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若梅：《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

原文出自《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3期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史记》不仅为中国历代史家提供了典范，也被世界各民族广泛关注。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已流传到高丽王国；在当代韩国，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9年已出版韩文《史记》翻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共20余种。公元7世纪，《史记》随第一批遣隋使被带入日本。日译《史记》方面，自15世纪桃源瑞仙的“国字解”《史记》至今，《史记》的全译本和选译本达上百种之多。19世纪末，《史记》英文摘译首先出现在《皇家亚洲文会会刊》上，此后20世纪美国杂志上发表过《史记》的多种摘译本，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有两次大规模翻译《史记》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英国汉学家摘译过《史记•列传》中的内容，199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史记》选译本。《史记》的德文本最早见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50年代《史记》多种德文摘译相继出现。最早最大规模翻译《史记》的法国汉学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在1895-1905年间出版了《史记》卷一至四十七的法文译注本。1960年代，法译本又补充了《史记》卷四十八至五十二。《史记》早在俄罗斯汉学起步的18世纪就传入俄境，俄文全译注释本《史记》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欧洲语言的全文译注本，《史记》自18世纪进入俄国直至21世纪被全文俄译注释的过程，折射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轨迹。

17世纪起俄国有了关于中国的确切描述。18世纪在彼得一世引领的俄国启蒙运动中，俄国同西欧在科学文化方面的密切接触，将人文主义、纯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俄国知识界。欧洲热衷于从东方、中国寻找推动欧洲发展的有利因素，这直接影响着俄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彼得一世倡议下于1714年建立起来的珍宝馆中国藏书丰富。1724年彼得堡科学院成立后，珍宝馆的藏书构成了科学院图书馆。但1747年的火灾使这些藏书毁于一旦。1753年，俄国向中国派出了履行恰克图条约的第六批商队，科学院派出医生叶拉契奇(Ф. Л. Eлачич)随商队为科学院图书馆在中国补充购买书籍。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回国的科学院翻译罗索欣为叶拉契奇拟定了采购书目。此行叶拉契奇在中国滞留了3年，依书目收集到中国书籍42种，其中包括《广域记》、《大明一统志》、《史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汉书》、《北史》、《南史》等。18世纪科学院几次为馆藏中国图书编目，18世纪末正式出版的布塞(科学院图书馆管理员)书目显示，当时科学院藏中国书籍计238种，分为哲学、国家、军队类(如《书经》、《诗经》、《易经》、《礼记》、《老子》、《大清律例》等)，历史地理类(如《春秋》、《史记》、《汉书》、《明史》、《大清一统志》等)，天文和地理类，医学类，小说类(《金瓶梅》、《水浒传》等)、启蒙类(《千字文》等)等。叶拉契奇的中国购书之行是科学院首次有目的地前往中国采购图书。18世纪时期彼得堡的中国藏书量为欧洲之巨，《史记》已在其列。
    19世纪俄国向中国派出的东正教使团开创了俄罗斯汉学蓬勃发展的局面。1818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向使团颁发工作指南，要求为使团图书馆收集图书。1850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在驻地专辟存放图书用地，此后东正教使团成员和俄国驻华外交公使馆人员都着力于图书收集，后来俄国政府又专门拨款为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图书馆官费购书，1877年，初具规模的图书馆形成。到1889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已拥有中文图书近八百册，其中虽无《史记》全本，但却藏有明代凌迪知摘录《史记》字句、按类编次而辑成的《太史华句》。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的藏书并非全部留在北京成为日后使团图书馆的馆藏内容。在使团设立图书馆之前，使团成员的个人藏书，大都在他们归国时带回俄国，形成了目前俄罗斯各地各类图书馆中文善本的重要来源。如1821年回国的第九届使团团长比丘林“带回了12箱汉文和满文书籍：5部汉语字典，2部满语字典，中国历史著作(43册，2箱)，汉文和满文的满族历史，四书，十三经，清、辽、元历史方面的书籍”。1830年回国的第十届使团团长加缅斯基也“将大量中文和满文书籍运往俄国，其中有一百多本都送给了伊尔库茨克的学校，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彼得堡神学院图书馆和亚洲司都有加缅斯基购回的图书”。由喀山大学派出随第十二届东正教使团入华(1840年到达北京)的瓦西里耶夫回国时也带回不少中国书籍。瓦西里耶夫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编写的讲义《中国文献史资料》中介绍中国典籍，并展现他为自己的562种藏书所编的书目，其中“史部”第一种便是《史记》，为司马迁《史记》与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的合订本，遗憾的是，书中对其《史记》并未有详细著录信息。2012年，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资助出版的瓦西里耶夫中文藏书目录中，与《史记》相关的书籍有两种——《史记菁华录》和《史记》。《史记菁华录》为清代钱塘人姚祖恩从篇幅长达57万字的《史记》中抽挹精华，选取约10万字篇幅并加以点评，是《史记》选评本中的优秀之作，自康熙六十年(1721)梓行以来，常被作为学史的入门书籍，后又作教材使用。1897年成立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初教科书出版为其主业，特别是史学教科书，《史记菁华》应在此列。该书目中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史记菁华录》，未必曾是瓦西里耶夫的私人藏书。