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冠群 |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一、“全球转向”

与法国革命史的范式转换

大革命时期法国疆域图

随着当代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历史学者希望从具体的历史层面理解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传统国别史研究的法国史出现了欧洲化、跨国化以及强调大西洋视域的新倾向，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研究即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 以全球或者跨国视角考察大革命并非是对于学术时尚的简单跟进，而是满足了法国革命史内部范式更新的迫切需求。

关注这一领域的同行都知道，以乔治•勒费弗尔、阿尔贝•索布尔等法国史家为代表的法国革命史的正统派，用社会、经济的因素来解释革命。20世纪中后期，在英美以及法国内部出现了挑战正统研究的修正派，他们强调“法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导致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产生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 对于法国修正派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又译傅勒）而言，政治在大革命中居于核心地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正派已经成为新的正统，并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发展出了曾长期支配法国革命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路径。深受孚雷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基斯•贝克（Keith Baker）和林•亨特，在建立这一研究路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种研究路径关注的不再是经济与政治领域实际存在的复杂关系，而是抽象的公共舆论、政治话语和社会想象等问题。政治文化研究为大革命以及旧制度研究注入了活力，但是也日益显露出局限性。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对经济与社会维度的忽视。面对这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倡导综合不同的研究路径。比如，美国著名的大革命史专家蒂莫西•塔克特试图将社会经济因素与文化史的视角相结合来考察革命政治文化的形成。

世纪之交，美国的法国史学界明显感受到了范式危机。1997年，杰伊•M.史密斯撰文批评基斯•贝克那种注重语言分析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并将之归结为“语言的游戏”。 苏珊娜•德桑坦言，经典的社会史没能卷土重来，孚雷的路径亦不能继续支配这一领域，法美两国均未产生法国革命史的新范式。 芝加哥大学的简•戈德斯坦甚至认为，新世纪之初并非研究法国革命的大好时机，此时的大革命史学缺乏明确的方向。 与此同时，戈德斯坦也为美国的法国史研究者指明了前景：将法国史放置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进行考察。 

尽管正统派与修正派存在研究路径上的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从法国历史中挖掘革命的根源，并不认为一系列革命事件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唯一的例外是，20世纪中叶，也可算作修正派的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西洋两岸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 但是，这一理论当时被视为冷战的产物，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人遗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林•亨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倡导法国革命史的全球转向。这一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愈加明显，其中北美的法国史专家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原来致力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些学者转而探讨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革命史。这一转变克服了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两个缺陷：其一，不必像正统派和修正派那样，或强调经济趋向与社会结构，或聚焦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是将二者融合于全球史的框架之下；其二，改变了仅关注法国革命的世界影响，而否认革命起源与动力之国际维度的做法，真正多层次地展现了作为世界性历史事件的大革命。  

二、从全球因素

看法国革命的起源及动力

革命起源问题一直是大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先后出现了讨论大革命思想起源、政治起源、经济起源、文化起源以及宗教起源的著作，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从法国内部看问题，基本不考虑外部因素。 近年来，从外交关系、“原初全球化”（primitive globalization）等角度探讨革命起源与动力的著述为革命史增添了新意。

