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宏观】新时代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型研究系列专题（八）：负债篇：回归存款本源，零售助力转型

1.1.商业银行负债规模：增速普遍下滑，幅度有所分化

2019年，商业银行的总负债规模为213.09万亿。2016年，受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监管趋严的影响，银行业负债规模增速有所回落，由2016年的16.8%下降到2017年的7.9%，之后又回升到2019年的8.7%。对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负债增速均有所下滑，但幅度有所分化。城商行的下降幅度最大，增速由2016年的25%下降到2019年的8.4%，下降了16.6个百分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下降幅度最小，由2016年的10.7%下降到2019年的8.4%，下降了2.3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居中，增速由2016年的17.5%下降到2019年的9.4%。 

就负债占比来看，商业银行负债自2017年以来有集中化的趋势，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负债占比从2017年的35.4%进一步提高到2019年的39.2%；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它金融机构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的负债占比分别下降了0.1、3.9和0.1个百分点；而城商行的负债占比则提升了0.4个百分点。商业银行负债的集中化趋势表明原本就能以低成本吸收存款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老龄化、利率市场化、监管趋严以及同业缩减等一系列趋势下，相比较其它类型的银行机构在负债端的优势更加明显。

1.2. 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存款占比小幅上升，同业负债下滑明显

要理解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变化，需要对一般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商业银行的负债项主要可以分为吸收存款、同业负债、应付债券、向中央银行借款以及其它负债。其中最主要部分的为吸收存款和同业负债，应付债券的占比近年来也有所上升。 

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具体的类别包括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财政存款等各类存款以及银行收到的各类客户保证金。在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中，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一般用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来表示。从2010年到2019年，就银行业整体情况而言，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同比增速除了2015-2016年有短暂上升外，整体处于放缓态势，由2010年的19.9%下滑到2019年的9.6%。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负债占其它存款性机构负债的比例从71.2%下降到2017年的61.3%，又略有提高到2019年的62.2%。分不同类型银行看，截至2019年6月，以四大行、邮储为代表的大型银行对非金融机构及住户的负债占比为67.2%；以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型银行占比为47.6%；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小型银行占比为67.6%。存款是商业银行基础性的负债来源，但是与国有大行不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网点、渠道有限，且不具备城商行、农商行掌握地域性资源的优势，因此股份制银行更多地需要通过同业负债、发行债券来获取资金，存款在负债中的占比一般低于国有大行和小型银行。

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主要由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同业存放）以及拆入资金和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买入返售）构成，近年来规模增长较快的同业存单，尽管在财报中被划分为应付债券，从性质上来说通常也被看作是同业负债的组成部分。同业存放主要指的是一商业银行吸收境内境外金融机构的存款，在资产端对应的是同业存放科目；拆入资金，是指在同业市场中，某一金融机构向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资金，通常为循环使用，短借长用，在资产端对应拆出资金科目；卖出回购指的是商业银行按回购协议向金融机构卖出票据、证券、贷款等金融资产所融入的资金，这些金融资产往往为在银行间、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以及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卖出回购在资产端对应买入返售科目。同业负债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通常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以及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表示，对其他存款性、金融性公司负债同比增速分为2012-2013年的放缓阶段、2014- 2015年的迅速上升阶段、2016-2017的急剧下降阶段以及2018年来的略有反弹阶段。占比方面，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以及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从2010年的10.4%提高到2015年的14.4%，又下降到2019年的10.8%，未来依然呈现出继续收缩的态势。分不同类型银行看，大型银行对其他存款性、金融性公司负债占比为6.9%；以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型银行占比为15.3%；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小型银行占比为11.5%。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程度相较于其他类型银行依然较高。

商业银行的应付债券包括商业银行发行的存款证、一般金融债券、可转债以及次级债等。其他存款性机构债券发行同比增速从2013年的12.3%上升到2015年的30%，又下降到2019年的9.8%。受部分银行将同业存单放在应付债券项下影响，应付债券一度有所上升，总体占比从2010年的6.1%提高到2019年的9.7%。分不同类型银行看，中型银行债券发行占比最高，达17.5%，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则不足10%。

