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潮汕 00 后在这个夏天成立了一个乐团，并做了五场演出 | 听潮

演出结束，人群爆发出真挚的掌声，围得水泄不通的西马路开始恢复畅通。

Dopamine 在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街头音乐实验，选在西马路靠牌坊街的初心咖啡馆门口，我到的时候已经快 10 点，街对面站满了举着手机录像的人群，附近的水果汁摊因成了最佳观赏位置而座无虚席。

临近结束，我只听到了《贝加尔湖畔》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很少在潮州、尤其是在古城看到街头演出的我开始被吸引。

除此之外，乐队的配置：小提琴、口风琴，在这个城市都是不常见的乐器，这样特别的音色刷新了我在牌坊街的听觉记忆，我开始好奇这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是什么来头。

观看演出的人群

“看老爷的指示”

我在一个台风天的下午见了创始人兼鼓手的蔡柏轩，开始了解 Dopamine 的故事。

Dopamine，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这也是这个乐团的取名灵感，“让人感到快乐”。

多巴胺是这个夏天刚成立的独立乐团，随着名气逐渐打开，人员陆续增加中。由一开始的 8 人，使用熟人推荐制，到目前已经有 33 名乐团成员，年龄从 17～28 不等，多是在外上学的大学生，由还在上高中的蔡柏轩创办。

虽然乐团成立不到两个月，已经完成了 5 场不同规模的演出，从上千人的商场路演到几百人的街头快闪，并于 7 月底正式结束今年的活动。

多巴胺在这个夏天的五场演出

蔡柏轩决定让乐团常态化、模式化运转下去：每年只在暑假集中出现 40 天，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尽可能实现大家的想法。

我向来不爱强行区分前浪与后浪，但是眼前的蔡柏轩屡屡让我想起少年这个名词，屡屡让我具象地感受到以他为代表的后浪们滚滚而来。

爱搞怪的蔡柏轩

我们约在潮州第一家星巴克见面，穿着简单红T恤的蔡柏轩背着单词，干净又成熟，还带着几分帅气。我们很快便熟络起来，17 岁的他呈现出这个年纪少见的思辨式思维，和我讨论起存在的价值、忒修斯之船，当然还有这座我们都关心的城市。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蔡柏轩的经历也和同龄人不同。从小在潮州长大，初中开始到汕头读书。本应该上高二的他去年 gap 了一整年，决定出国读高中的时候又碰上疫情，所以目前选择了更迂回的方式，到深圳读高中，再申请国外的大学。

5 岁就开始学架子鼓的他显示出对音乐的巨大热情，被问及未来专业选择是否和音乐有关时，他说“我不确定主业做这个的话会不会毁掉那种快乐的感觉”，像一个保护心爱玩具的小孩。

谈起潮州，这位少年也是头头是道。一直关注着潮汕文化的他收藏了许多潮汕相关的旧书，几个月前还做了一个致力于传播潮汕文化的公众号。

“因为潮州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来做哩”

这是第一次看他们演出后，我以一个观众角度向他们表达喜爱之后他的回复。不过整个见面过程更经常看到他神神乎乎、用手指着天说“一切是老爷的指示”。

“你要是问为什么会想组乐团、什么时候演出、演什么曲目，可能要问一下老爷”，他把这种随心所欲调侃成第三种力量的安排。

少年勇往直前

组乐团这个想法一出现后，蔡柏轩迫不及待把想法群发出去，从小学音乐让他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在这个时候都变成乐团的准成员。

8 位种子团员经过多次的讨论，最终把乐团的理念明确下来，并逐渐向外吸纳更多有音乐才华、理念一致的团员。

像群公告里写的那样，多巴胺的宗旨是“让音乐回归到音乐本身，不让音乐成为负担”，独立和表达是蔡柏轩一直强调的：“乐器演奏不一定要在特定的地方，可以试试在不同的地方去演奏，可能对着一个垃圾桶，或者对着山上的一堆草，也很有意思，不一定要唱给别人听，你就是唱给自己听。”

乐团最开始和本地的琴行合作，把排练放在琴行的场地。随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琴行安排的商业演出、广告、签约等商业化的行为开始令乐团成员感到不安，团员们觉得背离了“非商业”的初衷，叫停了和琴行的合作。