美国历史学家拜莱•斯通在前人所做的外交史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两本著作：《法国革命的诞生：一种全球-历史的解释》（1994）、《重新解释法国革命：一种全球-历史视角》（2002）。 这两本书大致的观点为：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跌宕起伏的十年乃是国际与国内政治压力交相作用的结果。斯通将地缘政治与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综合在了一起，指出大革命的降临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思想文化长期演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绝对君主制无力满足其精英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野心。与斯通一样，澳大利亚学者杰里米•怀特曼也认为，要理解革命起源需要关注内政与外交双重压力的共同作用， 不过他更强调革命初期内政与外交决策层面呈现出的不同面貌。2003年，怀特曼推出了《改革、革命与法国的全球政策，1787-1791年》一书。在此，全球政策不仅包括对外政策，“也包含大西洋范围内的海事、商业与殖民政策”；该书致力于解读决策者们的所思所为，而不是探讨公众舆论发挥的作用。 这样的研究目标决定了怀特曼不会从政治文化的路径探究大革命与法国的国际抱负之间的联系，而更多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详审细察。作者认为，“法国人对于国际竞争需求的回应，在促进与塑造1789年革命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怀特曼的研究表明，在外交事务、殖民政策与贸易以及行政管理方面，大多数代表了解国家的实质利益，他们讲求实际，甚至是顽固的现实主义者。 革命初期，制宪议会在全球政策上尽管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大体上与旧制度末年保持了连续性 ，与大胆的国内政策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法国革命的激进性问题，同时也修正了托克维尔所塑造的革命精英的经典形象：一群缺乏政治经验、抱持启蒙观念的理想主义者。 

2010年，美国学者保罗•切尼出版了《革命性的商业：全球化与法国君主制》，此书将启蒙运动思想史、大西洋经济史和法国革命史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作者的核心观点如下：18世纪，基于殖民地种植园制度与大西洋贸易的“原初全球化”，对于法国既定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形成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以孟德斯鸠为首的一些关注经济问题的学者发展出了一种“商业科学”（science of commerce），它旨在使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新政治秩序与具有法国特色的政体、社会结构与习俗相调和；换言之，它力图令法国从新的财富增长中获益，同时限制其导致的革命性后果。 然而，法国的君主制度无力实现这样的调和，法国大西洋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矛盾推动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以及1792年立宪君主制的倒台。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切尼明确指出，在革命史研究中，往昔割裂政治与社会的做法以及片面强调抽象话语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都是错误的，而其作品则实现了对经济、思想、政治与社会层面现象的整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研究大西洋经济、殖民地事务，切尼为资本主义发展与大革命的关联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革命性的商业：全球化与法国君主制》

苏珊娜•德桑与林•亨特共同主编的论文集《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2013年），也同样关注全球经济的早期发展如何导致了大革命并塑造了革命的动力。其中，迈克尔•克瓦斯的文章“全球性的地下活动：走私、叛乱与法国革命的起源”可谓独辟蹊径，将看似不相干的全球贸易、武装对抗以及制度改革问题勾连到了一起。 作者指出，随着法国政府对于全球贸易的控制，出现了大量以走私新大陆烟草和印度棉布为主的非法经济活动，一些走私团伙甚至全副武装，它们与被君主赋予监管权力的包税公司发生了激烈冲突。由走私活动引发的暴力反叛，在旧制度最后几十年广泛存在，直接挑战绝对君主制的重要支柱——包税公司。这些反叛活动引起了启蒙精英的关注与思考，他们力求改革国家的重要制度。由此，克瓦斯认为，国王政府积极投身的世界贸易，却导致了民众的抗议，削弱了制度的合法性，促进了革命的来临。

《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

在《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文集中，林•亨特发表了“1789年财政问题的全球起源”一文。 众所周知，法国政府因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致使国库严重空虚，其财政危机具有国际因素。不过在具体研究中，学者关注的仍是赤字规模、债务偿还能力以及税收改革等内部问题。亨特则把财政问题放置在法国全球商业扩张的进程中来考察，发现法国财政危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赤字规模过大，而是政府对控制借贷成本无能为力，法国政府的借贷利率明显高于英、荷政府。她指出，存在“两个相交叉的全球进程改变了政府的财政”：18世纪后期的法国正致力于扩张其全球商业帝国，结果“越来越依赖国际资本市场为实现其野心甚至日常运转提供资金”。换言之，一方面，法国政府深信建立全球商业帝国有助于增强国力；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地从国际债权人手中借款，“政府失去了对于财政的控制能力”。