向中央银行借款核算的是央行采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等一系列央行货币工具向商业银行投放的款项。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对应的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这一科目，而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则体现为对中央银行负债这一科目。作为央行逆周期调节工具，向中央银行借款增速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且波动较大。就占比而言，2010年到2019年，其它存款性公司负债中对中央银行负债的占比从2010年的0.6%提高到2017年的4.2%，2019年则为3.4%。央行创设的上述逆回购、MLF等货币工具将基础货币的传导由原先的外汇占款转向了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向中央银行借款的上升期间对应的是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回落。分不同类型银行看，中型银行债券发行占比最高，达6.5%；大型银行占比为3.9%；小型银行为2%。

综上可见，银行业负债规模增速普遍下滑，不同类型银行下行幅度存在分化，国有大行下降幅度最小，城商行降幅最大，股份制银行降幅居中。从负债占比来看，商业银行负债自2018年以来有集中化的趋势，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负债端优势凸显；从负债结构来看，存款占比小幅上升，同业负债下滑明显，债权发行和对央行负债占比有所提高；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股份制银行同业负债、债券发行占比高，大型国有银行以及城商行、农商行等小型银行存款占比高。

3.1. 银行同业负债：扩张期结束，减少对同业负债依赖

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核算的是商业银行向其它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行为，按照不同的形式基本可以分为同业存放、拆入资金、卖出回购以及近年来规模增长较快的同业存单。同业业务的兴起是低利率环境和理财市场繁荣下商业银行套利的结果，可以使得金融业整体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赋予机构持有更多资产的能力。近年来的同业存单迅速增长，也是伴随着市场深化、货基加大同业存单配置力度而实现的。2016年以前同业负债的迅速扩张，背后同业资产的支撑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的风险资产权重仅有25%，同业资产很容易成为低利率环境下资金富足的金融机构资金净流出的重要方向。同业负债的扩张，助长了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提高杠杆率水平的倾向，因此近年来金融行业去杠杆也将抑制同业业务规模的扩大视为重要监管方向，导致同业负债增长呈现出放缓甚至收缩的趋势。

就不同类型银行而言，国有大行存款增速相对稳定，同业业务比重较小，减少同业负债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国有大行往往为同业资金的净融出方，因此总体而言国有大行在面对同业监管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城商行、农商行不同银行之间同业业务占比差距比较大，不同银行在面对同业监管趋严时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同业业务一度是扩大资产负债表、赚取息差利润的重要手段，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中同业负债的占比普遍较高，且作为主要的同业资金净融入方，受到同业业务监管趋严的影响也相对较大。2011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同比增速为67.1%，而当年股份制银行计息负债同比增速为28%，存款同比增速为21.1%；2017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同比增速为-12.9%，计息负债和存款的同比增速分别为-0.9%和-1.1%。

3.2. 同业理财监管趋严，同业存单刚兑幻灭

* 同业理财监管趋严

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同业业务的监管思路主要是去杠杆、去通道、防风险，其目的是缩短融资链条、鼓励资金脱虚向实。对此，银监会在2017年下发的7份监管文件中均对同业业务有相应的要求和约束，主要针对的问题包括兜底协议、层层嵌套、期限错配、底层资产模糊等，开启银监会“三三四“检查。同业理财作为表外的资管产品，实际承担了两部分职能，一个是正常的投资职能，另一个是通道职能，即作为银行调节表内监管指标、节约资本占用、投资下沉风险、提升杠杆、扩大投资范围的监管套利中的环节。因此随着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密集出台同业业务杠杆、去通道的相关政策，同业理财迅速压缩，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下半年，同业理财资金余额从59900亿下降到32500亿，同业理财资金余额占比从20.6%下跌到11%。