离开琴行，乐团面临没有排练场地和设备的问题。

蔡柏轩想起家里有一个空着的会议室，附近没有居民，不需要考虑隔音的问题，于是决定动手改造。不到 10 平方的会议室硬生生被改造成一个有舞台的排练场。

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正中央的大桌子放倒靠在墙边、墙边的合金柜子拆开安置在角落。捡了些羊毛毡布铺在地上，营造出舞台感，让大家一踏上布就有上台的感觉。成员们纷纷把乐器和设备搬过来，排练室就此诞生。

随着乐团成员和乐器不断增加，挑战也持续升级。蔡柏轩开始感到时间被乐团挤满，每天都在对接不同的曲目和乐手。

最忙的时候每天有一场排练、手上大概有五首歌曲在对接，而每首歌需要对接 4～5 个乐手，确认人员和排练时间。大量搬运信息的工作倒逼他思考如何改进效率。

最终他使用了曲目负责人制度，不同的演出曲目由提出歌曲的人员负责，负责该曲目团队的组建、排练时间的协调，并将排练信息汇总到蔡柏轩手里。

蔡柏轩认为，曲目负责人制能让每个人的潜能更好地得到发挥。不过他也坦言，这种制度也有问题，新人会比较吃亏，负责人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熟悉的乐手，他在思考明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多巴胺在这个夏天一共进行了 5 场演出，相对于演出，他们更倾向于说是“音乐实验”，在不同的场所演奏。恒大城的 23sec 咖啡店门口、城墙上面的不插电巡回、初心咖啡馆门口的插电演出，每场音乐实验都吸引众多路人围观。

对于街头实验的接受度，这位少年的战术显得颇为老道，让自己先行动起来。

“有时候你要让其他人看到这么做还不错，然后就慢慢有人加入了。所以哪怕我唱歌不好也上去唱了，只要个氛围。” 作为鼓手的蔡柏轩有时也身兼主唱。

在这样较为保守的城市，许多人对演出都停留在正经的印象里，将艺术拉下神坛的事情并不多见，但这个团的年轻人们正在尝试把自己交给街头，交给公共空间。

明年再见

7 月 30 日，多巴胺 2020 年最后一场演出结束。

作为告别演出，这场演出被蔡柏轩描述为“团队配合的巅峰之作”，参演人数和乐器组合都是五场最佳，20 位团员合作完成了 18 首歌，而且也是小提琴、口风琴的第一次合体，现场观众反馈极好。

演出结束后，蔡柏轩早早在群里发了通知，要求大家在 8 月 6 日晚上撤走在排练室里的乐器和设备。8 月 5 日晚上，他高高兴兴拆了快递，里面是给每个团员准备的带着多巴胺 logo 的小旗子。

我见证了这次撤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多巴胺的团员们。

七点半来到这个位于池湖路的店面，各处插着蔡柏轩为大家准备的小旗子。一楼大约 2 平方的空间摆着一些售卖中的吉他，没有人在看管。爬上几阶楼梯，二楼是个荒废了的空间，散落着一些木板和灰尘，这个被拿来排练的小会议室就在二楼。

房间里漂浮着吉他轻缓的声音，坐在键盘前的男生弹唱着 HeyJude，其他两个男生正在把音响和乐器装袋。

团员们陆续到场，大家嘻嘻哈哈的，没什么东西要搬的团员拿着旗子围在会议桌四周，没有很快离开，大家默契地开着稍微损人的玩笑：“终于不用再见到你了”，“猛滚”，熟人段子总是引得伙伴们哈哈大笑。

高三刚毕业的一瀚举着刚买的相机，不停录着视频并为每个人拍独照；旁边有人在吆喝，最近有场活动缺个吉他手，能不能支援一下；隐隐约约听到有女生的声音，在说“我觉得还没有结束”……

大家带着旗子和乐器陆续撤走，蔡柏轩出去买了晚饭，这个夏天的多巴胺正式画上了句号。

9 月份，这个乐团的大部分人将迎来新的学期，而多巴胺的约定，也将在明年暑假。

*备注：“老爷”是对神明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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