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替我去相亲，不知道会找啥样的 | 我一语

● ● ●

早期的媒妁之言，到了现代，「相亲」都有了新的发展形式，从媒人婆、来电五十、电视上的恋爱巴士、高铁约会、媒人婆第二代接班后转型的专业婚姻介绍所以及专门以婚姻介绍为主而开设的餐厅或咖啡厅等等，五花八门，然而活动不管怎么新颖，都还是以男女当事人为主体而进行媒合。

今年春节，听到了一件挺新奇的事情，有长辈先行替子女参加联谊会，成功地分别为两个儿子找到适婚对象，其中之一今年六月就要订亲了。是的，替自己的儿女参加联谊，见面的对象首先是家长，双方家庭都看中对方之后，才约儿女一起碰面。

▲早期台湾先生去娶越南太太，也常有妈妈跟去

这令我忆起2006年时曾经去了趟北京，听当地朋友聊起，后海附近的公园，有父母替子女寻找婚配对象。一时好奇，就跟朋友跑到公园一探究竟。只见公园里，人潮真不少，年长者手拿着子女相片与相关资料，三三两两的小圈圈互相交谈了起来；也有「独自摆摊」的，亭阁旁的小石桌子上放了子女的几本相簿，立着的纸板上则写有子女的身高体重、职业与学历，甚至薪水等基本资料，盼着有人主动上前来攀谈询问。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可惜后来因为搬家，照片不知道隐藏在什么角落。

上海复旦大学孙沛东(2014)针对上海某公园的“相亲角”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他发现“白发相亲”与公园的这种相亲角活动，事实上效率极低，但是奇怪的是，明明知道成功机会小，人气却依然很旺盛。为了解决这个悖论，孙沛东认为，老一辈知青在他们的生涯发展上，甚至婚恋问题都有「党疼」与「国爱」，到了中国进行市场转型后，国家从很多层面包含私人情感退出，这些老知青们前往相亲角，一开始固然是出于为子女解决婚事的动机，但到后来，这些活动奇妙地发挥一种功能，相亲角成为这些老知青们排解集体焦虑的平台，因此这些银发族才会一去再去，尽管成功婚配的机率微乎其微。

家长着急子女婚事，积极想办法介入，甚至来个家长先见面，是不是华人独有的现象呢?台湾社会与北京、上海或杭州这种「相亲角」的活动又有什么差异呢?

虽不像孙沛东跑去公园做参与式观察，(毕竟我还没到成为未婚子女家长的年纪)，但好奇心驱使我假扮成家长致电该婚活中心，问了不少问题，我也与这位成功替两个儿子找到结婚对象的长辈林先生聊了几回，想了解未婚男女家长联谊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附上一张扫描图，该婚介所小册子是这样写的:

▲婚活平台的广告内容

这个婚介平台利用周末假日举办家长联谊会，活动场所地点分有北中南，经常是利用餐厅来进行联谊(很多时候在国军英雄馆的餐厅)。参加费用包含用餐费大约1200-2000元左右。报导人每到周末，经常随着主办单位北中南跑，一两年算下来，竟然也有50多次。想替儿子找对象，保守估计，他也付了6万元，能够找到满意的媳妇，应该非常值得。他这么积极，理由跟上海老知青后来排解的集体焦虑不同，但其相同点在于视子女的成家为己任，特别是因为太太忽然离世，随着儿子年龄渐长，这责任变得更加急迫。

若以上述这种有组织的婚活平台来对比相亲角，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组织与市场转化问题，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经济学的限制。使用这两者其实都需要交易成本。孙沛东指出那些前往相亲角的白发者排斥婚介所的商业性，因此利用公园作为活动平台。他们以为出入公园无须负担费用，但实际上，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成本现象，公园里人来人往，情况复杂，何况要找到孩子的终生伴侣，这让婚配产生很多困难。

即使我们先假设婚姻市场是种经济活动，它也并非是大数现象，让很多人在竞争中协调各自的行为，某一人的条件(价格)过高，就转到另一个对象，在茫茫人海终于达到供需均衡。但现实生活裡，婚配市场是个小数现象 (small numbers，只有两个或是很少数目参与这类交易)，若再加上资讯的不确定性，按照Williamson，市场很容易因为信息阻碍或是投机性而失败，这也许很能解释相亲角的低效率问题。

Williamson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投机性倾向(opportunism)以及小数现象(small numbers)四个概念作为提出交易成本的基本行为假定。上述个别单一的行为，并不会产生市场失败，但是若这几个行为现象相互结合，就会令市场失败，而转向其他形式，例如组织。婚活平台是个组织，餐费所支付的成本先是筛选了一些「非诚勿试」的闲杂人等，而后所进行的服务项目，例如未婚男女家长联谊、素食或宗教信仰的见面会、晚婚离婚丧偶群、「国外专案」(指华侨、留学生、国外工作者)，此种分类活动，从松散的人际关系中，协调与过滤了某些对象与资讯，而能提升效率，尤其是在华人的餐桌文化裡，很容易聊天，得到某些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