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宏观】“宏观视角下的碳中和”系列专题一：投资视角下的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是中国制定政策时的硬约束，对经济和市场都有深远影响，我们将通过“宏观视角下的碳中和”系列专题报告加以研究。本文是系列第一篇，聚焦于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多数研究认为，它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以上，目前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将在弥补资金缺口上承担着重要角色，两者都有很大增长空间。

为实现“30.60”目标，需要投资的重点行业如下：一是清洁能源，光伏和风电是重点，2020-2030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平均每年需增长110GW；二是制造业，未来有可能开始新一轮的压降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但它也会带动相关行业的设备更新需求，参考2018年供给侧改革对制造业投资影响的经验，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可能将至少创造5500亿元的设备更新需求；三是绿色建筑，我们测算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的建安投资规模达4.3万亿；四是绿色交通，中国需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0万亿左右；五是技术固碳，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带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按目前成本区间中值估算，2050年CCUS项目运营成本在2300亿到4500亿之间。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最早是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即“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在多个重要国际和国内的会议，以及今年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都重申了这一目标。

中国将围绕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采取一系列行动。今年各省市自治区的两会，基本都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列为未来的重点工作，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行了相应部署。部分省市还将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时间节点提前，比如上海提出要确保在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生态环保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规划部主任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将提出地方碳达峰主要政策与行动，开展部门和行业碳达峰行动”。

客观来说，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碳减排任务重，而且时间紧迫：

第一，从绝对规模看，中国碳排放长期占据全球总排放量的近三成。根据BP（英国石油公司）的统计，2005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2011年至今，全球碳排放基本是“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碳排放占比29%左右，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德国六国的碳排放占比33%左右，其他国家合计占比38%左右（图表1）。最新数据是2019年的，三者的比例分别为28.8%、33.4%和37.8%。

第二，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看，中国是全球平均的1.8倍。BP公布了23个国家的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结合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名义GDP数据，可计算出以每亿美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的各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6.9万吨/亿美元GDP，在这23个国家里排第6，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是美国和日本的近3倍（图表2）。

第三，从增速看，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快于全球平均。根据BP的统计，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014年的92.4亿吨，提高到2019年的98.3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2%（图表3）。同期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从328.3亿吨，提高到341.7亿吨，年均增速为0.8%。中国这五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速在23个国家中同样位列第6，发达国家仅有以色列排在中国之前。英国、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负增长，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间隔看，中国只有30年，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要短得多。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已通过政策宣示或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要实现碳中和的年份，基本在2040年-2050年。虽然中国承诺的实现碳中和时间在2060年，与它们相比晚了10多年，但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只有30年，碳减排压力要比它们大很多。根据BP的统计，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高点，即碳达峰时间都在1973年，它们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均为2050年，中间隔了77年。美国从碳达峰的2007年，到拜登竞选时承诺的2050年碳中和，中间也有43年（图表4）。

中国碳排放的绝对规模，以及碳排放强度和增速，都表明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并非易事。两个目标之间预留的时间短，需要尽快推动碳减排，降低碳排放的峰值，否则2030到2060这30年间的碳减排任务将极其艰巨。

根据定义，“碳中和”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或技术固碳等方式抵消掉，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现代社会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完全不产生温室气体，只不过是被正负抵消掉了，达到“中和”的状态。

从“碳中和”的定义看，实现这一目标要加、减法相结合。一方面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控制能源、制造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碳吸收能力，具体包括通过扩大森林、草原等的面积促进生态固碳，以及推广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CCUS），即技术固碳。

中国想通过生态固碳来实现碳中和基本不太可能，鉴于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需要加强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固碳上的投入。目前，已有不丹和苏里南两个小国实现碳中和，前者有“森林王国”的美誉，后者森林覆盖率高达95%，是全球最高的，它们都主要靠生态固碳来实现碳中和。考虑到中国的碳排放规模和森林覆盖情况，与上述两个小国一样通过生态固碳达到碳中和并不现实。因此，中国想要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只能靠加大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固碳上的投入。

