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乔喻|疯狂：以不在场的方式在文本中呈现 ——福柯的《疯狂，著作的不在场》解读

作为当代法国的思想大师，福柯在其成名之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1961)中首次披露了这样一个真相：疯狂，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理病症，而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科学话语事实。可是，在被人们遗忘的另一个重要文本《疯狂，著作的不在场》（“Madness,theabsenceofanhuvre”,1964)中，福柯重新建构了疯狂如何以不在场的特殊方式存在，或者说，疯狂通过断裂，如何在著作中打开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知空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原创性学术理论空间。为此，本文将对福柯的这一重要文本进行初步的解读，以期学界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疯狂与著作之间的关系，对于福柯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在1961年的《疯狂史》中，作为一部厚重的古典时代疯狂体验史的结尾，疯狂与著作的关系出现在最后一章“人类学的圈”的最后几页上。在福柯看来，著作中的疯狂正是能够战胜19世纪以来人们对待疯狂的人本学模式——哲学话语中对非理性异化的逻辑消除、临床医学中对精神异常的治疗和控制——的全新希望，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疯狂的全新胜利”。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断言。一方面，疯狂与著作之间是从属的关系。“尼采的疯狂、梵高或阿尔托的疯狂，都属于他们的著作。”当然，这里福柯所说的著作即广义的作品。换句话说，尼采的哲学、梵高的画作和阿尔托的文学，都是“疯狂的著作（huvresofmadness)”。另一方面“疯狂是著作的绝对断裂（absoluterupture)”，这出现了一种突然的语境转换，因为此处的著作又转而特指学术文本，由此；“有著作的地方，便没有疯狂”。福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疯狂的不存在，而是疯狂以不在场的特殊方式在学术文本中存在“疯狂与著作是共时的（contemporaneous),是著作真理时间的征兆（harbinger)”。或者说，疯狂通过断裂在著作中打开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知空间。“通过疯狂的断裂，著作打开一个空洞（void),—个沉默的时刻，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打开了一个无法治愈的伤口——这些都是世界被迫要去解释的”。

应该说，福柯关于疯狂与著作之间关系的讨论，在1961年的文本中才刚刚展开，只是以一种开放式的姿态在解读上呈现给读者多元的可能，并没有真正打开这个可能性的空间。我有理由相信，一定是福柯的好友雅克•马丁在1963年8月的突然自杀，最终促使福柯决定以“著作的不在场”诠释“疯狂”写下了1964年5月正式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疯狂，著作的不在场》，在某种程度上重释并续写了那部与一般历史学规范不相符合的《疯狂史》中的一个隐而未显的重要主题。我们有理由将这篇重要文章视作福柯对马丁这位不幸朋友的一种特殊纪念，一篇“关于马丁的最大声的沉默文本”。

雅克•马丁（JacquesMartin)是一位被人们忘记的杰出的法国哲学家。他不那么显赫，似乎是一个从来不在场的小人物，因之马丁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论著和手稿，以至于马丁没有在法国20世纪思想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可历史事实却是：他的确是直接影响到阿尔都塞和福柯学术塑形和思想发展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马丁和福柯之间，似乎有着更多的共同遭遇：同性恋、疯狂、自杀、初次教师资格考试（agr6gation)中的失利……然而，福柯却未在自己的任何公开文本中提到马丁。有关福柯与马丁之间的友情，以及福柯在经济上长期资助马丁一事，我们也是通过阿尔都塞的文字才了解到的。相比在阿尔都塞那里的寄居性存在，马丁在福柯的表层文字中便是完全不在场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使用“表层文字”这样的字眼时，并不意味着在可见的文本背后还深藏着躺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掘、暗中决定一切表象的内在意义。这里出现的有趣现象是：马丁是疯狂的，但他没有著作；马丁是重要的思想家，他却是以不在场的方式隐匿存在于阿尔都塞和福柯的思想现实中。尽管马丁的名字在这篇文章中并未出现，但实际上，福柯却真实地让马丁的“疯狂”以“著作不在场”的方式在文章的话语间无处不在。毫无疑问，文章的标题便是对马丁思想人生最贴切的哲学诠释。这是一个疯狂与著作和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法。