1790年发行的纸券

从全球视角考察革命起源，并非仅关注外交、经济、财政等领域，而忽视文化与思想领域。林•亨特通过研究人权的观念，发现法国革命精英对于人权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是法、美之间思想观念互相交流传播的结果。她指出，“关于个体自治、人的身体不应受到侵犯等新观念，是在18世纪60年代以后于大西洋世界形成的”，法国的卢梭、伏尔泰、意大利的贝卡利亚、英国的普赖斯、美国的杰斐逊都参与了交流和传播。 同样，大革命中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从德意志、荷兰、瑞士、意大利思想家的作品中汲取了养料。 亨特的研究反映出，启蒙运动有其国际维度，大西洋两岸的知识精英、阅读公众广泛参与其中。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安妮•茹尔当最近也撰文展现了这一景象，她尤为重视来自小国的革命流亡者对于巴黎政治精英的影响。根据茹尔当的研究，大革命前夕，一大批在日内瓦、荷兰等地发动革命失败的“爱国者”流亡到了法国（仅来自荷兰的“爱国者”就有4000人左右），与米拉波、布里索等人形成了思想交流的网络，他们敦促法国人设计新宪法，甚至起草革命计划。

威廉•马克斯•尼尔森考察了革命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再生”，认为此观念的形成与法国殖民史密切相关。依作者之见，革命政权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如何改造人民使之能创造出革命领导人想见的那种崭新的未来？” 在革命爆发之时，法国各地在语言、法律、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深刻差异，因此，“革命领导者希望找到一些方法来培育革命新人”，从而将法国人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均质化、更为统一的民族。 在此方面，许多政治精英从产生自殖民地的观念与实践中汲取经验。比如，在18世纪末，一些学者提出通过跨种族通婚的方式改良殖民地的人种，并将其视作“再生”问题的一部分，关于人之“再生”观念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讨论进入到革命政治话语之中。

综上，要理解法国革命的起源及发展动力，不能仅在法兰西的疆界之内探析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实际上，复杂的外交问题、新兴的全球经济、各项殖民地事务以及跨国传播的思想观念，与内部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革命的降临并塑造革命的动力。

三、边缘与中心：

殖民地和法国革命的互动

《黑皮肤的雅各宾派》

对于法属殖民地以及海地革命的考察，原本属于法国殖民史的研究范畴 ，这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很少引起法国革命史专家的注意。在海地革命研究领域，早就有学者思考殖民地的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关联问题。1938年，C. L. R. 詹姆斯出版了《黑皮肤的雅各宾派》一书，作者将圣多明各的起义放置在法国革命的背景中考察，并且指出法国的革命者在面对殖民地黑人时并没有真正遵从自由、平等的革命理念，倒是受压迫的黑人们为了革命理念而奋斗，从而推进了法国本土在自由、平等价值观上的发展。 法国学者伊夫•贝诺于1988年推出了《法国革命与殖民地的终结》，力图证明殖民地的奴隶制问题在法国革命的政治中颇为重要。 这本书出版于大革命二百周年前夕，但是当时并未受到法国革命史专家的关注。那时，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派都认为殖民地问题对解释法国革命而言无关紧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由于受到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的困扰，关于革命时代的加勒比海殖民地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同时，对于海地革命的分析也成为全球史维度下法国革命研究的重要分支。研究者们不仅关注法国革命对于殖民地的影响，而且更侧重考察奴隶制问题、殖民地骚乱在大革命的政治讨论中所占据的位置。

海地革命，1790-1804

这种研究路径，首先突出加勒比海殖民地在法国旧制度末期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大革命前夕，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总共约有70万奴隶，这与当时整个美国的奴隶数量相当。 其中，圣多明各是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1789年时有50万奴隶，全世界近一半的蔗糖与咖啡都是在这里生产的，这两样商品正是启蒙社交生活的必备之物。 除了糖与咖啡，殖民地还出产靛蓝和棉花等产品。这些产品向宗主国法国出口，然后殖民地的生产者通过宗主国的批发商从宗主国进口手工制品、葡萄酒和白酒。这一体系对于殖民地的大地产者不利，他们要以高价购买需要的用品，低价出售自己的产品。 这样的经济纽带是我们理解殖民地与法国革命之关联的重要背景。