* 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约束

2018年，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规定计入同业存单后的同业负债不得超过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尽管与同业存款性质相同，但开始同业存单是作为债券计入银行负债端的债券发行，这与同业存款计入同业负债不同。但是目前对同业存单与同业存款的监管统一，两者都将作为同业负债进行MPA考核。由于MPA考核要求银行同业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不能超过33%，而对银行通过债券发行进行融资的比例没有限制，因此，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实际上意味着银行通过同业负债（含存单）进行融资的比例将开始受到约束。同业负债比例占银行负债比例较高的主要是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将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范围，影响的不仅有同业存单的规模增速，可能还会对其它的同业业务规模造成挤出，股份制银行管理负债结构的压力加大。2018年4、5、6月，同业存单发行同比增速分别为66.7%、10%和-25%，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期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也呈下滑趋势。

* 包商银行事件打破同业刚兑预期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被接管，规定“5000万以上（含）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由接管组和债权人平等协商”，不保证全额兑付，打破了市场预期，也对后续商业银行同业负债产生了一定影响。同业市场的刚性兑付被打破首先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负债资金来源，尤其是对同业负债依赖较高的中小型银行。刚性兑付的打破会降低市场的风险偏好，加大低评级同业存单的发行难度，低评级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收缩，发行成本上升，从而推升中小银行负债端融资成本上升。事发前一周，银行业同业存单发行量高达5218亿，事发后一周同业存单发行规模仅1491亿。包商银行事件后，同业存单刚兑预期打破，降低了存单发行成功率，推高了存单发行成本，对商业银行同业负债造成了冲击。

整体上，银行负债分为零售和批发两类，同业负债属于批发。许多中小银行过去过度依靠同业负债，有些城商行、农商行的同业负债占比过高，导致风险累积。经过两年来对同业业务进行的各项整治，中小银行同业负债依存度下降，但仍有部分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偏高。未来一段时间对银行负债进行分类监管的趋势不变，过于依赖同业业务的中小银行，同业负债还有进一步压降的可能。

4.1. 商业银行应对负债端挑战的建议

相比其他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揽储方面处于劣势，且面临同业压降的冲击，需要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来维持负债规模、优化负债结构。在负债端压力较大的形势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以零售作为转型方向，加强负债管理，这需要强化存款基础性地位、综合运用主动负债工具、利用金融科技降本增效。

其一，强化存款基础性地位。强化存款业务的基础性地位既能帮助商业银行打造“压舱石”，为银行开展各项资产业务减少后顾之忧，也是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水平的重要手段，而强化存款基础性业务的关键在于打造优秀的零售业务。以2018年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年报中负债结构和年化平均成本率数据为例，招商银行客户存款占比为74%，高于兴业银行存款比例53.1%达21.9个百分点，且招商银行客户存款年化平均成本率为1.48%，低于兴业银行客户存款年化成本化率2.19%达0.71个百分点，两者的总体负债年化平均成本率相差1个百分点，低成本的客户存款占比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的综合成本。

对此，商业银行需要加大长期稳定存款的吸收力度，将客户获取和客户关系维护作为稳定、扩大存款的首要目标。要积极推动商业银行零售转型，加大渠道建设力度，提高营业网点服务水平，精准捕捉客户需求，提高客户管理精细化程度，提高客户粘性和贡献度。要扩大资金结算流量，在深耕客户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交叉业务，利用票据、理财、现金管理等业务的交叉销售，将产品和服务不断延伸，避免通过恶性价格战来吸收存款，应当致力于通过更周到、便捷的服务打造长久、优质的客户群体，形成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

其二，综合运用主动负债工具。主动负债指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各种金融工具主动吸收资金的业务，基本形式包括发行债券、对同业负债以及协议存款等，覆盖了不同期限以及不同的利率水平。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来说，主动负债工具担负的职能也有所不同。低成本资金来源充足的银行，应当将存款作为主要负债来源，而将主动负债工具定位为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手段，在选取主动负债工具时对成本也相对敏感；而对于一般性存款吸收不足、对主动负债依赖性强的商业银行，应当积极拓展主动负债渠道，保证主动负债来源平稳，作为对一般存款的补充，管理好杠杆率水平、期限错配程度以控制风险。运用主动负债工具应当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经验，加强对利率走势以及流动性水平的研判和精细化管理，提高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相机抉择水平，摊薄整体负债成本。