选择疯狂这一被压抑、被排除的主题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福柯在《疯狂史》等文本中的奇异理论建构已经打破了人文科学的原有界限，表现出革命性的理论姿态。疯狂，不仅来自朋友马丁，更加来自福柯自己严重的抑郁和多次的自杀尝试，以及他从哲学专业转到心理学专业后在圣安娜医院的实习经历。可以说，福柯同时以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方式全方位地面对着疯狂。然而，疯狂最终不过是形式上的隐喻，它预示着人类在理性认识上正在发生的一次重要的文化模式转换（福柯认识型fcpisteme]概念的雏形），与此同时发生的将是一场全面爆发于人文科学领域的方法论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结构主义、科学认识论、精神分析和先锋文学，是由三个“回到”——“回到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回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回到马克思”（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主义）——组成的一次集体的理性主义反思。

《疯狂，著作的不在场》由五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即文章的引言中，福柯开篇便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一天，或许，我们不再知道疯狂是什么。它的形式将自我关闭，它留下的痕迹（traces)将无从被认识。”在《疯狂史》中，福柯仍然在说“疯狂是著作的绝对断裂（rupture)”，但在这里，他话锋急转，告诉我们“阿尔托将属于我们的语言的基础，而不再是它的断裂；各种神经官能症将被放置于我们社会的构成性（而非异常性Beviantfrom])形式当中”。阿尔托的残酷戏剧中的爆裂式的话语，将释放人被压抑的生命原欲，这些全新的能量会构成社会生活的解放性前提。

我们知道，一部《疯狂史》讲述的是疯狂如何在古典时代逐渐从一个尚不确定的犹豫地带进入非理性的话语界定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通过在自身与非理性之间划出一条外部界限，将疯狂连同其他一切人类文明不能容忍的“不正常”的行为（如同性恋）一起排除在文化与文明的话语之外，并以此建立理性自身的光亮形象和绝对的确定性。但在这里，福柯却告诉人们，这条理性划出的隔离疯狂的外在性界限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不见“我们今天经历为界限（limits)、陌生（strangeness)或不可忍受（theintolerable)的种种，都将加入确定性的平静（theserenityofthepositive)之中”。这条曾经泾渭分明的外部界限将变为一种内在性的构成基础“现在还在为我们指认这一大写外部（Exterior)的东西，有一天会来指认我们自身”。这也就是说，疯狂不会消失，它只是从那个“大写的外部（Exterior)”和不受欢迎的被排除者，变为理性与文明的内在隐性基础。不在场就是它的在场。这与福柯稍后在生命政治中提出的“被包含的排除（inclusiveexclusion)”思想是相一致的：一条外在性界限的内移，在政治中象征着无形却更为强大的统治和压迫形式。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福柯具体讨论了疯狂的表面消失和深层在场的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医学上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分离；二是哲学上“辩证人（homodialecticus)”的死亡。其中第二点特别需要我们关注。

首先，疯狂的治愈和更深的在场。福柯说：“疯狂今天正在消失，是说它被包含在精神病学知识和某种人本学反思中的意义正在被取消。”我们知道，在临床医学和药理学的定义中，疯狂即精神疾病。精神医学与药理学的最终目的便是通过技术手段在肉身中消除疯狂，在尚未达到这一目的之前，管控被视为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既然无法将其彻底地放在安全距离（distance)之外，便只能永远处于不断的远离之中（distancing),“在这一距离之中将疯狂监禁起来（tokeepconfined)”。强大的科学管控力量似乎已经使人们达成一种理想共识“有一天，医学的进步将会使精神疾病消失，就像麻风病和肺结核一样”。然而福柯指出，如果作为临床医学和药理学控制与治疗对象的疯狂被取消，那么疯狂将最终得以与其纠缠已久的精神疾病相分离。“我们正在这一点上，在这一时间的褶皱（foldintime)之中，某种对疾病的技术控制隐藏了而不是指认出将疯狂的体验自身关闭的那一运动。”

然而，福柯这里所说的疯狂的消失，指的显然不是医学和病理学所期望的治愈。因为，在福柯看来，即使作为疾病的疯狂被消除了，疯狂中还有着永远无法消除的更为可怕的东西的在场“最可怕的东西，比疾病的永恒性更为可怕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与它所排除之物之间的关系，更为准确来说，我们自身的文化与其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一真理遥远且颠倒，并被文化揭示并遮蔽在疯狂之中”。在福柯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与理性具有无法分割关系的疯狂，正在与作为病态的疯狂相分离，成为人类存在中固有的无法被消除的一部分隐性存在和看不见的在场。在福柯看来，疯狂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疯狂本身，而在于它可能包含的人们最不愿去正视和承认的有关人自身的真理。因此，在根本上，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摆脱疯狂的威胁。