杰瑞米•波普金尤其强调殖民地问题对于大革命的影响，他断言，“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各，在法国革命戏剧中的每个部分都出现了”。 为了厘清大革命起源问题中的殖民地因素，波普金撰文阐述了圣多明各的奴隶制与法国革命缘起之间的关联。他指出，在1787-1789年间，“关于殖民地权利和奴隶制的辩论是那些导致大革命的种种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波普金的研究，七年战争之后，法国殖民地的居民像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一样，变得越来越憎恶宗主国的统治，1768-1769年间圣多明各便爆发了一场起义。从1787年初至1789年中叶，加勒比海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各）成了骚乱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法国诞生了废奴主义运动，它挑战了许多贵族与资产阶级精英从中受益的殖民地奴隶制度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788年成立了黑人之友社（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其成员包括布里索、孔多塞、米拉波、格雷古瓦神甫等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大量讨论殖民地地位问题、奴隶贸易以及奴隶制等问题。在波普金看来，“革命前夕对于奴隶制的批判实际上为以自然权利为名的政治鼓动树立了一个重要的范例”，黑人之友社也成了大革命民主政治的重要典范。 

1788年法国成立的黑人之友社

        波普金展现了法国革命精英对于殖民地问题的关切，洛朗•杜布瓦则表明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反叛赋予宗主国的权利观念以新内容，并塑造了法兰西的共和主义。杜布瓦对被忽视的瓜德罗普起义进行了微观研究，同时以圣多明各的发展为参照，从而揭示殖民地奴隶向公民转变的历史进程。杜布瓦指出，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既肯定了自由这一自然权利，同时也捍卫了私有财产权，加勒比海殖民地的业主以奴隶为其私人财产，因此，赋予奴隶个人自由则违背了业主的财产权。在革命时代，鲜有法国白人准备立即给予奴隶全部的公民权，即使孔多塞对于无条件的立即解放奴隶的方案也持保留态度。殖民地奴隶的抗争，则改变了共和主义的公民权，使之具备了普世主义的特征。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波普金与杜布瓦研究侧重点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体现了学界对于法属殖民地废奴问题的不同判断：有人认为1794年国民公会宣布废奴乃是法国革命中的英明决策；也有人认为法国的共和派也依然怀有种族主义观念，只有圣多明各和瓜德罗普的黑人真正塑造了普世主义的公民权。其实，正是法国革命精英与殖民地起义的奴隶共同推进了废奴主义观念的发展，并且锻造了更为丰富的人权观念。  

战争是法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印象往往局限于革命军与拿破仑军队在欧陆的南征北战，其实发生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战争也相当重要。比如，在圣多明各，杜桑•卢维杜尔的军队牵制住了10万英军，这影响了其他地方战争的进程；又如，当拿破仑的军队远征圣多明各并欲重新确立奴隶制时，这支军队首次在陆地受挫。 

        在全球视野下，加勒比海殖民地以及海地革命等问题被从边缘推至了中心。其中奴隶制与公民权等议题是法国革命精英们反复讨论的对象，甚至是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 由此来看，殖民地的发展对于理解法国革命绝非无足轻重。不过，片面夸大殖民地问题在大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取的。大卫•贝尔针对这一倾向指出，1789年时议会代表要关注的问题很多，包括谷物价格、乡村与城市的暴力、内战的危险、权利宣言等等问题。这一年，议会辩论中提及圣多明各204次，但是谷物问题被提及千余次。 阿兰•福瑞斯特也断言，“奴隶制从来都不是支配大革命的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在承认大革命进程中殖民地与法国本土存在互动的同时，应客观地认识哪些为关键问题、哪些为次要问题。

