚷地跟在身后。近20年来，这种情景悄然消失。受访村民都清楚，村里儿童数量明显减少，一是因为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生育率骤减；二是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随着育儿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三是儿童跟随外出谋生的父母迁移；四是学龄儿童由长辈陪同去县城、镇上或其他城市读书。

　　我们在与右玉县政府职能部门座谈时得知，近些年来村庄人口净流出。例如，1980年丁家窑乡白家窑村的常住人口为210，到2020年仅余13人。人口净流出的结果，是全县的自然村从355个减少到2017年的288个。与此同时，中小学布局亦发生巨变。4镇6乡1个风景区当中，仅3个镇有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分布在县城。我们在入户访谈时也注意到，村民为陪伴孩子上学而迁居已成常态。9月11日，我在右玉威远镇康平村遇到的李女士，就有这样的经历。

　　李女士是方家堡人，那里距康平村10公里。她54岁，初中学历；丈夫57岁，小学毕业。她家有三处住地，方家堡村的房子只是偶尔去住住，因为家里还有30多亩地。地里主要种洋芋，一亩地的毛收入最多300元。儿女到县城上学时，她和丈夫便相跟上打工并照顾孩子。在县城租房两间，面积50多平米，每月租金150元。孩子们中学毕业外出后，夫妇俩就只租25平米一间，每月租金100元，时不时回去一趟。李女士在康平村的住处，就在新建的爱心超市的套间，面积也是25平米，明亮整洁、温馨舒适。她是应聘来爱心超市当管理员的，一年收入5000元左右，丈夫仍在县里打工。李女士还在超市院子里种了几畦菜用于自食，菜地需要施肥时，她便找养羊户给些羊粪。因为用量少，对方不要钱。

　　如今李女士的一儿两女均已成人，最大的30岁，最小的26。三个孩子都在外打工，有的在太原有的在右玉县城。30岁的女儿已经出嫁，那日带了孩子来看望母亲。李女士说，小外孙不到4岁，明年（2021）就去县城上学前班。她和丈夫之所以到目前还未买房或盖新房，就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买房买车再带办喜事，一共得50多万元。她们夫妇一点儿都不敢松懈，必须继续离村打工。

　　为了尽可能让学童获得优质学校教育，有的家庭不仅放弃“三代同堂”，而且还全家总动员，分居于不同地方，以便实现收入增长及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重目标。一位家在山西垣曲的京城养老院护理员W女士告诉我，老家的村小2008年撤销。她丈夫的哥哥因采石场事故去世，嫂子用将近1/3的赔款（15万元），在县城买了一套面积80平米的二手房，和婆婆一起带着儿女到县城上学，公公则留在村里种地（曾在化肥厂做工，每月退休金3000多元）。嫂子先后在县城和北京打工，不到三年也意外身亡。W女士一手操办后事，成了这个扩展家庭的“顶梁柱”（婆婆的话语）。

　　2015年，侄儿去部队当兵，2020年复员回乡。目前，侄女（16岁）正在上高中。W的小女儿也在婆婆那里吃住，每月花销最多200~300元。她的大女儿在运城工艺美术学院上学，每年无息贷款7400元，足够交纳学费及其他，W只需每月给大女儿1500元生活费。考虑到侄儿归来需相亲婚配，大嫂留在县城的房子肯定不够住，W于2019年在县城买了一套90平米的二手房。房价23万元，其中除了她们夫妇的积蓄，W的娘家给了2万元，婆家给了3万元，她还从姨姨家借了2万元。

　　W家的积蓄皆来自夫妇二人在外打工的收入。丈夫在建筑队当架子工，如果有活儿，一个月能挣5000~6000元。若找不到活儿，则无收入。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建筑队有两个多月没活干，直到2020年5月才进入太原工地。相形之下，W女士自2015年打工以来，虽然换过4次工作，但岗位都相对稳定，例如餐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住户家政服务员（保姆）等等。

　　2019年初，W听本村熟人说起，县城养老院护理员工资每月1500元，北京的工资要高得多，而个人日常支出大致相同。于是便跟了熟人到京城的养老院做护理员，每月工资收入4200元~4500元。她打算，趁着公婆生活尚能自理，在京城干上几年，攒钱还债并供孩子上学。她只有两个女儿，不像养儿子的人家那样必有大额花销，而且她也没想嫁女的时候向男方要一分钱。

　　山西案例显示，人口自主流出与学校撤并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促使村庄居民向县城集中。至于村庄幼儿园和学前班的设立，则与特定年龄组的人口规模相关；同时，还取决于村庄住户基于自家经济水平及人力状况的选择。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高书记提供的信息，也说明了这一点。

　　树林召镇是达拉特旗政府驻地，距离东海心村6公里左右，车程约10来分钟。高书记有一儿（26岁）一女（10岁），女儿小时候给送到镇上幼儿园，接着上学前班，2020年上三年级，都是高书记开车接送。女儿上幼儿园时，一学期交费1500~1600元。2020年的价格为2600~2700元一学期，加上保险费3000元。学前班的费用和幼儿园差不多，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费用反而大为降低。东海心村50%以上的户籍人口外出，没有办幼儿园。相距大约4公里的林原村有将近80%的户籍人口常住村中，设有一个幼儿园。