其次，福柯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辩证人（homodialecticus)的死亡。我认为，“辩证人”概念的提出是福柯在这一文本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在福柯看来，自古典时代以来对疯狂采取外在划分和排除逻辑的那个大写的理性，正是严格遵循着思辨异化逻辑的“辩证人”。在他看来：“那行将死亡、正在我们之中死去的东西（它的死亡也带走了我们当前的语言），正是‘辩证人’（homodialecticus) 开端、返回、时间本身的存在，失去自身真理又重新将其找回并照亮的动物，对自己来说再次熟悉起来的那个陌生人。那个人是流传已久的所有关于人尤其是异化人话语的统摄主体和被统治对象。幸运的是，他们的胡言乱语正在杀死他。”这个辩证人是尼采那个被我们杀死的上帝的替身，可是，我们再次杀死了他。

“辩证人”概念是由20世纪美国文理理论家肯内特•伯克（KennethBurke)在1950年的《动力的修辞》(ARhetoricofMotives)—书中提出的。伯克的“辩证人”强调的是超越人格的（superpersonal)个人，一个准备经历异化的个人。伯克认为，心理和社会的机构建制共同为个人提供了得以克服异化的辩证理性能力：“分类、抽象、比较与对照、合并与划分、派生等类似的资源，可以在人的社会或人格问题本质之上，在类的层次上(generically)塑造人的思维。②在这里，福柯借用“辩证人”这一概念，完全异质性地诠释了古典哲学中以理性类本质的各种变体——无论是大写的逻各斯（康德）、抽象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还是人类的感性主体及其类关系（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为出发点的历史解读模式，准确地概括了自康德以来，经由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的那条主体发展线索。辩证人。人的类主体的本真存在-异化-复归的历史逻辑。

福柯这里的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阿尔都塞在1963年的文章《哲学与人文科学》中提到的两个与此相对应的概念：经济人（homoeconomicus)与心理人（homopsychologicus)。阿尔都塞提出“经济人”和“心理人”两个概念，是为了在自己解读的马克思和拉康解读的弗洛伊德之间指认出某种并行的同构关系。在这里，我只是想简要地指出“经济人”代表了政治经济学中以人的需求和欲望为基础的主体主义（subjectivism),“心理人”代表了传统心理学中以尚不确定边界和内容的所谓人的心理为对象的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在阿尔都塞看来，他与拉康在各自的领域中同时进行了一项革命性（断裂性）的理论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共同反对了在人文科学和哲学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性地位的主体思想和意识哲学。在这一特殊的反主体立场上，阿尔都塞、拉康和福柯确实可以称得上“异端盟友（companionsinheresy)”。并且，福柯这里提出的“辩证人”概念，与阿尔都塞的“经济人”和拉康的“心理人”相比，在更为普遍的哲学意义上概括了这一以主体为轴心的批判性历史解读模型。福柯宣布“辩证人”即将随着疯狂那条可见的外在性界限的消失而死去，曾经的被假定出现的主体发展的“辩证”运动也将随着大写的理性与疯狂之间排除关系的消除而隐蔽起来。所谓辩证人，正是那种用理性建构起来的“正常人”，它的死亡，将预示着不正常的疯狂以更加隐秘的方式重新在场。

第三、四、五部分是福柯这篇文章最为精彩和关键的分析部分，其中直接现身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概念与分析形式，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建构对象“无意识”；没有直接现身的是科学认识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型、文学写作方式在历史维度上的重要突破，以及一个正准备从精神分析的医学临床实践领域进入到更为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的拉康。现身的是前台的演员，而未直接现身的东西正是他们所将要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本身就是一种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法。

