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再研究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已经透视到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一是这个历史生成的复杂资本关系内嵌着“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它将决定着这一社会生活中全部经济关系和政治文化关系的基本性质；二是成为社会总体性的资本关系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它当然就是在社会有机系统中占统治地位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此，本文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研究的进展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思考的深化。
马克思在《大纲》中意识到，在他所面对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定在中，“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Grundlag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Grundvoraussetzung des Verhältnisses）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alle Widersprüche），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1]。当然，在这里，已经不是那个深嵌在经济学语境的商品、货币转换关系中的资本，而是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的资本概念。用马克思此时的表述，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后面，马克思指认，这个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2]。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关于他所面对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重要新认识。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Capital basirte Production）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naturwüchsiger Productionsweisen）。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3]
在马克思眼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也就是“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构序点。以后，马克思逐步抽象出“资本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像普照的光，克服任何阻碍它前进的障碍，消灭原始的生产方式和一切不能进入商业交换关系的社会定在，使所有社会定在都从属于自己。马克思说：“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universelle Aneignung）。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the great civilizing influence of capital）；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locale Entwicklungen）和对自然的崇拜（Naturidolatrie）。”[4]
这可能是马克思继《共产党宣言》之后，在《大纲》中对资本的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历史性评价了。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确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这个被他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本质就是资本的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走向自己第三个伟大发现——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历史阶段，与此相比，过去所有的旧式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发展都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资本的生产方式则开辟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这里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指的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旧有生产方式，在那里，人依附于自然（土地）且局限于封闭的有限地域，人不是占有自然，而是被自然所支配。只是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才真正打破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全面占有自然界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新世界。那么，什么是对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呢？我理解，这是马克思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的当代工业—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哲学存在论和认识论透视。马克思告诉我们：“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工业创造（Industrie schafft），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Surplusarbeit, werthschaffende Arbeit），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System der allgemeinen Exploitation der natürlichen und menschlichen Eigenschaften），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System der allgemeinen Nützlichkeit），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An-sich-Höheres），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Für-sichselbst-Berechtigtes）。”[5]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工业生产的本质是schafft（创造），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只是辅助动植物的自然生长不同，工业生产是直接塑形和构序自然物质新的存在方式和为人性的功用属性。另一方面，与旧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有限的生活需要不同，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性出现的资本生产的目的是无限制地创造为了用于交换的价值，所以在大量出现的剩余劳动中，资本也无形中“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这是一个普遍用在性的世界，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生活都成了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有用即是存在。这一点暗合海德格尔后来的上手性存在论哲学，也反衬那种没有进入人的有用体系的本有。凡是不能生产价值和进入交换关系的东西，都被宣判了死刑。在资本创造的交换关系之下，不再有过去时代中高贵的艺术、技艺的韵味和神圣的自为存在，事物的质和价值合理性都消失在金钱量的海洋之中，这是一个诗人必死的时代，一切存在都表现为致富的手段和工具。有如巴塔耶所指认的神圣事物在有用的世俗世界中的消失；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里常常会遇到“哲学有什么用”“诗歌能干什么”这样的质问。也由此，我们周围世界中的自然存在和社会联系的所有潜能和利用价值，就被彻底开发出来，出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亦即海德格尔所指认的全球世界化的开始。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展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和认知视域的世界性拓展，主体并非如同旧有哲学唯物主义那样在农耕文明中直观现成的外部世界，而是在全新的基于工业生产所构序的用在性自然世界图景和复杂经济关系赋型中，我们同样既是编剧又是观众，这会使认识论的对象和认知方式在一种新的历史性关系场境中发生根本的变化。
如果说旧式的农耕文明是选择和利用现成的自然存在属性为我所用，那么，在资本对财富的无止境地追逐中，“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neue nützliche Eigenschaften der Dinge）；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6]。整个自然界在资产阶级的工业创造中转换为普遍的用在性存在（“新的有用属性”），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话语，就是全部自然for us“涌现”为“新的使用价值”。由此，也彻底解构了全部旧式哲学认识论中主体—客体二元构架的合法性，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历史性的工业生产实践场境关系成为认知对象本身。这也是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从蒸汽机到电力系统的发明，从石油到核能的应用性转换，资本和商品交换促使科学对自然界中一切可以转化为有用性的新的可能，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探索和努力。正是资本的发财欲望，促进了人们“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对象（neue brauchbare Gegenstände）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7]。这一历史性的分析，也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本质性说明。
