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笔下的中西关系：中国和欧洲的“纠缠史”

《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 1919）是德裔的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本书前一部分主要运用植物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述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除了农作物的交流之外，在古代，中国对西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丝绸了：“罗马帝国时期，漂亮的贵妇们身上穿的轻便、紧身的服装就是由来自中国的丝绸制作而成的。长久以来，只有中国人知道制作这些漂亮绸缎的秘密。拉丁文作家曾经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丝绸是从树里找到的。”其实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原和西方之间的商贸交流，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这一对中国的称呼，Seres源于古希腊语的“丝”。由于蚕是靠桑叶养活的，因此在欧洲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丝绸来自树上。除了这些比较经典的论述之外，安特生还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有关印刷术西传的最新成就：

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写作此书的时候，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1925）英文版刚刚出版，可见安特生当时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汉学研究的前沿——此书中文译本出版于1957年，卡特的研究也曾对中国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除了造纸和印刷术之外，指南针和火药也都为近代欧洲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洋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中，“龙”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中国的“龙”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指安特生自己，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安特生《龙与洋鬼子》1926年瑞典文版书影

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中国人起初拒斥西方物质文明：“洋人煞费苦心终于在1875年才修成了上海到吴淞的一段铁路，竟被清政府赎回并勒令全部拆除。”但之后不久，中国人不仅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且“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了京绥铁路，该路段穿过了困难重重的南口。这段铁路设计精妙、坚如磐石，被美国铁路建造业的同行公认为中国工程的典范”。除此之外，西方的技术发明也给中国带来了各种便利：机关枪、迫击炮、飞机、无线电报、暖瓶、电影放映机、理发器和钢笔。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对源于一神教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圈中的人士来讲，用一种所谓“调和论”（syncretism）的方式统合信念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谈到中国人为什么唯独不能容忍基督教的时候，安特生非常深刻地指出：

这其实揭示了“礼仪之争”之根本：18世纪初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禁止中国的教友使用中国礼仪，除了禁止使用汉语的固有词汇“上帝”和“天”称“神”之外，还禁止祭祖尊孔，后者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本大事，这种做法等同于强迫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停止做中国人。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传教活动都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共同构成了有些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为仇的原因。

因此，在安特生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中国）已经遗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过启发和敢于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这里照亮了四万万人的精神黑暗。”但安特生同时认为：“当今中国在拼命寻求精神支持，不仅在基督教传教士那里。”安特生认为，中国精神源泉也必然是多元的。

在安特生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讲，传授教义和信条是毫无价值的，“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让中国人信服，进而相信这种上帝的宗教：

一个正直的国度，怎么可能向另外一个国家输出鸦片？怎么可能以武力瓜分另外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掠夺？

1896年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将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交给俄国、并同意战时开放使用港口，从而引发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争相迫使清政府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的事件。这一主要由西方列强引起的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径，对中国人来讲难道不是一种“白祸”吗？

在安特生看来，在中国的西方人问题，只有当西方人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客人，而不是主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西方的“文明人”认为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因此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化传教”（Zivilisationsmission）活动，这一传教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也强迫包括中国在内的“野蛮国度”接受“文明”的标准和制度。尽管安特生并不否认中国在很多方面要向西方学习，但他同样认为，作为到中国做客的西方人，理应尊重并体谅中国的风俗习惯：

安特生非常辩证地看待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他强烈谴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和奴役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而后者他是通过一位中国朋友的亲身感受告诉读者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包含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思想上的科学化、大众化的进程。在法治方面，安特生认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保证中国司法独立的重要步骤。他指出：

实际上，从15世纪起，瑞典人就极力抗拒丹麦的吞并企图。15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Vasa, 1496-1560）建立王权，从而使瑞典从瑞典、丹麦、挪威三国共拥一主的卡尔马联盟（Kalmarunionen）中独立出来。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瑞典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领土，一度跃升成为欧洲强国。之后在18世纪的大北方战争（1700-1721）中，俄国全面击溃瑞典，从此称霸波罗的海。1809年瑞典同俄国在芬兰爆发的战争中战败，瑞典东部的三成领土被割让，成为附庸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1814年，瑞典与挪威合并，组成了由瑞典主导的瑞典-挪威联合王国，1905年解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保持中立。在安特生看来，作为北欧小国的瑞典周围有诸如俄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觊觎，其在历史上的境况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他常常以自己的祖国为例，解释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奴役的历史。

“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告诉我们，国家、民族、帝国或文明都不再成为史学的唯一分析单位了。作为实体本身，它们也是在相互作用和全球循环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久的安特生，不再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孤立地来看待了，在《龙与洋鬼子》中，他总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中西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从而跳出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在心理学上，“共情”（empathy），指的是理解并感同身受他人感情的能力。安特生的这部书是为西方读者撰写的，为了让完全不了解东亚历史文化的瑞典读者能够理解中国，他将自己置于当时中国的位置，并由此来理解中国人在遭遇列强的瓜分和压迫时的感受，这是一种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做法。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创造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龙与洋鬼子》真正将他在西方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一般民众那里。1937年，安特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继续之前他开创的史前考古学的事业。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并且他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去世了。安特生只好于1938年转道回到了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踏上让他刻骨铭心的第二故乡——中国。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