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汉学与阐释学 ——误解、偏见与汉学研究的历史性

文章原载于光明网

　　汉学家对汉学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人生经历、性格爱好等个人因素，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汉学文本作出偏离中国语境的阐释，有时会产生多种解读的方式。这便是汉学研究的所谓“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其前提首先是理解（Verstehen）的历史性，而理解的历史性又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理解的偏见（Vorurteil），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德文的Vorurteil（拉丁文：praciudicium、法文：préjudice、英文：prejudice，翻译成“前见”更确切）是由“先/前+判决”构成的，最初的意思是正式法律判决之前的判决（亦即“初判”或“前判”），后来引申为“先入之见”“成见”“偏见”的意思。这个德文词跟英文词一样，起初并没有贬义，可以译作“先见”或“前见”，直到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学者对理性的过分崇拜，才开始赋予此词以负面的内涵。启蒙时期的哲学家更是认为，偏见与真理和正义是相对立的，理应遭到摒弃。实际上，“初判”或“前判”是正式的终审判决之前的合法初判，当时是具有合法性或有其存在的正当性的。人类是无法摆脱其所存在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的，是与其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氛围、道德伦理等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实际上很早就认识到了个人的局限性，他在《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0）的序言中写道：“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汉学家对汉学文本的解读，无疑也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也验证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名言：“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

　　跟他之前的哲学家对“误解”的看法不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认为，误解是理解过程中正常的情况，是理解的必要条件。作者与解释者之间在时间、语言、境遇以及历史背景诸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所谓“主体间交往的中断”。伽达默尔引用施莱尔马赫的话写道：“一部艺术作品也是真正扎根于它的根基和基础之中，扎根于它的周围环境中。当艺术作品从这种周围环境中脱离出来并转入到交往时，它失去了它的意义。它就像某种从火中救出来但具有烧伤痕迹的东西一样。”所谓“烧伤痕迹”指的是由于时空和背景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尽管施莱尔马赫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但却给予了误解以相当的位置。伽达默尔才真正恢复了误解的权力。

　　中文语境中的“偏见”一词实际上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错误”或“片面”的见解的含义。《汉书·杜邺传》中就有：“疏贱独偏见，疑内亦有此类。”颜师古注曰：“邺自谓傍观而见之也。”这是“从侧面观察到”的意思。不过很早人们就开始用“片面的”见解这一含义来解释“偏见”了。最晚从郭象（约252—312）开始，这一词就已经有“片面的见解”的含义了：郭象在注《庄子·齐物论》“与物相刃相靡……不亦悲乎”时写道：“各信其偏见，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在这里显然是“片面的见解”的意思。从侧面来看或曰一孔之见，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实际上包含了肯定和否定的含义。由于人们将“偏”的“不居中、侧面”的含义引申到“不公正”“片面”乃至“错误”方面，所以后来“偏见”一词在汉语中几乎成为了“片面的见解”或“错误的见解”的代名词。而中文中的“误解”一词，全部都可以作“理解得不正确”或“理解得错误”解。以往的所谓“误解”实际上是跟绝对唯一正确、合理的“正见”相对而言的。

　　葛兆光曾在一篇文章中证明，相对于杨、墨、老、庄、佛、道等“异端”而言，孔子、子思、孟子、扬雄等一系的“正统”地位并非“理所当然”，而是被唐代的韩愈（768—824）建构出来的。德文的Ketzrei和英文的heresy所表示的“异端”或“邪说”，是指脱离了基督教正统教义、遭教会弃绝的主张。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对异端的态度是：“几乎每个人都同意通过切除腐烂的肢体保全生命是智慧之道。很明显，罗马教会是生命，异端是腐肉。”在天主教作为绝对权威的中世纪，教会甚至建立起异端裁判所来对付异端，并组成十字军讨伐异端。欧洲中世纪的“异端”显然是被天主教会建构出来的。如果本来就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正见”“正解”的话，那么“偏见”和“误解”又从何说起呢？所谓的“偏见”和“误解”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不是错误的源泉，而且是理解和阐释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也具有正当性，也正因为此，理解才成为可能。顾彬（Wolfgang Kubin，1945— ）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误解的正面意义：“误解允许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某事，允许我们发现它的深度，还允许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被局限于关于一个对象的一种形象，不局限于看我们自己的一种观点，我们觉得在发现许多观点都是可能的时候，自己也丰富了。”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偏见和误解，而正当的偏见和误解又是理解的前提和阐释学的真正推动力。