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的事物（Sache der Nützlichkeit）；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List），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Das Capital）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Naturvergötterung）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8]。
其实，这句“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的事物”，也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指认的整个自然被对象化。资本让整个自然界成为有用的东西，这是自然从黑格尔所说的自在状态转向对人有用的自为存在，所有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都不过是这种自然用在性（使用价值）的理性“狡计”（黑格尔语）。显然，马克思此时就意识到，自然科学的本质并非是对外部自在自然存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直观，而是建立在历史性的“使自然服从人的需要”的生产塑形和构序基础上历史性改造关系的认知结果。这里的List（狡猾），正是用在性中介关系隐匿起来的虚假对象性。这一历史性的透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变革中才成为理论自觉。当然，这种用在性并非资本的直接目的，它不过是商品可变卖性的现实基础。在过去，出现地方性民族自然崇拜的地方，资本都把它世俗化和透明化为明码标价的商业存在。于是，闭关自守的狭隘生存空间和观念偏见都被碾碎了，资本关系自身的不断革命，摧毁了一切防碍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边界，这也无形中创造了全新的社会联系和生存空间。在后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再次谈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9]这个“天然”，当然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盲目返熵的似自然性。
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也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重要观点。马克思说，资本在改变整个自然存在的过程中，“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aller Eigenschaften des gesellschaftlichen Menschen），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0]
资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开发整个自然存在的有用性，也是创造人的新需要的过程，虽然这并不是人格化的资本的直接目的，但是资本疯狂创造剩余劳动的客观结果，也是通过完整和全面的产品生产，促使人享受这些新需要的能力不断生长出来，这也创造出高度文明和具有丰满属性的人及其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前提。之所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前提，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获得这些新能力且享受“高度文明”的只是少数资产阶级权贵，而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被排除在外的。
对此，马克思具体分析说，“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Surplusarbeit）”，因为，这种超出了人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正是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前提。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前瞻。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Nothwendige）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allgemeines Bedürfniß），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strenge Disciplin des Capitals），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事物（Sachen）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终结（aufgehört）了”[11]。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使命的一段长期为我们忽略的表述。他试图表达的观点是：
相对于传统自然经济中的单一方式和散漫状态，工业生产中呈现出来的“普遍的勤劳”和“严格的纪律”，也会成为人们新的社会定在赋型样态。福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此的判断，与马克思这里的正面肯定质性显然是相反的。
资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成了“整个社会只需要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而当自动化机器那样的事物可以从事繁重的劳动时，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于是，资本就会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还具体分析说，资本疯狂追逐财富的过程，也在客观上创造了社会生活生成丰富的个性的可能性。这是说，资本并不会自觉地创造每一个人的丰满人性，但它在自己无限增殖的进程中，无形中赋型了这种可能性。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reichen Individualität）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allseitig），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Thätigkeit selbst）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Naturnothwendigkeiｔ）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发展的限制（Schranke）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2]
显然，这并不是资本自觉的目的，而是资本在无止境逐利过程中的客观历史结果。马克思发现，正是在资本发疯般地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它迫使劳动不断地超出自己需要的界限，塑形出“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个性，这无形中却创造了使人能够获得丰富的个性和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这时，劳动就有可能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有个性的活动的充分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的自然必然性将被彻底扬弃，从而迎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瓦解为前提的。
当然，马克思不会仅仅感叹于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面对以资本为基础的这种“间接强制的雇佣劳动（vermittelte Zwangsarbeit, Lohnarbeit）”[13]I制度，马克思在此像《共产党宣言》一样，既充分肯定了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也展望了它未来走向终结的命运。也正是资本创造的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和对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中，资本自身也在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社会本身的进步，“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größrem collapse）。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Schranke der Production），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14]。
这是说，在资本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资本的生产方式，以它狭隘的私人占有制成为“生产的界限”，今天，资本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桎梏。在这种资本的生产方式内部，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现实的现代危机（modernen Crisen），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Grundlage der Gesellschaft und Production selbst）本身”[15]。资本的生产方式的丧钟已经在敲响。