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将滋生出百万亿级别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2021年3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也称，“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

我们引用两个中国官方机构的研究成果：一是，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于2020年10月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该报告设定了四种不同情景，分析了每种情景下的碳减排路径和资金投入规模。其中的2℃情景，指的是2050年实现与2℃目标相契合的减排情景，这种情景下2030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进入峰值平台期后开始下降（图表5），在205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不超过1.5吨；1.5℃情景，是以本世纪末平均气温与工业化之前相比升幅控制在1.5℃之内为目标，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其他温室气体深度减排。

该报告测算2℃和1.5℃情景下，需要的投资规模分别为127.2万亿和174.4万亿（图表6），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实际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可能介于两者之间。2℃情景中的碳达峰时点与“30.60”目标要求的一致。这份报告中，还明确指到“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1.5℃目标导向下的减排路径。”我们认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实际减排路径，有可能是从2℃情景逐步向1.5℃情景过渡，因而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27.2万亿-174.4万亿之间。

二是，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的研究。他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意义、基础、挑战与政策着力点》一文中，引用相关研究称“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3.1-3.6万亿。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139万亿”。

虽然不同研究的具体金额有差异，但主流观点基本都认为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海量的投资需求呼之欲出。

目前来看，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易纲行长在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称，“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百万亿），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在前述论文中引用相关研究成果称，“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资金需求约为3.1万亿-3.6万亿，而目前每年资金供给规模仅为5256亿元，每年缺口超过2.5万亿元”。

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将在弥补资金缺口上承担着重要角色，两者皆大有可为。

（一）绿色金融 

中国绿色金融起步时间较晚，但在政策推动下发展迅速。2016年8月，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系统搭建起了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该文件对绿色金融的定义是“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为更好提供绿色金融服务，中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多个细分领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虽然已建立了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但中国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据绝对主体。从存量看，2020年末中国绿色信贷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占中国总贷款余额的6.9%（图表7）；2020年末绿色债券存量8775亿元，虽位居世界第二，但仅占中国债券余额的0.8%（图表8）。

从增量看，根据中诚信的统计，2018年到2020年的新增绿色融资中，绿色信贷占比90%，而绿色债券和绿色股权融资占比分别仅有7%和3%（图表9）。而这三年剔除政府债券口径的新增社融中，信贷占比80.7%，企业债券占比16.0%，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2.5%，其它融资占比0.8%。

可见绿色金融尤其是直接金融，对中国绿色投融资活动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应尽快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一是，尽快统一国内绿色金融的标准，提高和国际标准的兼容性。目前，国内绿色金融属于多头监管，不同监管机构发布的准则不尽相同。比如，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7月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煤炭清洁利用”等与化石能源相关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在其他绿色金融标准中还属于绿色产业。统一相关标准能够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实操层面的不必要困扰。而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增强与国际标准的兼容性，可以提高外资参与中国绿色金融项目的积极性。

二是，强化信息披露。绿色金融受政策支持，避免一些项目“洗绿”和“漂绿”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信息的披露。应针对上市公司和绿色债券发行企业这些需要公开披露信息的主体，逐步构建起统一的信息披露体系，所披露的指标要明确和可量化，而且要有一定的覆盖面，能让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金融的情况有系统了解。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机构的绿色信息披露，比如绿色产品的运作模式、绿色投融资的余额和比重、具体投放方向以及投放后的环境效益等。

三是，引导长期资金参与到绿色融资中来，提高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传统项目相比，绿色项目正外部性更强，而且这种外部性通常不能得到有效补偿，因此绿色项目的回报率一般偏低、回报周期更长。解决绿色融资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要引导保险、养老金和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参与绿色项目，它们的负债端期限长，可以更好匹配项目的回报周期；另一方面是要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绿色债券基金等方式，增强绿色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此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积极性。