四、全球视野下

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不同路径

雅各宾俱乐部的集会

全球转向影响下的法国革命史学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有的翻新了大西洋革命的研究，有的从原初全球化的概念出发讨论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的在帝国危机的研究框架内考察。不同的研究路径侧重点不同，但是彼此之间又有交叉和关联。

杜布瓦认为，C.L.R. 詹姆斯凭《黑皮肤的雅各宾派》一书成为以大西洋维度研究法国革命的先行者。 上文所介绍的立足加勒比海殖民地反观法国革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赓续了詹姆斯所奠定的研究，同时也构成了今日大西洋革命史的重要分支。如前所述，大西洋革命的论断是由帕尔默和戈德肖于上世纪中叶率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西洋革命是一场在西方世界传播自由、民主观念并且展开实践的运动。其中美、法两国的革命为大西洋两岸的一系列剧变树立了典范。 因此，他们笔下的大西洋革命更像是一场民主革命的单向传播史，并不关注大西洋不同革命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碰撞，更没有注意到海地革命之于法国革命的意义。 

2004年，安妮•茹尔当推出了《大革命，一种法国特殊论？》一书，作者将法国革命放置在欧洲乃至大西洋革命的背景下考察，否认了被前人过分强调的大革命的特殊性。 如果说帕尔默与戈德肖比较重视大西洋两岸革命的相似性，那么茹尔当则更强调不同革命之间的差异性。她通过比较研究，试图证明一系列复杂的结构、局势，创造了不同的革命进程与相异的结局，尽管各个革命存在相似的目标和意识形态。2009年，维姆•克洛斯特出版了《大西洋世界的诸革命：比较的历史》。 作者把英、法、西班牙等帝国之间的战争作为大西洋革命的重要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勾勒出美国、法国、海地以及西属美洲的革命，并且比较了四场革命的起因、模式与遗产。帕尔默认为大西洋是自由民主的摇篮，突出革命的民主性质。克洛斯特则认为民主概念不是考察大西洋革命的恰当工具，这四场革命都并非致力于创建一个民主的社会，尽管在这些革命期间引入了民主的实践。  

安妮•茹尔当《大革命，一种法国特殊论？》

帕尔默笔下的大西洋革命主要是一场思想与政治运动，而今天的大西洋革命研究路径则更为强调经济因素。茹尔当把大西洋世界的革命置于商业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张力之背景中。杜布瓦在论述法国革命是一场大西洋革命时更是表明，150年的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塑造了18世纪的经济世界，大西洋经济的发展深深影响了波尔多、南特、拉罗谢尔等港口城市，改变了法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而推动了革命的发生。 由此可见，以大西洋革命的视角研究法国革命貌似重拾帕尔默的学术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做法与上世纪中叶有了很大的差异。

在法国革命史的全球转向中，德桑与亨特等人强调，大西洋革命过分局限于地理概念，18世纪的商业、财政与殖民化发展是在全球而非仅在大西洋范围内发生，法国革命的先决条件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索。 前文提及的保罗•切尼的《革命性的商业》一书也颇为倚重“原初全球化”的概念。德桑等人编纂的文集《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便主要侧重考察法国对于“现代早期全球化”（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的参与。 此文集的导论指出，各篇论文表明，“法国革命的起因、内在动力、后果都与法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有关”。 编者还认为，如果不涉及法国对于全球性经济交流和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参与，便无法解释法国革命。 由此可见，这种研究路径强调，大革命与现代早期全球化的联系贯穿整个革命进程，而且最为重要的联系是经济交流与政治竞争。的确，法国革命爆发的主要背景是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英法两国在欧洲、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等地的殖民冲突与贸易竞争。同时，正如阿兰•福瑞斯特所说，大革命期间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法长期斗争的延续。 因此，可以说，英法两国在参与现代早期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乃是推动法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不过，此研究路径的最大缺陷恰恰在于现代早期全球化等概念本身。关于全球化的定义、起源时间以及分期问题，研究者们存在严重分歧。论者迈克尔•朗认为，研究现代早期的学者们没有令人信服地论证这一时期全球体系的存在。 