在第三部分的开头，福柯便提出关于疯狂在场方式的更深刻主题：界限（limits)与界线（theline)。指认出界线所在，并寻求超越界限的可能性——这不只是贯穿福柯一生思考的主题，更是福柯在人生体验中不断挑战的边缘。通俗一些说，疯狂的在场恰恰是界限之外的存在。理性主体的正常界限之外是疯狂的主体，正常的异性恋界限之外是同性恋的看不见的在场。福柯说：“人并不开始于自由，而是开始于不可逾越的界限(limits)与界线（theline)。这不禁让人想到阿尔都塞在1960年的《论青年马克思》一文中说的那句话：“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开端。”如果说康德的古典认识论（或称知识论，theoryofknowledge)努力寻求的是可知界限内真理的必然性，那么，福柯和阿尔都塞连同与他们在同一条理性主义思路上进行思考的同时代思想家们，却是把知识和真理建立在越界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之上。

在福柯这里，界限即是禁忌。他区分出两个不同的界限划分领域：行为禁忌与语言禁忌。在两个禁忌领域之中，福柯特别关注语言禁忌问题。“禁忌在语言中的组织却仍然缺乏理解。这两个限制系统并非一个强加于另一个之上，仿佛一个只是另一个的语言版本；在语言层面上不应当出现的并不必然在行为秩序中被禁止。”在福柯此时的思想框架中，只有后者，语言中的禁忌及其方式，才构成认识论的话语对象，因此他说：“有一天，有必要在其完全的独立性中，研究语言中的禁忌领域。

福柯对语言禁忌的分析，使用的是语言结构主义的概念与形式。他“运用语言中当前被认可的划分”，区分出语言禁忌的四种形式，前三种形式分别是：语言本身的错误、语言行为的不合法和语言意义的不可接受。显然，前三种形式的语言禁忌依循的都是外在界限划分的原则，将疯狂分别规定为异于正常的语言形式、语言行为和语言意义。最为关键的是福柯区分出的第四种语言禁忌形式，它不再是一种外在性的划分，而是一种内在性的双重结构，代表了一种全新话语理论的最初生发点。在福柯看来，这第四种形式，与其说是语言的禁忌形式，不如说是语言的特殊存在形式，它的特殊性在于一种在某种“遮蔽机制”下才得以实现的双重结构。语言内部的双重层次、表层与隐性的双重规范、言说的被复制、大声言说背后的无声剩余、结构上的神秘性、被隐藏的意义、言说（speech)之下的语言（language)褶皱、内部挖空通向无限的褶皱——福柯使用的这一长串修辞与表述，作为特殊的语言符号都指向同一个能指：被压抑在黑暗之处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同样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诠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拉康在1953年那篇划时代的《罗马报告》相比，福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路径：去形式主义，没有能指、所指的符号分析，没有关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具体讨论，没有从语言学模型走向精神分析的全面移植和挪用。福柯认为，面对第四种处在黑暗中呈现的语言形式“这一语言中到底说了什么，到底传达了怎样的意思，并不那么重要。正是位于言说自身核心的这一模糊且关键的言说解放，向那个永远黑暗的区域不可控制的逃离，才是所有文化所无法直接接受的东西。这样的言说是越界的（transgressive),并不是在它的意义上，也不是在它的用词问题上，而是在它的‘游戏(play)’之中”。这越界性”或“僭越性”，正是突破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型僵化框架的重要范畴，它为结构主义无法解答的结构之间如何转换的历史问题找到了出路。这正是福柯后来确立的超越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不可见的话语理论。也是这里讨论的疯狂在著作中以不在场的方式的真正出场的缘起之处。

我们不难看到，福柯关于疯狂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最终与一个重要的名字重合在一起：弗洛伊德。他认为，疯狂的话语禁忌在前三种形式中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反而表现为那条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割线的不断深化。根本的质性转换“只有到了弗洛伊德才真正发生，当疯狂的体验最终转向上文提到的语言禁忌的最后一种形式”。显然，正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直接指向福柯描述中的不在场的疯狂，那一在大声言说之下构成复调语言的异质之点。疯狂作为决定语言存在的差异性，反对的不只是人本学和心理主义，还有建立在这一逻辑基础之上的、被福柯鄙视为“无性统一体”的人文科学。不仅如此，在福柯看来，弗洛伊德的真正贡献在于，让“延用了数世纪的本真语言”，即以理性名义大声言说的“不可理性化的大写逻各斯（unrea-sonableLogos)”变沉默强迫它的词语回到源头上去，一路回到自我指涉（auto-implication)的空白区域(blankregion)中去，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被述说（nothingissaid)”。话语不说，但让我们说。