因为瓦氏最后一次来华是在1890年前往伊犁。现在这部书目中所著录的《史记菁华录》，既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石印本，应该刊印时间不会早于1897年，因而不是瓦西里耶夫1840-1850年间随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驻札北京期间所得。瓦西里耶夫回国后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主持汉语和满语教学，1890年为看望在维尔内(今阿拉木图)的女儿而顺路前往伊犁，未见期间有购书记录。1900年瓦氏去世。因而这部1897年之后刊印的、常用作教材的《史记菁华录》，应该是后来专门为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学而购，或来自由中国返回俄国的外交人员，如1902年由俄驻华公使馆回国后进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执教的波波夫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中的《史记》，附牌记图片，言“同治五年首夏金陵书局校刊九年仲春毕工”，说明该书为清代校刊的金陵书局本(即“局本《史记》”)《史记》。局本《史记》是唐仁寿、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的合刻本，共一百三十卷，同治五年开始刊刻，历时四年，于同治九年完成，是明清《史记》刻本中的一流善本。《目录》中称该书为“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扫叶山房”明代后期洞庭席家弟子与人合伙初创于松江、苏州，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之意命名，在康熙及乾嘉年间经历了几代辉煌，至咸丰年间，清兵与太平军在苏松一带激战，殃及席氏书坊在战乱中损失颇大。迫于形势，扫叶山房迁于上海，先在县城设立分号，此为后来的上海扫叶山房南号，光绪年间的1888年又在棋盘街设立北号。扫叶山房在中国印刷史上较早采用石印技术，光绪年间以后，其石印本始流传坊间。扫叶山房存在的时间与瓦西里耶夫在华时间地点不符，故该书也非来自瓦西里耶夫早年的个人藏书，应属后进入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扫叶山房石印书籍在俄罗斯收藏完整，1912年阿列克谢耶夫进入亚洲博物馆工作以后，通过在华外交官和俄国东正教使团人员与扫叶山房、二酉堂等印书楼建立了联系，购买了两家印书楼刊印的全部图书。亚洲博物馆图书后来构成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
    1974年，苏联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室出版了《斯卡奇科夫中文写本和地图目录》，收入斯卡奇科夫相关收藏333种。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а)(中文名“孔气”、“孔琪”、“孔琪庭”)是第十三届东正教使团(1850年到达北京)随团学生，1860年使团期满归国后又继续担任俄国驻中国塔城领事，1867-1879年间又相继担任俄国驻天津领事和俄国驻华各开放港口的的领事，在华生活时间较长。斯卡奇科夫在中国期间，“曾利用一切机会买书，我仔细检视了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各图书馆、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及公共图书馆内的汉文藏书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方针，即在中国主要只购买上述各馆所没有的善本书籍”。目前斯卡奇科夫藏书的中文写本和刻本分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手稿部和东方部。其中写本约900种，包括司马迁《史记》之《天官书》。该书应是斯卡奇科夫1848-1859年间在北京生活期间收藏，是他了解和研究中国天文学的重要资料之一。在这段时间里，适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筹建天文观测站。曾受过天文学教育的斯卡奇科夫受命筹建和管理使团天文观象台(26)，坚持每日进行天文观测。斯卡奇科夫“研究过《五礼通考》，编制过星宿名录，附有译名并指出其在天河系中的位置”。斯氏后来于1874年在彼得堡《国民教育部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一文，应是在北京长期生活期间主持天文观测站工作所得。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成员由北京带回俄国的中文和满文书籍，其中受委托订购书籍大都藏于彼得堡科学院、大学图书馆或个人，使团成员在京的个人藏书则在回国后卖给了俄国一些机构。因此，这些藏书去向不一，目前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是两处主要的收藏地点。
    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中文写本和善本书目中，据1941年登册记载，该馆藏有《史记》一函，共8册，为第1～17卷，来源于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布罗塞的收藏。著录内容为：“刻本，非全本，存1函，8册(1～17卷)，原为130卷。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5年)，注释者裴骃(宋)、司马贞、张守节(唐)。刊印者为陈子龙(字卧子)和徐孚远(字闇公)，素位堂板。附两刊印者所做的序，第一篇序言的时间为崇祯庚辰年(即崇祯十三年)(1640年)。函套及第一册封面上盖印‘元’和‘文锦堂藏书’。目录中明确著录其《史记》非全本，只存一函8册17卷，该书其余卷册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据此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1973年出版的中文善本书目中查找，其中《史记》刻本与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可以相呼应。两相对比，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只存包含1～17卷的第一函计8册，而此处存3函24册计113卷，非全本是由于缺少第1～17卷。两者均明确著录为含《史记》三家注并徐、陈《史记测议》本。由是观之两者合二为一可成一套完整《史记》百三十卷全本。但两者间也存在矛盾之处，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藏《史记》明确著录为“素位堂”刻本，且第一函和第一册的封面都盖有“文锦堂藏书”的印章；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藏本却著录为“同人堂梓行，1806年新镌”；此外，两处藏本开本略有差异。