　　伽达默尔非常重视理解和阐释的历史性，离开了阐释者的境况，就无从谈起阐释：“但是为了理解这种东西，他（指阐释者——引者注）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和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况。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文本与这种境况联系起来。”人只能历史地，而不能抽象地理解历史。伽达默尔十分详尽地分析了阐释得以完成的一系列基本条件：正当的偏见、传统、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阐释学循环等。从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都包含着鲜明的历史性。他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关于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并且由于特定的具体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偏见。除了上帝有全能的视角之外，没有人能超越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传统。因此，偏见是历史的产物，有着其存在的正当性，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予以彻底消除的。在论及汉学的理解方面，顾彬指出：“互相之间不能完全地理解，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个灾难；忘记了我们习惯地缺乏理解，这才是灾难。”我们可以说，偏见和误解是理解中的正常形态，同时他者不同的理解也是我们学会宽容的前提。顾彬甚至认为，所谓真正的理解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非常乏味甚至危险的：“因此，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人类的一种权利，也是我们寻求幸福的一个必要部分。”

　　伽达默尔认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所谓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是不存在的。他主张，理解并非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历史真面目，因为作为主体的理解者总是带有自己的前见的。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对理解是有作用和意义的，正是这种“具有正当性的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他指出：“在理性的绝对的自我构造的观念下表现为有限制的前见的东西，其实属于历史实在本身。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的有限的历史的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根本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实际上，前见并非都是消极的因素，它是与传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是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从根本上说，前见是历史传承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被彻底割断；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僵死不变的，它总是面临着被修正的挑战，并形成新的传统。而传统既具有对于过去历史继承性的一面，又具有对于将来开放性的一面。对汉学的理解必定要受到汉学家自身文化传统的制约，然而，作为研究主体的海外汉学研究者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传统，其本身也是传统的一部分，因为西方汉学传统是在研究者的参与下形成的。

　　对于同一个文本，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理解和解释。汉学文本更是如此，因为除了“时间的距离”之外，相隔半个地球的“空间的距离”也使得海外的汉学家们对文本有完全不同于本土的解读。由于理解的历史性，阐释者“前理解”（Vorverst?ndnis）的存在，误读理所当然地有其正当性的一面。海外汉学家对汉学文本的解读，当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不论是哪一位汉学家，自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顾彬认为：“不存在什么人，被人理解一次，就能被人永远理解；没有什么高级的书，翻译一次，就永远不需要再翻译。我们需要不同的解释和译本，因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变化，因此我们反思的对象随我们在变化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最终和真实的理解或翻译，有的只是瞬间的理解和翻译。”我想，这是对施莱尔马赫的著名主张“因为要解释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可以一次就被理解的”的最好注解。历史性的误解是当时所处时代认可的理解，是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对待同一文本时，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研究中作出不同的选择。

　伽达默尔还对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认为它是理解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谓阐释学循环，指的是这样一条规则，即在理解中，必须根据构成文本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文本整体，又必须根据文本整体来理解文本的各个部分。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阐释学循环乃是一种矛盾运动，它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解中的反映。伽达默尔提出了“整体意义的预期”（Antizipation von Sinn）这一重要手段。他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来描述阐释学循环：“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体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实的实现。”预期实质上是上文提到的“前结构”，即为文本预先设计一种意义。这种预先设计自然会受到前见的影响。同时，前结构在理解的过程中，一直被理解主体修正着。伽达默尔继续写道：“这种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它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Ineinanderspiel）。”显然，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循环理论十分强调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运动中理解文本，揭示出理解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进一步突出了理解的历史性。

　　刘东（1955— ）在论及海外汉学对中国学术可能性的影响时写到：“恰因为‘汉学’在知识谱系上属于‘东方学’，能够‘全息’地舶来外缘文化观念，才反而更值得好好研读，以便既取其具体结论又取其基本方法为己所用。缘此，不光应当感激国外同行的学术‘洞见’，促进了国人的多元自我意识，使大家广角地环顾着中国，甚至还应感激他们的文化‘偏见’，诱使国人去努力理解别人的立场，进而渐次管窥到了西方。”承认多元的研究范式，没有谁可以穷尽所有的真理，进而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海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就，我想，这是阐释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这也是顾彬所强调的：“类比性的阐释学还意味着，我们必须容忍别人的意见，一如我们自己宽容那样。正如别人能够依赖我们的宽容一样，我们也必须把得到他们的宽容视为当然。”我们当然容许别人犯错误，允许他们在很多方面的想法是跟我们不同的。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固定和最终的理解是不存在的。顾彬也指出：“类比性的阐释学意味着不存在固定的和最终的知识，因此没有人能够拥有对他自己的或另外一个文化的最终理解。因此，理解和解释并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总是伴随着某些偏见的形成。只要我们已经学会对付偏见，偏见全然不是坏事。若无偏见，你就提不出问题。”因此，在顾彬看来，理解的历史性以及偏见所具有的创造性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海外汉学家正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实现了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创造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