马克思说，面对资本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naturgemässe，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16]。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饰。而在实际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恰恰是历史生成的。这当然是历史认识论的观点。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当资本——不是某种特定的资本，而是资本一般——刚一开始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它之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和这一生产方式瓦解的产物。因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属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过程”[17]。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雇佣劳动还是重新投入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价值，都有一个历史生成过程，都需要存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条件“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Geschichte seiner Bildung），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它统治的生产方式（ihm beherrschten Productionsweise）的实际体系”[18]。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受资本关系“统治的生产方式”。统治性的生产方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居支配性地位的生产关系，即作为照耀整个存在的“普照的光”的社会总体性。这也就是说，在资本成为统治性的生产方式之前，会存在一系列属于资本生成史的历史前提，这些“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Capital als Voraussetzung）的生产方式（Productionsweise）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historische Vorstufen），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19]。
这里关于“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演进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有关地质学研究和摘录的结果。在《伦敦笔记》的第13-14笔记本中，马克思曾经分别摘录过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20]和《农业化学和地质学问答》[21]两本书。其中，地球的演变史是马克思摘录中涉及的内容。马克思的意思是，就像今天有生命存在的地球有它自己的生成历史一样，资本关系并非永恒的自然关系，它恰恰是从“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中历史性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马克思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第二次讨论作为资本的生产方式历史前提的不同史前社会形式，与《大纲》第一笔记本中的三大社会形式的讨论形成一种逻辑构式上的对照。三大社会形式的构式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而此处关于史前社会形式的分析则聚焦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具体关系，这是两种完全异质的历史分析构式。其实，真的不必将其中的任何一种绝对化或抽象地上升为普适性的历史分期构式。马克思在这里想做的事情，是将“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场境（historische Gestalt）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historische Weisen der Production）之点”[22]通过追溯这些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具体关系，“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erste Gleichungen），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23]。这里，马克思的思想构境有两个不同的层级：
二是这里出现了一种与前述“人体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隐喻构序刚好相反的意向，资产阶级经济中生成的复杂场境关系是我们理解过去生产方式的钥匙；
而对过去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则会提供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今天的资产阶级经济场境的原始数据和理论方程式。
弄清这些曾经客观发生的社会定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原始数据和基本生成“方程式”，是我们后来判定原初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场境中发生事物化颠倒和异化的直接依据，它们将代替人本学中作为价值悬设出现的本真性“应该”。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对自己已经确立的历史曾在问题的精细化说明。
马克思认为，我们可以历史性地考察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Capital ruhenden Productionsweise）”中，已经出现的“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这里，“变成资本的价值”与“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正是马克思上述那个historische Gestalt（历史场境）的表现，在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原料、机器和厂房等“物”的地方，马克思透视出价值关系变形后的资本关系统治场境，以及作为资本家用金钱购回的非物性的“活劳动”。前者，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是资本场境关系的人格化；后者，即雇佣劳动人格化的工人及其活劳动。实际上，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这种特殊的颠倒和变形，马克思手中原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历史认识论构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他必须重新铸造一种全新的思想理论武器，这就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其中，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复建劳动异化构式。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这种“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todte Arbeit）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belebender Seele），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24]
这是说，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本质上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关系的实质却是活劳动给予死劳动活灵魂，即不断增值的生命力，而造成了自己的不断贫困。马克思后来说，“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25]。这里的vergegenständlichte（对象化），是马克思在前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使用的概念，在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这一概念重新起到了关键性的逻辑赋型作用。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的雇佣劳动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不得不依存于资本，只有在作为资本关系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条件时，工人的活劳动才能对象化地实现出来，可是，“活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Flamme），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异己的独立的存在（fremde, selbstständige Existenzen）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26]
这是说，工人的活劳动表现出来所必需的劳动对象和工具，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资本家的财富（“价值”）与工人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工人过去的劳动结果，现在成为异己性的独立存在与活劳动相对立。更可悲的是，“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27]。因为，工人为了自己的生活资料，已经把自己“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的使用权卖给了资本家，所以当活劳动在进入生产过程且实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以“异己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属于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显然，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十分清晰的劳动过程，作为塑形对象的劳动“火焰”与劳动条件的关系，由于资本关系的社会总体性支配，开始变得复杂和难以辨认起来，这当然需要方法论上的突破。
马克思追问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盘剥关系是如何历史生成的？这就必须折返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时的历史情境中去。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28]。这里的“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货币变成资本”和劳动“变成雇佣劳动”，都是经济学中的复杂经济关系转换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即“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具体说，就是“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 Mächte）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29]。这又是十分哲学化的话语。这实际上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透视资本关系的分析，雇佣劳动生产资本这个对立物，一是要生产让活劳动实现出来的对象性条件，二是要生产出新的价值和统治自己的资本关系。马克思说，这种奇怪的自反性的雇佣劳动的出现，是必须有特定的历史条件的。