这样，理性不得不回到的空白区域，疯狂在双重语言中言说着的异质之点，便是福柯这篇文章的核心主题，也是马丁在福柯话语中的特殊存在方式：著作的不在场（anabsenceofwork)。在作为语言和理性建构的著作中，“疯狂出现了，不是作为某一隐藏意义的诡计，而是作为意义令人惊诧的保留（reserve)”。保留，不是将意义事先藏匿好的“储备”，而是“一个包含又悬置意义的形象（afigurethatcontainsandsuspendsmeaning)”，一个“虚空（void),在其中所有被提出的只是尚未完成的可能性（still-unaccomplishedpossibility)”。语言便在疯狂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否定自身的复调结构：“自弗洛伊德以来，西方的疯狂成为一种非语言（anon-language),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双重语言（adoublelanguage)(—个只在言说fepeech]中存在的语言language],以及一个只说出自身语言language]的言说fepeech]) 即一个严格来说什么都没说的语言的矩阵（amatrixofthelanguage)。被言说的皱褶（afoldofthespoken)便是著作的不在场（anabsenceofwork)。”这正是马丁的在场，他以著作的不在场宣告自己不见的存在。

疯狂与著作之间的关系，在全新的理论建构中被进一步澄清：“疯狂既不证明也不讲述著作（或是可能通过才华或机遇成为著作的东西）的诞生（thebirthofanhuvre),它指明著作产生的空洞形式（theemptyform),也就是那个著作不停缺席（absent,不在场的）的地方，在那里，著作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它从来不曾在那里。在那个苍白的区域，在本质遮掩之下，著作（anhuvre)与疯狂（madness)之间的不相容性被揭示出来；那是一个盲点（blindspot),里面隐藏着各自的可能性（possibility)和相互之间的排除（mutualexclusion)。”著作的不在场，是疯狂在著作中的全新存在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中的疯狂与语言中的疯狂一样，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具有同样的存在与构成方式。这是文章第四部分的主题。福柯认为：“文学的存在，自从马拉美将其制造出来直至今天，获得了疯狂的经验在弗洛伊德以后所占有的区域。”当疯狂以不在场的身份进入著作时，它成为著作的一种客观内在的批判性。所谓批判性，便是语言和著作得以进一步建构自身的可能性，它是语言和著作的自反，指向内在否定的肯定性无限，也就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所说的那个内部包含了确定的无限性（definitiveinfinity)的认识论的圆圈。

福柯用他那富有个性的激情文字表述着理性人本逻辑的消亡，以及一种全新的尚无法命名的认识模式的诞生。这个有待命名的，与其说是福柯的个人的思考方向，不如说是法国同时代思想家的一项集体工作。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所看到的，在可见思想支援——法国19-20世纪先锋派文学（阿尔托和鲁舍尔）、尼采、结构主义语言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背后，隐藏着没有亲自现身的法国认识论（尤其是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及其有关正常与病态的历史讨论）和正准备迈入更为广泛的人文领域的拉康。如何借用科学史认识论提供的有效历史方法，将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心理学临床领域带入更为广泛的话语领域，发展出以话语为对象的普遍分析理论，正是福柯这时正在酝酿中的想法。这是他在《疯狂史》（1961)与《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之后思想上的一次重大推进。也是他在文章第五部分想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指出，从方法论上看，福柯这里的思考，代表的是现代性认识论正在经历的一场重要的范式转换：从认识论到不可见的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理论要打破的界限不只是以康德、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知识论，还有福柯和阿尔都塞都曾在其中获得自己最初理论构形的法国科学认识论。

应该说，这也是阿尔都塞带着他的学生们自20世纪60年代初便开始思考并探索的问题。在这条认识论的问题线索上，福柯与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主义在整个60年代都是基本上同步的，二者之间多有往来借鉴。我们甚至会发现，在1964年的这篇文本中，福柯稍稍抢先一步，走在了1965年写作《读〈资本论〉》的老师阿尔都塞的前面。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学生们在20世纪60年代后撑起了法国哲学界的半边天，那么，福柯以游走在边缘、不断挑战界限的特殊人生和思想方式，注定成为超越老师（不只阿尔都塞，还包括康吉莱姆）引领那个时代人文话语的思想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