（二）碳排放交易 

中国碳排放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对比看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13年，中国开始在11个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到2020年年末相对成型的有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这7个市场，这些市场累计成交3.21亿吨（图表10），仅占同期中国总碳排放量的0.49%，累计成交金额为71.4亿元。而根据路孚特碳市场年度回顾，2019年全球碳排放交易量为87.33亿吨，占当年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5.6%。

2019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8.3亿吨，如果碳排放交易比例从目前的0.5%提高到全球平均的21.6%，那么按2019年的均价21.2元/吨计算，仅2019年中国碳排放市场交易额就有440.0亿元的提高空间，能够为碳排放强度低的企业增加资本开支提供一定资金。

随着生态环保部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在2021年正式实施，中国碳排放市场进入了第一个履约期，发电行业成为首个执行履约周期的行业。待发电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稳定运行后，将逐步扩大至石化、化工、建材、有色、钢铁、造纸、电力和航空等行业，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日趋完善。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增加重点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类是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根据IEA的统计，中国碳排放来源于电力和热力，制造业、工业和建筑，以及交通的比例合计占了近九成（图表11）。这些领域应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和绿色交通。另一类是技术固碳项目。中国在这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清洁能源 

2018年中国碳排放来源于电力和热力的比例为51%，和印度的这一比例持平，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42%（图表11）。鉴于这么高的排放占比，发展清洁能源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

2020年12月，国务院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是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途径，中国把非化石能源放在能源发展优先位置。白皮书做了六个方面的具体部署，一是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二是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三是水电绿色发展，四是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五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六是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从这份白皮书中可以看出，发展电力将是能源低碳转型的重点。根据落基山研究所和能源转型委员会在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电力增长零碳化（2020-2030）: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必经之路》， 2030年中国电力需求将达到约11万千瓦时，较当前水平增长54%，年均增长率为4%。在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约束下，中国电力部门2050年要脱碳，而2020年到2030年碳排放要零增长。这需将煤电装机控制在2019年1041GW的水平上，而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从2019年的408GW提高到2030年的1650GW，2030年中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28.5%。各类型电力设备在2020年-2030年的年均新增装机量如下（图表12），增量主要来自于光伏和风电。

在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也需要同步提高能源消费端的电气化比例。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2019年12月发布的《国家电网2050：“两个50%”的深度解析》报告显示，中国终端能源消耗整体电气化率将从2019年的26%，提高至2025年的34%，205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52%（图表13）。

（二）制造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中国高耗能制造业子行业的企业数2018年-2020年连续3年减少，和2017年相比累计减少了10%（图表14）。在行政力量推动下，这些高耗能企业加速退出。

2021年部分行业和部分省市已开始要求高耗能产业限产，或者是直接压降和限制新增产能。行业层面，以钢铁为例，工信部明确指出要确保2021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省市层面，广东省“研究建立用能预算管理制度，严控新上高耗能项目”；浙江省“坚决遏制地方新上石化、化纤等高耗能行业项目，严控水泥、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内蒙古“从2021年起，不再审批20余种产品的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设的，须在区内实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山东省“对高耗能行业分类划定加严标准线，对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限期关停，加速落后产能市场出清”。

未来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新一轮的压降高耗能行业产能。但如同2018年，限制高耗能行业新项目上马会带动这些行业的设备更新，与此同时低耗能制造业企业也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有更多的资本开支需求。

2018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从前一年的4.8%逆势回升到9.5%，改建贡献了当年制造业投资61.5%的增量。改建在制造业投资中的占比，从2017年的31.2%提高到2018年的33.8%。参照供给侧改革对2018年改建占比提升2.6%的经验，使用2020年制造业投资数据来估算，碳达峰碳中和每年将至少创造5500亿元的制造业设备更新需求。