此相合与相异之处需待比对原本方能辨析明了。“素位堂”和“同人堂”均为明清时期中国刻书重镇苏州的刻书坊家。而关于“文锦堂”，在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文锦堂”是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三十家书肆之一。在1864年俄国驻华公使馆设立之前，在华俄人除商人外，大都以北京为主要居留地点。因此，布罗塞收藏的《史记》应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相关人员为其在北京购得。国内出版的古籍善本书目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中著录有《史记》三家注与徐陈测议合刻本有3种：一种只标明“明崇祯刻本”；一种同为明崇祯刻本，附有清吴熙载跋；一种为“明末素位堂刻本、清朱骏声批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中与俄藏《史记》版本接近的也是这3种。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图书馆，另藏有两种《史记》残本。其一为前述藏本的副本，但只有18册120卷，缺47～57卷。其二为《史记》三家注本，只存1函8册58卷，缺47～104卷。除《史记》外，该馆还藏有广雅书局1887年版的梁玉绳《史记志疑》全本(计24册36卷)和民国版(1924年)的崔适的《史记探源》。

俄国关于《史记》的最早翻译见于18世纪。18世纪初叶，俄皇彼得一世为引俄入欧而在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推大规模改革，改革的推进需要一大批视野开阔、头脑深刻、知识丰富的人才。为此，俄罗斯国家在国内大举兴办教育的同时将大量贵族子弟派往国外学习，成就了一批有益于国家发展的有识之士。他们回国后，利用国内俄国报刊出版的繁荣，大规模地向俄国民众传播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并由此拉开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序幕。此后在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下的18世纪后半叶，欧洲启蒙思想在俄国大行其道，以法国为中心的中国热甚至也随之被裹挟入俄，回应着俄国因独享俄中陆路贸易在国际市场上为俄国带来高额利润而引起的俄国对中国日益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股来自于欧洲中国热的风潮中，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被介绍给了俄国知识界，见于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宫廷翻译家维廖夫金在1786-1788年间在彼得堡摘译出版的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15卷本《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道德、习惯之记录》。俄译本为六卷本。第一卷为中国历史，第二卷为《大学》和《中庸》的译本，第三卷为历史年表，第四卷为论埃及人与中国人、蚕、棉花植物，第五卷为中国的重要人物，第六卷为伟人、植物。在第五卷中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以及《史记》一书。在华早期耶稣会士百余年深入研究中国史籍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俄国关于中国的知识。
    自1715年入京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被称为“俄罗斯汉学家的摇篮”，是俄国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源。俄国与中国西北部和北部相邻，在俄国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俄罗斯人首先关注的是与之打交道的满清的现状和历史，并由此推衍至满族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的关系、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各民族历史等。19世纪之前的俄国，汉学处于酝酿的萌芽阶段。1807年入华的俄国东正教第九届使团团长比丘林在华近十四年，被后世誉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在北京期间勤奋阅读翻译中国典籍，《史记》、《御批通鉴纲目》、《前汉书》、《后汉书》、《金史》、《魏史》、《北史》、《隋史》、《全唐书》等都在他涉猎的范围之内。回国后以在京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展开学术研究，5次获得当时俄国奖励人文科学的最高奖杰米多夫奖。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中的第二卷中翻译使用了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和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该书中比丘林向俄国介绍中国这个俄人知之甚少的国家：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说明，中国与其相邻和相距较远的东南亚和中亚各民族之间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度推行扩张政策。在此比丘林还运用《资治通鉴纲目》和《史记》中相关资料展开论述。
    苏联时期，俄译《史记》一直是1930年成立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内容。在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负责的中国室，中国史研究便是从翻译《史记》开始。1934年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带领其弟子舒茨基(Ю. К. Щ уцкий)、瓦西里耶夫(Б. А. Васильев)、杜曼(Л. И. Дyман)、彼得罗夫(А. А. Петов)、戈尔巴乔娃(З. И. Горбачева)、西蒙诺夫斯卡娅(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组成《史记》翻译小组，但政治波折和战争使翻译计划未能落实，只留下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散篇手稿。二战爆发后，东方学研究所被疏散。1943年主持汉蒙研究所工作的阿列克谢耶夫和龙果夫共同为研究所制定的汉学研究工作计划中包括“继续并完成司马迁《史记》的翻译”一项。阿列克谢耶夫节译的《史记》后来多次出版。