　　如此看来，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提倡“一（行政）村一（幼儿）园”，或许忽略了村庄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迁。在儿童数量减少的趋势下，单纯按行政村区划部署学前教育机构，或许既难满足村民的教育需求，又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倒不如顺势而为，兴办联村幼儿园和学前班，并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为入园儿童的家庭提供交通补助。

　　进一步讲，为了减轻农村地区“撤点并校”带给家庭的新增通勤成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得良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普惠性的通勤补助制度势在必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已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2018年，我们课题组走访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长岗村时得知，自从本村小学合并到3公里以远的双岗村小学，村委会即出资雇用大巴车免费接送小学生往返学校。常住本村的学生无论是否拥有当地户籍，享有同等的免费乘车权利。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大多不具备白云区所辖村庄的经济实力。若要在这些地区推广如此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无疑不可或缺。

　　改革开放前的乡政府驻地，一般即为乡域内的中心村落。不但设有社会经济服务网点，而且还承担集市功能。近40多年来，绝大多数乡政府驻地或转变为小镇，或发展为中小城市。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办公地点，往往设在区位相对有利的自然村。出于节约管理成本的考虑，村小学、卫生室、图书室和老年活动站等多种公共设施也随之聚集于此。这样的自然村，不言而喻地成为行政村范围内的中心村落。

　　我们此番西北行中见到的中心村落又新添了几抹亮色：其一，村内移居搬迁。在行政村自有土地范围内，山西右玉的大堡村和杀虎口村整村迁移到现址。陕西榆阳区南部的柏盖梁村则不同，村委会利用异地搬迁、危房改造等多渠道扶贫项目资金，再加村民自筹款项，组织工程队在中心村落的阳坡开辟平地围院盖房，将散居在山梁沟坎的110户农家，从四面八方集聚一处形成新的住宅区。位于榆阳区北部的井克梁村也有部分住户搬迁，为的是避开煤矿采空区。矿业公司出资在沙滩地上建新村，经第三方评估每户补偿27万元，居民迁新宅，牛羊入新圈。

榆阳区柏盖梁村搬迁户的厨房和卫生间

　　无论何种原因搬迁聚居，住宅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而易见。集中供水供电排污及连结互联网和公路，因成本远低于散居而得以实现。网上常有批评者议论，如此整齐划一的居住区建设，毁坏了村庄的历史风貌。但此类批评者可能未充分关注村庄居民对舒适生活的向往。

　　柏盖梁村党委高书记的介绍，或许能够引发批评者的“同理心”：“山上的窑洞差不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的，原先住了1100多人，到2015年只剩100多人常住。男人外出打工，剩下女人和小孩住着害怕，行走、上学和看病都不方便。”受访的搬迁户陈述，每家拆掉一孔窑，补偿一间房，每户补贴1.2万元。每套两居室新房加一个院子和两间储物棚大约造价12.4万元。受益者对于家居条件的显著改善自然满心欢喜，觉得“跟城里人住的差不多。”

　　其二，村级养老机构。榆阳区所属行政村的中心村落均设有“幸福院”，大多利用村小撤并前的校园。院内场地宽敞平坦，房屋修缮一新，厨房整洁有序。我们参观的大纪汗村幸福院入住老人8位，柏盖梁村幸福院入住老人15位。入住者条件为：本村70岁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有的村还规定，入住者为70岁以上的丧偶者。

　　柏盖梁村幸福院雇用管理员和厨师（女，兼保洁员）各一名，入住老人年龄最低者74岁、最高者88岁。入住老人住宿免费，每人每日伙食标准5元。其中，老人为一日三餐支付3元，余者由财政补贴。鱼河峁镇的李镇长介绍，榆阳区民政局每年补助每个村幸福院约6.5万元运行经费。

　　事实上，多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者的长期照护，至今仍是一个难题。仅就资金限制而言，村委会难以聘用专职护理员（当地零工工资为每天140～150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150多元）。生活不能自理者若为五保老人，便去镇敬老院，全部费用由财政承担。若非五保老人，村委会便召唤其子回乡照顾。当地百姓不大认可子女送长者入住县镇养老院，陷入老年照护困境的家庭，也未找到妥当的出路。

　　山西右玉的3个调研村虽无养老机构，但农户全部聚居在中心村落，老人可以方便地获得一些社会服务。杀虎口村80岁的李老太认为，现如今她主要靠国家给钱（基本养老金和低保金）生活：“孩子们也给一两个，不如国家给的多。公家每年还给3～4袋子面，20斤米，足够吃了。冬天买菜，夏天吃自己种的菜。”村里常来流动货车，买肉买菜买日用品都便利。她心肺功能不佳，每年都要输液，大概花1000元左右。若需住院治疗，新农合给报销医药费。若见大夫或输液，就步行一公里左右去杀虎口小镇。

　　中心村落一般都装置了健身器材，为留守老人增添了一种休闲乐趣。大堡村的张女士是1953年生人，20年前做过结肠手术，不得不常年挂一个粪袋。但她还能下地劳动和操持家务，村头的健身器材全玩得转，说话间顺手为我示范了一遍。她和丈夫因社保兜底而衣食无虞，政府除了发米面，冬天还给采暖补助。张女士过得平静而乐观，小院里既种蔬果也栽花草。村头还有一座色彩斑斓的戏台，她笑言：过年的时候村里会请戏班子，不是唱晋剧就是演内蒙的二人转。

　　如此看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村庄常住人口以老年、妇女和儿童为主的情况下，帮助留守家庭向中心村落集聚，既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也有益于增进脆弱群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