当前和2018年有两点相同：一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处在高位。2017年四季度和2020年四季度，制造业当季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8.5%和78.4%，是有统计以来的前两位，企业本身就有资本开支的需求；二是政策推动。2018年是供给侧去产能，今年是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约束下限制高耗能产业新增产能。

现在和2018年相比也有两个不同，它们推动2021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尤其是设备更新可能有更大回升空间：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出口企业预期悲观。现在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企业预期已有很大好转，对出口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二是，2018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尤为突出，而制造业企业又以民企为主。近年政策加大了对制造业的定向支持，2020年制造业新增贷款2.2万亿，超过前5年的总和，且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有明显下行。

长江商学院发布的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态度。2021年3月这一指数为75.4（图表15），创2018年以来新高，表明民企投资意愿较强。由于制造业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据此可认为制造业企业现在对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持乐观态度。

（三）绿色建筑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包含建筑材料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和建筑拆除在内的建筑全过程能耗，长期占全国总能耗的45%左右（图表16）。因此，推动建筑向绿色节能转型，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必要举措。

2020年7月住建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要达到70%，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稳步提升，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扩大。部分省市据此提出更高的目标，比如河北要求2021年全省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比将达到90%以上。

装配式建筑是最常见的绿色建筑，与现场浇筑建筑相比，能源消耗可减少25%-30%。目前装配率50%的建筑成本约为2500元/平方米（图表17）。假定2021年和2022年中国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增速均为5%，那么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将达到17.3亿平方米。以50%装配率的建筑作为绿色建筑的代表，可计算得2022年新建绿色建筑的建安投资规模达4.3万亿元。

（四）绿色交通 

根据IEA的统计，2008年到2018年中国来自于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7.3%，在已知数据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三（图表18），仅低于印度（8.8%）和印尼（7.3%）。同期，有17个国家来源于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增长，其中瑞典（-3.3%）、希腊（-2.5%）、乌克兰（-2.5%）、西班牙（-1.7%）和意大利（-1.5%）这五个欧洲国家交通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较快。

实现中国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0万亿左右。一是，根据前文提到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在2℃和1.5℃情景下，交通所需的投资规模分别为17.6万亿和21.7万亿。由于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有可能是从2℃情景逐步向1.5℃情景过渡，因此根据该报告，未来需要在绿色交通上的投资规模介于17.6万亿到21.7万亿之间。

二是，中国投资协会2020年11月发布的《零碳中国.绿色投资蓝皮书》中，预计零碳中国将催生七大投资领域，到2050年撬动70万亿绿色产业投资机会，涉及交通的有高铁和城际轨道（10万亿）、电动车（2.8万亿）和电动车充电桩（0.5万亿）。70万亿的投资金额偏保守，多数研究预计碳达峰碳中和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在100万亿以上，等比例推算交通领域的投资可能在20万亿左右。

（五）技术固碳 

技术固碳主要是指通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简称CCUS或CCS），将二氧化碳从排放源中分离后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使用或者储存，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过程，是目前唯一能够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化利用的减排技术。

根据《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报告（2019）》，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开展了9个捕集示范项目，12个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其中包含了10个全流程示范项目。不包括传统化工利用，所有CCUS项目的累计二氧化碳封存量约为200万吨，当年封存量仅为年排放量的万分之一。

在《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中的2℃和1.5℃情景下，2050年中国需要通过技术固碳来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分别为5.1亿吨和8.8亿吨，分别占当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15.0%和51.2%。由于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可能是从2℃情景逐步向1.5℃情景过渡，2050年实际需要的技术固碳量介于5.1亿吨到8.8亿吨。

无论是从需要的固碳量，还是从需要固碳的比例来看，中国都必须大力推广技术固碳。目前，中国CCUS技术的全流程成本差异较大，从120元/吨到800元/吨不等。在不考虑技术进步带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按成本区间中值460元/吨来估算，2050年中国CCUS项目的运营成本在2300亿到4500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