阿氏《史记》译稿共十七篇，大都为《史记》各篇总括性内容的部分，涉及五帝本纪、项羽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孔子世家、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管婴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屈原、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阿列克谢耶夫俄译《史记》的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营造了苏联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气氛和学术基础。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不同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性质，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并由此关注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变法运动，逐渐形成了苏联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研究陈胜吴广起义的汉学家佩列洛莫夫(Л. С. Переломов)，在完成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学位论文后，于1958年翻译发表了《史记•陈涉世家》。
    二战之后，特别是1949年起，汉学研究在苏联东方学领域的位置更加重要，迎来了关于中国文学作品俄译的高潮。1956年，翻译家帕纳秀克翻译出版了节译本《史记》，包括“列传”部分之十七种：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酝酿全文俄译并注释《史记》。1957年，在德国马堡召开的第十届青年汉学家国际研讨会上，越特金就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作用问题发言的同时，公布了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即将全译《史记》的计划。在原本选用上，越特金选用了最早的《史记》三家注合刻本——黄善夫本，并结合1959年中华书局以金陵局本为底本的顾颉刚注《史记》为蓝本进行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中国史学界保持密切的学术沟通，与顾颉刚等中国学者通信，并利用访学中国的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流，同时把中国史学研究状况介绍给苏联同行。与欧美学者的通信也开阔了越特金的视野，如美国汉学家顾立雅(G. Kril)、费正清、拉铁摩尔(O. Lattimor)、卜德(D. Вodde)、倪豪士(U. H. Ninhauzer)，英国汉学家特维切特(D. Tvitchet)和里耶维(M. Lievi)，德国汉学家弗兰格(G. Franke)，捷克汉学家波柯拉(T. Pokora)等。在中国学研究所，越特金与本所古文功底过硬的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合作，于1972年推出新版俄译注释本《史记》的第一卷(含《史记》卷一至四，即《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1975年推出第二卷(含《史记》卷五至十二，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此后越特金独立翻译《史记》其他部分的内容。在1995年去世前，越特金出版了《史记》俄译注释本至第六卷(至此俄译共出版《史记》至卷六十)。越特金去世后，其后人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高辟天(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的帮助下，先后于1996年和2002年推出了《史记》俄译注释本的第七卷和第八卷，《史记》前110篇俄译得以问世。2010年越特金诞辰百年之际，俄译注释本《史记》第九卷问世，从而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欧洲语言全译注释本《史记》诞生。在俄译注释本《史记》推出的过程中，俄罗斯学者一直保持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2001年，俄罗斯《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莫斯科大学的高辟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克罗尔(Ю. Л. Кроль)和尼基季娜(М. И. Никитина)修订第一卷和第二卷《史记》俄译注释本，于2001年和2003年出版了越特金和塔斯金合作翻译的《史记》俄文译注本前两卷的修订版，修订内容包括《史记》俄文译注本的前十二篇。

    俄罗斯翻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俄国学术文化和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变迁，反映了俄罗斯汉学家和史学界对“翻译”理解的变迁。
    18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成长的突变期，出现了钱德明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介绍的俄译，《史记》在丰富俄国关于外部世界的国家、民族、伟人的知识的同时，为俄国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参照。
    19世纪30年代起，比丘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为俄国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依据。比丘林著作中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虽按当时的学术规范较少注明出处，但仔细比对可以明确地查索到其渊源。由于“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在比丘林著作在作为介绍中国边疆民族被转述借用，因而这里的翻译与当今的逐字逐句翻译差别很大。另外，阿列克谢耶夫看来，“比丘林的翻译常常比较随意、不准确、存在漏译，使用的是半教会斯拉夫语的风格”。这是当代苏联学者比较认可的一种看法。苏联汉学家杜曼有如下较为典型的对比：
    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
    比丘林译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чины были того мнения, что с торжествующим неприятелем, недавно побудившим юучжы, трудно воевать.
