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根源：穷人之所以穷，是他们“活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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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穷人会变穷？

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人认为，穷是因为穷人们自身的缺陷，正是这种缺陷让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利用手中的金钱使其发挥更大的价值。

而在TED演讲的《贫穷的根源》中，历史学家Rutger Bregman提出，导致贫穷的真正原因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没有得到保障。

然而，只要给人们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钱，就能够真正解决贫困吗？

撒切尔夫人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依据：面临贫困的境况，人们的智商的确会下降。

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提出，贫困有碍人们认知功能的发展。在为期五年的研究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分别在美国的购物者和印度的农民中进行了两项实验。

第一项实验中，101名参与者被置于4种可能遇到的财务问题中并做出判断。研究结果显示，当财务花费较高时，低收入人群在随后的认知功能测试中表现较差。

第二项实验中，来自印度的460多名种植甘蔗的农民参与了实验。在每年一次的甘蔗收成前后，农民的年收入增加了60%，他们在认知功能测试中的表现也提升了14%。

稀缺心态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正如《稀缺》（Scarcity）书中所说的那样，当人们感到他们缺少某种东西时，他们的思维会局限在眼前的困境上而非做长远的打算；因此，当人们陷入贫困的境况之中时，会想要急于摆脱贫困而非做长远的理财规划，从而做出了“愚蠢”的决定，在贫困中越陷越深。

因此，只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人们便可以摆脱困境、更合理地使用金钱了吗？

Rutger Bregman深以为然，并引用1974-1979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多芬市实行的“基本收入保障”（Guaranteed Annual Income）实验进行佐证。

经过核算，实验团队计算出一个多芬市市民基本收入的平均数额，并在四年的实验中向每一名市民派发该数额的金钱保障其生活需求。以人们的健康管理为切入点，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福杰特（Evelyn L. Forget）对多芬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并撰写报告《没有贫困的城市》。

1974年实验伊始，多芬市民在意外伤亡、心理问题等方面的医疗花费远高于对照组；但在之后的几年中，多芬与对照组的差距逐渐缩小直至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当地的辍学情况及女性产假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不仅在多芬，印度、马拉威、荷兰乌得勒支都曾进行过类似的实验。由此，Rutger Bregman认为“基本收入保障”实验为当地的变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方法。

那么，“基本收入保障制度”到底是一个恰巧成功了的乌托邦实验，还是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贫困问题的指路明灯呢？

相比于一般的高福利国家，简单粗暴的“基本收入保障制度”省却了大量的人工审核名目繁多的福利政策，节约了发放成本；然而，“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也易比一般的福利发放更让人产生惰性，造成财政赤字。

“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仅施行四年，仅从医疗健康的维度监测并不足以说明其完全成功。而贫困的元凶尚有许多，切不可掉以轻心。

（1）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也相信，缺乏财富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缺少财富并不是穷人们自身造成的，而是宏观的社会系统与体制没有留给穷人们获得财富的渠道与空间。

如在孟加拉国等贫困国家，穷人们由于没有担保人或可抵押财产而很难获得贷款，只得转向借高利贷；而高利贷高昂的利息会不断地将穷人们推向更困苦的境地。

相比于“基本收入保障”实验中向每一位市民发放现金，尤努斯创办了乡村银行，帮助农民获得小额贷款。运营至2015年，乡村银行的还款率达到100%，其贷款总额已达到15亿元，储蓄总额更是达到17亿元。穷人们不仅脱离了贫困的境况，还养成了储蓄的习惯，真正改变了生活。

而无条件地发放基本收入，市民们会失去劳动的热情；多芬的实验也表明，人们的工作时数（尤其是男性）有所下滑。

（2）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以及执行力来保障人们远离暴力，贫困依然不能够得到彻底解决。民权律师Gary Haugen在另一场同名讲座中提出，绝大多数的穷人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积累财富脱离贫困便成为不可能的事。

而现今我们的扶贫项目大多聚焦于金钱的援助或其他方面的努力，却唯独忽略了暴力的因素。国际援助审查者发现，在针对穷人的救济基金中，帮助穷人摆脱暴力的钱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当力量聚焦于暴力的消弭上，如盖茨基金会帮助菲律宾宿务的积极分子及律师改革了腐败的执法系统和不作为的法院，针对儿童的非法性侵犯事件减少了79%，当地经济也终于有了一定起色。

那么，解决贫困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当我们的扶贫工作从外部消除了穷人们的财富担忧与暴力威胁，又该如何激发他们自身改变现状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

带领穷人们脱离贫困，首先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贫困。倘若一个人早已习惯于脏乱的居住环境与医疗教育的缺失，将这些强加于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负担而已。

与此同时，贫困指的不仅是生活境况的困苦，更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缺乏；怎样让一个贫困的群体发生改变，接受更现代性的发展方式，才是扶贫工作的难中之难。如中美计划在凉山的遇冷，没有结合当地具体情况，现代性伦理的强行进入反而激增了当地的艾滋病歧视情况，适得其反。

无论是无条件发放现金的“基本保障制度”，还是推动国家信贷体制改革的“乡村银行”，抑或是高效有执行力的法律及执行体系，解决贫困的方法绝不止一个，扶贫的路也绝不止一条。然而，如若不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未能使该地区的群体掌握现代性的伦理与思维方式，扶贫便只会加剧不平等。

参考资料：

TED演讲：贫穷的根源（Gary Haugen）

TED演讲：贫穷的根源（Rutger Bregman）

FT中文网：贫困的根源不是人，而是体制

南都观察：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

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 Zhao, J. (2013).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341(6149), 976-980.

Forget, Evelyn L.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sing health administration data to revisit outcome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Winnipeg, MB: University of Manitoba; 2011." Policy Options/Options Politiqu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