第三种研究路径着眼于所谓全球性的帝国危机或帝国革命，并将法国革命置于这一背景下加以考量。克里斯托弗•阿兰•贝利率先提出，1720至1820年间出现了全球性的危机，世界上的主要王朝都经历了危机，这一世界性危机是各国的军事需求与财政能力之间日益失衡造成的；军事与财政之间的尖锐矛盾首先出现在西亚和南亚的多民族国家，1760年后这种危机在西欧与北美殖民地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产生了“革命会集”（converging revolutions）的现象，最终改变了全球秩序。  约翰•达尔文也认为，1750至1830年间各大洲长期存在的平衡状态被欧亚大陆的革命一扫而光，而且这种地缘政治的地震不仅发生在欧亚国家，而是波及全世界。 2010年出版的由大卫•阿米蒂奇等人编辑的文集《全球语境中的革命年代（约1760至1840年）》，受到了上述全球危机理论的启发，认为所谓的 “革命年代”成了“帝国革命的时代”，它应被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广阔的、相互关联的，甚至是全球的现象”。 依此观点，法国革命是全球帝国危机的一个案例，要更好地理解法国革命，需要将其与同时代的革命及反叛进行比较，建立关联。

《全球语境中的革命年代（约1760至1840年）》

上述三种研究路径相互交叉，大西洋革命路径中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因素，也正是法国参与现代早期全球化进程的例证。全球化进程又是产生帝国冲突与危机的重要条件，同时帝国之间的战争也在大西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这三种视角彼此勾连，并不能截然分开。法国的大革命专家皮埃尔•塞尔纳在其论文“每次革命都是一场独立战争”中，对上述视角都有所借鉴。 他指出，“今天，1789年革命只有作为大西洋世界革命的一个例证才令人兴味盎然”；“18世纪末的各场革命是‘原初全球化’（primitive globalization）之特有冲突的结果”。 塞尔纳还声称，为解释革命现象，必须摆脱严格的法国视角、欧洲中心的逻辑，甚至要脱离单纯的大西洋的角度。 文章作者还强调，很少应用于法国史研究的帝国概念在此十分重要，并且提出了“旧制度皇家帝国”（l'empire royal d'Ancien Régime）的观念。他认为18世纪巴黎-凡尔赛对于外省的控制犹如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统治，绝对君主制实际上支配着一个“内殖民”的帝国，1789年的革命可被视作一场去殖民化的战争，或者说是一场独立战争。 总体而言，法国国内的革命史专家对于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研究参与度不高。然而，塞尔纳积极与大西洋对岸的同行对话，吸收全球史、跨国史研究中的各项新成果，并提出了自成一家之言的法国革命论。

结 语

随着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深入发展，史学家们尝试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中探寻法国革命的起源与动力。18世纪后期法国的全球政策、大西洋经济的发展以及启蒙观念的跨国传播，都促进了法国革命的降临。原本被革命史学所忽视的殖民地研究如今备受关注，加勒比海殖民地与大革命的互动被视为推动革命政治发展的一种力量。翻新的大西洋革命观、现代早期全球化的概念以及全球革命的理论大大改变了法国革命的研究图景，各种新的考察路径并不是简单推翻先前的解释，而是通过克服正统派与修正派各守一端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从而形成了更为整全的认识。应该意识到，法国革命是地方、国家与全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关注全球因素的同时，不应忽视其他层面的力量。在强调法国革命与同时代的大西洋乃至全球诸多革命（或反叛）之共性的同时，不应忘却法国革命在现代世界形成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