其三，利用金融科技降本增效。金融科技指的是利用各类科技手段创新传统金融行业提供的产品服务，提升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包括大数据金融、人工智能金融、区块链金融和量化金融四个核心部分。金融科技的兴起，给传统的商业银行机构带来了净息差收窄、金融脱媒加剧、资金波动性扩大、合规风险增加等挑战，同时也给传统的商业银行带来了一些支撑传统业务发展变革、焕发活力的先进理念和工具，在负债端主要体现在提升获客能力、促进前台场景化、加强智能风控等方面。通过内嵌大数据技术的金融科技对海量银行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和偏好，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定制化、个性化金融服务，增强获客能力，夯实存款基础；金融科技能够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无处不在的银行服务入口，让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可转让支付命令存款、结构性存款等金融服务融入到零售客户的生活和工作中，嵌入到不同场景之中，将金融化于无形；对于中后台，金融科技能够帮助银行建立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风控体系，通过对客户习惯、利率水平等开展动态监测，为商业银行负债端流动性管理提供依据，通过精细化的流动性管理体系熨平波动，减少风险。

4.2. 基于负债端成本变化看货币政策宽松的路径选择

在新的LPR报价体系下，LPR下行的幅度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变化紧密相关。商业银行负债项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同业负债、债券发行、对中央银行负债、以及其它负债。存款成本的变化取决于存款基准利率以及商业银行获取存款的渠道；对中央银行负债成本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如降准和OMO操作利率，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又会影响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和债券发行的成本。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保持偏宽松的态势。公开市场OMO操作利率已经下调30BP，4月份MLF有望继续下行20BP，推动LPR报价利率下行；3月份放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中长期流动性；3月31日的国常会再次要求增加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增大对中小企业、涉农和外贸相关行业的信贷支持。降准和降低OMO操作利率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那么存款基准利率是否会调整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截至2019年底，其他存款性公司总负债为289万亿，存款规模为180万亿，占比为62%；同业负债规模为31万亿，占比为11%；来自央行的负债将近10万亿，占比为3.4%；债券发行的规模为28万亿，占比将近10%；其它负债规模40万亿，占比为13.6%。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下，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的影响不同。2020年1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150亿元；如果存款基准利率下调5个BP，一年可降低存款类金融机构负债成本680亿（存量+增量，增量存款增速每年大约8%，活期存款占比大约为30%）；公开市场操作降息会同时影响来自央行负债的成本和同业负债的成本，但该影响只会影响增量操作，不会影响存量负债的成本，因此规模较为有限。可见，存款基准利率的下调短期可以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这也是市场认为央行应该调整存款基准利率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是央行的一种潜在政策选择。在当前的疫情形势下，考虑到如下两个因素，短期货币政策宽松的路径还是优先降准和OMO-MLF利率下调。

第一，4月3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央行刘国强副行长表示，一方面央行通过提供低成本资金，加大对银行的支持力度，缓解银行利差缩小的压力；另一方面表示，存款利率是中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是潜在的政策工具，但其使用需要综合评估疫情的冲击程度、物价的变化以及对汇率的影响。当前CPI通胀水平显著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如果进一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会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因此，是否调整存款基准利率将会比较审慎。

第二，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短期的确有助于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但长期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国际经验，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商业银行的存款会流向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具体表现为存款的占比下降和增速下行。2010年底，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负债占比为71%，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该比例持续震荡下行，目前为62%。各大商业银行为了争夺存款，不得不将存款基准利率进行上浮、优化服务流程等提高增值服务。当前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即使上浮30%，收益率也低于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如果存款基准利率进一步下调，中长期会加速存款的流失，导致各商业银行加剧对存款的争夺，商业银行存款负债成本未必会显著下降。

第三，相比存款基准利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调整空间更大。存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0月以后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最新的一年期MLF利率为3.15%，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利率双规。MLF利率高于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显然MLF利率下调的空间更大。我国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2.5%，不仅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美国3.0%、欧盟1.0%、日本0.8%），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也属于较高的（印尼5.5%、俄罗斯4.8%、印度4.0%），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下调的空间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