进入生产过程的雇佣劳动历史性生成的前提，必须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subjektiver Existenz）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getrennt），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völligen Abstraktion）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30]。这是说，雇佣劳动的前提，是工人作为劳动能力的拥有者，他是丧失了一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来源的人。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定义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方面。此处的“单纯主体的存在”是反讽构境中的比喻，它意味着劳动者丧失自己的生活资料来源，同时也丧失所有可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处于一个没有了资本盘剥就活不下去的völligen Abstraktion（完全抽象）的“主体”可悲境地。
在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关系发生的前提中，“必须是使用价值存在（Gebrauchswerthen sein）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gegenständlichen Bedingungen），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1]。这是说，虽然资本作为死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进入生产过程时，这种变成“使用价值存在”的对象物的足够积累，却是劳动能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得以发生的客观前提。
资本与雇佣劳动，“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freies Austauschverhältniß）——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Herrschaftsund Knechtschaftsverhältniß）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中介（Austauschvermittelt）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且，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unmittelbar der fremden Arbeit bemächtigen），而是必须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32]。这当然是资产阶级从封建专制统治下通过政治解放得来的结果，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在形式上已经是完全自由的平等交换，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不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直接的奴役和直接掠夺，而是合法地通过交换为中介隐匿地无偿占有剩余劳动。
资本生产的目的，“以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形式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的那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Werthsetzung, Selbstverwerthung），创造货币（Geldschaffen）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33]。说白了，资本家生产的目的不是像过去的奴隶主和地主那样为了自己的吃喝，而是为了赚钱，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
我以为，马克思这段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发生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历史分析，是《大纲》中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本质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马克思说，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中，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历史发生有两个前提。
为了说明这一历史前提的形成，马克思还专门讨论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形成之前土地所有制的几种主要形式。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以上这些土地所有制中，共同的方面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马克思认为，“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Grundeigenthum und Agricultur）构成经济构序（Ökonomischen Ordnung）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Ökonomischer Zweck）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48]。这有三个方面：一是这些社会形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构序的生产基础是土地不动产和农业生产，这是社会生活定在的根本属性；二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目的是获取直接的有用物品，而不是用于交换或换钱；三是人们在公社式的共同体中，以一定的血缘和宗法关系场境的方式把个人生活再生产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在所有这些社会形式中，人们“对劳动的自然条件（natürlichen Bedingung）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Arbeit vorausgesezt）。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unorganischen Natur）。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49]。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分析，因为它涉及马克思此处试图重点证明的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关系。这是说，此时作为“活的个人”的劳动者与物性劳动条件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条件（土地）的关系，土地同时是劳动对象、工具和天然实验场所，这些作为劳动前提的条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先在的自然，大地，成为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不是人的劳动产物的自然（“大地”）与处于辅助生产地位的劳动主体处于相互对立的外部关系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那个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的历史事件尚未发生，这种历史状况正是主体与客体二元认知构架的现实社会基础，这说明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认识论革命”之前主—客二元认知构架的历史合法性。马克思分析说，在这些所有制中，人对劳动条件的关系，即人对自然土地的占有，不是以独立的个人直接占有的方式，而是要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即“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50]。其实，这种表述还是抽象的，因为具体到这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中，则会深化出一个奴隶（劳动者）与自然条件的具体关系。后来马克思补充说，“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50]。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说明。
在所有这些土地所有制中，当然已经出现了财富的生产，可是，这里以实物的形式（“自然财富”）出现的财富的生产直接与使用相关，而不是表现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马克思分析道，“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Zweck der Herrschaft），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场境（dinglicher Gestalt）出现，不管它是事物（Sache）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事物为中介的关系（Verhältniß vermittelst der Sache）也好”[52]。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个重要的Gestalt（场境）概念，“物的场境”不是指简单的自然物，而是指已经处于人的生存关系场境中的“有用物”，有如改良过的植物——“粮食”和不再是简单石块和木料的“房屋”。特殊的关系场境存在是这些“自然物”转换为for us的Sache（事物）。这是一个复杂的话语实践场。当然，马克思告诉我们，直接掠夺和占有的财富，总是在地主和统治者手中，但是，此时生产财富的目的是“私人享受”，它还是以具象的“事物”用在性——使用价值直接表现出来。在后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使用价值。当事人不是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交换价值作为货币和作为商品的独立形式并不决定过程本身。奴隶（不是农奴）可以作为商品购买。但是对他的剥削不是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形式进行的。造成奴隶制、农奴制的各种关系，是不以生产本身——就生产以交换价值为目的而言——为转移的。奴隶主或封建主占有的是单纯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剩余劳动”[53]。这是说，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的财富生产目的还是人们直接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并且，统治者对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通过买卖关系，而是直接的掠夺。所以马克思说，“与资本的场合不同，在这里，对这种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中介，而是以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统治为基础”[54]。马克思有些感叹地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也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Zweck der Production），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Zweck des Menschen），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55]。