    塔斯金译为：Все сановники сказали: Шаньюй только что разгромил юэчжи, нельзя(сейчас)нападать на одержавшего победу.
    两种译本的不同既反映了对原文理解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俄语语言面貌的差异。
    苏联20世纪汉学领袖阿列克谢耶夫对于俄译中国典籍有着独到的见解。首先在原本的选取上，早期欧洲传教士入华使得不少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欧洲语言译本较早地传入欧洲，也推动了现代欧洲汉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接受和再译。由于俄语与欧洲语言在语言特点上的亲属关系，因而对于俄罗斯学者来说，阅读欧洲语言文本相比于阅读中文原本，难度大大降低。不过，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尽管很多中国典籍都存在欧洲语言译本，但为准确向俄罗斯介绍中国文化，俄译中国典籍应从中文原本直接翻译，而不是从欧洲语言译本间接翻译。翻译时不能漏译，同时又必须克服逐字逐句“死译”弊端。在准确理解中文典籍的前提下，选用与原文相配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手段，在综合理解的同时运用流畅的语言进行俄文翻译。下面是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滑稽列传》中的语句：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Конфуций говорит: 《Шесть знаний д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дела—одно. "Устав поведенья ученых"-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гь распорядок людям." Канон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и древний"—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вызвать гармонию в жизнь их." Писанъя античньых времен"—он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в делах." Кантаты, стихи и гимны"—они создан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ыслям дать жизнь." Канон мировых пермен"—он создан, чтоб дать изменение жизни в богов." Канон Bесен-осеней" создан, чтоб нам говорить о чести нашей и долге》. Граф величайший астролог тут скажет так: Путь Неба велик и велик, и разве же он не громаден? B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и 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
    这一段译文中可以看出阿列克谢耶夫翻译时特别注意翻译语言的工整，“子曰”中的6个句式工整的语句，译文中也以结构相同的语句相对，头两句都使用了…создан, чтоб…的结构，第三句起考虑到了俄语语句风格不致于单调，自“《诗》以达意”起，在结构上略有调整，使用了…для того，чтоб…，两句之后再次使用…создан，чтоб…与前两句相呼应。而“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一句，阿列克谢耶夫理解为“在简单、不经意的语句中也会遇到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内容”：B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 совсем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фразах вед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может такое, что разрешит исложную задачу.俄文处理得灵活流畅而不不失准确。
    阿列克谢耶夫译本中，“太史公”都被译为“Граф величайший астролог”，体现了译者力求准确扣紧原文的翻译态度。
    阿列克谢耶夫与《史记》的不解之缘，与苏联时期的汉学发展史密切相关，因苏联的政治风暴而归于悲剧命运。起因是阿列克谢耶夫1916年应邀在法兰西学院和吉美博物馆举办的六次关于中国文学的讲座于1937年在巴黎被结集出版。此时正值苏联大清洗运动进行得最为严酷之时，法国出书一事被解读为背叛苏维埃国家，阿列克谢耶夫被禁止从事字典和语法研究之外其他任何问题研究。阿列克谢耶夫追随先师沙畹展开《史记》的学术翻译，现存并出版的阿列克谢耶夫《史记》译稿只相当于阿列克谢耶夫准备组织《史记》翻译的译前案头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文艺学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及其后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思想的确立，都与苏联文论形成了直接的交流与回应。中国文学就是随着这样的直接交流的洪流而进入俄人视野。继1954年《三国演义》俄译本问世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俄译出版。一批翻译家脱颖而出，阿列克谢耶夫和帕纳秀克(B. А. Панасюк)俄译的《史记•列传》也随之出版。阿列克谢耶夫和帕纳秀克的译本着意于作为中国纪传体文学的开端的《史记》，翻译风格上也属于不做史学注释的文学翻译：面向一般读者、注重再现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拘泥于原文的文字、进行了适当的改编。
