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如何逃避“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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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这几年中美关系紧张，境外的投资者对中国的资产出现愈加强烈的规避心态，叠加近期的人民币贬值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未来的人民币资产？

郑教授：中国的经济基础面依然良好，中国人均GDP还是12,000美金，想要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在于如何把一些细小的政策问题处理好——中国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都是合法的，但一些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益之争。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来调整国有和民营两个经济部门，使之均衡地发展。

Q2: 我们都知道资本是逐利的，因此中美两国合作才是上策，特别是在经济利益上。究竟是怎样的背后力量在影响着美国的决策，使得他们用非理性的方式，反而采取越来越多激进的对华措施，其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郑教授：经济层面中美之间虽然互相依赖，一旦政治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话就很危险。历史上的1875-1914年欧洲国家之间的经贸关联度非常强，为什么1914年最后爆发战争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就曾提出，人类如果可以富足为什么还要格斗、互相残杀？这就是典型的政治跟经济之间的关系。

能用人民币和美元解决的问题是比较好的，一旦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就很棘手。美国有分化中国的战略，为什么中国没有分化美国的战略，牵制华尔街？资本最害怕的是不确定性，我们要给资本提供一个确定性。所以一定要推动法治，法治才能保障确定性。其实资本没有忘记中国，也不会忘记中国。为什么香港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外资地？为什么很多科技公司要到香港去融资？就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规则。基于规则和标准的法治建设，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建立起来，我们还需要努力。

Q3：“软实力”如何运用在中美关系以及讲好中国故事上？

郑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创“软实力”概念，但“软实力”的作用到底在哪？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认为，The soft use of hard power is soft power，即一个硬力量的软用才是软实力。软力量要有硬实力作为基础，没有硬实力作为基础的力量，“软实力”用处就不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内容去讲好中国故事。“软实力”不是对骂出来的。美国人骂你，你骂回去能叫“软实力”吗？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大国的气量也要大一些，这样别人也会更尊敬你。

Q4：说到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美国社会近些年出现了很多极左和极右的团体，但这似乎并没有导致美霸权衰落，我们是否高估了这种美国内部的危机？

郑教授：我一直强调，不要低估美国。美国发生的是一个治理危机，其系统本身没有大危机。美国的强大依赖于其五大开放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开放的科创系统、开放的金融系统、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政治系统，这五个系统互相促进造就美国的强大。

当我们说“东升西降”，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因为中国崛起得很快，但西方并没有降，只是升得慢了一点。很多人没理解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要垮掉的论断已经说了200多年了，资本主义还在那边，并有没有垮掉。对待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要动态地看。

Q5：美国政客是否可能延续冷战思维，把普世价值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故意跟中国产生纠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郑教授：美国在二战以后是最强大的；从奥巴马开始，曾想改善跟古巴的关系；甚至特朗普的时候，也在想跟俄罗斯改善关系。所以，美国自身正在不断调整战略，我们对这些方面要有理性的认识。美国可以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比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已经放弃改变你内政的计划，但是我要塑造你的外部环境”。

其实美国最大的不安全是内部的问题，这几年，美国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出现了大问题，就把这个责任错怪在中国。一直针对中国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在内政上不作为，而在外交上对抗中国，美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在恶化。中国也是一样的，把自己内部的发展搞好才是最重要的。内政是外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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