这是马克思很有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说，与现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同，在古代社会，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人”都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以生产财富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古代人的观念显得“崇高得多”。当然，具体地说，这个“人”是统治者，并不包括“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和农奴。
就财富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这一点，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这种充分发展起来的财富，“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bornirtebürgerliche Form），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Universalität）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Entwicklung aller menschlichen Kräfte）成为目的本身。难道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总体性（Totalität）吗？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absoluten Bewegung des Werdens）之中吗”[56]？
相对于古代社会中人是生产目的这一点，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如果除掉资产阶级狭隘的资本生产关系，今天的无限丰富起来的财富背后，则已经是个人的需要、才能和创造天赋的充分发挥了，它完全有可能进入一个否定了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在那里，人的全面发展重新成为历史本身的目的，人将再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并“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然而，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völlige Entleerung）；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totale Entfremdung）”[57]。是的，除了“普遍的对象化”，马克思这里还特别使用了totale Entfremdung（全面的异化或总体的异化）的表述。有趣的是，后来哈维使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的表述，而列菲伏尔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总体人的异化”的表述。可是，马克思为什么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重新使用totale Entfremdung，则是我们下面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了。
也是在这里，我们突然看到了马克思那个“市民社会”的概念变形，这一次，他直接用经济基础来重新命名这一重要范畴。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Oekonomie）和运动的经济基础（Ökonomische Grundlage）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Ökonomische Verhältnisse）”[58]。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经济基础这一概念。他重申了这样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生产是人们生活的一般基础；而在上述特定的土地所有制中，人们从事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则建立起一个社会结构的直接基础，显然，经济基础的概念属于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即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最后，马克思再一次回到自己想要认证的主题上来，即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是历史发生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具体说，也就是上述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后来，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展开说明过这一解体的内容：一方面，这种解体是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所有“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而另一方面，“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生产资料是直接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而存在的，不管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主要以使用价值（农业劳动）为目的，或者以交换价值（城市劳动）为目的。最后，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形式（Form des Gemeinwesens）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劳动者作为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器官（Organ dieses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s），同时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政治上，首先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解体，其次是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本身的解体，其中，最核心的是作为“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器官”的劳动者手中从事劳动的“生产资料”，彻底地从劳动者那里分离出去。马克思说，“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59]。
这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这就是说，“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60]。这是前述几个土地所有制的共同前提，即劳动者把土地看作是生产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无机身体”，现在，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对象彻底地分离了，同时，这种解体也包括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分离，即“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
马克思说，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61]。可是，在今天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所以，资本要找到的雇佣劳动，必须“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粹主体的劳动能力（rein subjektives Arbeitsvermögen），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对立”[62]。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一定是一无所有的工人，“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63]。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场境中，自由工人“作为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事物定在形式（sachlichen Daseinsform）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frei von allem Eigenthum)；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64]