    1960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康拉德建议越特金在《史记》的翻译中应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注重司马迁在描述历史现象时流露出其不的创造性见解，关注司马迁的史观。康拉德认为，尽管西方史学史上，塔希陀、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构成了西方史学的基础，司马迁的《史记》可以丰富古典史学的内涵，并可能随着《史记》的翻译而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古典史学观。越特金完全接受这一见解，在俄译《史记》时做详细注释，为俄语读者再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历史语境，形成与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史记》的方式相一致的服务于研究的学术翻译。翻译手法严谨、细致，试比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部分的越特金译本和阿列克谢耶夫译本：
    标题：
    中文：《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阿译本：Отдельное повестовование о Цюй Юане
    越译本：Цюй Юань, Цзя-шэн ле чжуань—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Цюй Юаня и Учителя Цзя
    正文第一段：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阿译本：
    Цюй Юань—ему имя было Пин. Он был сородичем Чуского дома, служил у Чуского князя Хуая приближенным《левым докладчиком》. Обладал обширною наслышанностью и начитанностью, память у него была мощная. Он ясн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вопросах, касающихся госудаственного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а. Был искусный оратор. Bо дворце он с князем обсужд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здавал приказы и куазы, а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дворца имел поручение по приему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ам с приезжавшими уделъными князъями.
    越译本：
    Цюй Юань по имени Пин(此处加了注释)происходил из рода правителей царства Чу и являлся одним из приближенных чуского Хуай-вана(此处加了注释). Цюй Юань был весьма начитан, обладал сильной волей, хорошо разбирался в делах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в том, что касалось всяческих смут, а также был искусен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указаов. B дворце он обс-уждал с ва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 намечал планы, готовил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и указы; вне княжескихпокоев встречал и принимал гостей и беседовал с чжухоу. Ван очень доверял ему.
    作为文学翻译的阿译本改编了原文，译成俄文意为“屈原的故事”，且这里只取关于屈原的内容，而舍弃了关于贾谊的内容。而作为学术翻译的越译本，则先是以对音的方法逐字将原文中汉字注音来进行音译，之后再进行回译，回译为“屈原和贾先生的生平”(此处“先生”意指“老师”)。从译者的角度来看，阿译本注重译本的交际功能——面向普通读者故取平易的风格，越译本立足于译本为学术研究服务，注重原文的文化表现形式，注重源语文化，在力求使读者明确源语作者意欲表达的含义的同时，还以加注的方法，以洋洋八百余字介绍屈原和中国先秦诗歌，介绍诗歌中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思想——老子、庄子思想，以及苏联汉学家波兹涅耶娃论屈原的观点，接着还介绍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已有的俄文阿译本和帕译本、各类英译本、法译本、德译本、日译本以及中国的白话译本，并进一步介绍了关于《史记•贾生列传》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屈原诗歌遗产的俄译本和俄译译者。大量的补充背景知识，向作为学者的读者传递了充足的信息，从而充分保证了语际交际的成功。
    正文中阿译本作为故事性文学作品，以简单直白的语言和口头叙述的风格，使用短小的句式。而越译本则语言严谨，层次分明，译文紧扣原文，并加入了介绍中国古代文化背景的注释。
    自欧洲人进入中国起，《史记》就被看成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重要文献。俄罗斯人利用与中国直接壤的便利，近三百年间积累下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记》，这些版本的甄别有待于中国学者的进一步挖掘。同时，俄罗斯人收藏《史记》的历史，间接折射了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俄藏中文善本典籍、了解俄罗斯人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的窗口。而俄罗斯翻译《史记》的历史，反映了俄罗斯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轨迹。通过《史记》俄译本挖掘其中所体现的中外史观差异、中俄文化差异，《史记》俄译本为我们展开比较史学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提供了难得的、重要的研究范本。

作者为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教授

为方便阅读，文中注释均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