这是在反讽构境中的双重自由：一是从专制强暴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这种自由解放同时也是丧失所有“客观的事物定在形式”上生产资料的过程；二是这种自由的本质却是新的经济强制，如果想要有“活路”，就只能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变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形成（Urbildung）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Auflösung der alten Productionsweise）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65]。马克思第一次说，资本的生产方式（Productionsweise des Capitals）[66]正是在旧的社会形式中孕育和成熟起来的，“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67]。这个“资本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发生在旧社会的生产方式内部，与旧有的生产关系并存，并通过新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到处破坏和渗透整个社会生活，以逐步地确立自己的支配性地位。马克思在《大纲》第6笔记本第10页再次使用了这个Productionsweise des Capitals。[68]“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Hinausgehn über den Ausgangspunkt）。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Uebergangspunkt）。”[69]
这里，马克思再一次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言，相对于依存于土地和农耕文明的旧有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是其内部“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必须不停息地变革自己的生产关系，资本生存的内在动力中，“唯一的前提”是Hinausgehn über den Ausgangspunkt（超越出发点）。这是历史辩证法的最彻底的表现。历史地看，历史辩证法中那个“不崇拜任何东西”（恩格斯语）的革命本质，只是在这里才最终成为现实。然而，在资本的异化关系中，“超越出发点”会畸变为永不停息的剩余价值追逐和流行时尚中的“永新”。可是，也正是这种内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使资本的生产方式走向自身的解体，成为被新的生产方式替代的Uebergangspunkt（过渡点）。
在《大纲》第5笔记本的第30页，马克思终于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生产（k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70]，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认识的最重要的一步，也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反复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后抽象出来的重要的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显然，这里的kapitalistischen一词，已经不再是指向人格化的资本家，而是前述那个“资本关系”的场境统治，我以为，区别于传统的以财产多少为外部标尺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或有产者社会），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理论构序是在这里初步呈现的。
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的手稿写作中完成这一科学抽象的。马克思先是集中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自由竞争的历史意义。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美化商品—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荒谬的看法”，即“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freien Individuen）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定在形式（absolute Daseinsform）”[71]，马克思说，相对于宗法式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个人利益之间的自由竞争的确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可是，“自由竞争（freie Concurrenz）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Productionsverhältnisse und-weisen）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Productivkräfte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regelnde Prinzip der Production）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Bewegung, Entwicklung, Verwirklichung）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72]。
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市场交换中真正获得自由的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而是从对象化劳动关系异化和颠倒为社会主体的资本。资本通过自由竞争消灭的界限是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阻碍资本“运动、发展和实现”的历史性界限。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概括说，“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Capitals als Capitals）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innern Gesetzedes Capitals）——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历史准备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das Capital gegründete Production）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das Capital gegründeten Productionsweise）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73]。
商品—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主要是资本与资本之间逐利的竞争，它在无序的盲目角逐中自发生成的“看不见的手”，表征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运动规律。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这里突然大量使用了一批明显带有概括性的表述，比如“资本作为资本”，这是指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资本的内在规律”，这是指开始于旧的生产方式内部作为经济倾向，之后逐步生成为资本运动、发展和实现自身的内在法则；然后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了。显然，马克思在逐步接近自己的科学抽象。在他看来，“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n Productivkraft）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Natur des Capitals），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Begriff des Capitals）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74]。
其实，马克思内心中，这个Begriff des Capitals（资本的概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再一次强调，自由竞争场境中获得自由空间的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个人，而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无序的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路径。“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75]这个正在强大起来、已经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的新生产和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所以，他不久就直接使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kapitalistischen Production）这样的重要概念。[76]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点使生产方式从属于自己（unterwerfen），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Herrschaft des Capitals）。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所有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77]
现在，成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两个方面征服世界：一是在一个民族的内部，将所有的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让一切社会生活从属于资本关系；二是在国际上，以“自由贸易”的幌子强行传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实际上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把全世界变成资本谋利的巨大市场，从而开创资本的世界历史。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认说，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贸易”（Freetrade)，“不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freie, ungezügelte Entwicklung），而毫不顾及生产当事人，毫不顾及外在于资本发展的规律和条件的各种考虑，不管这些考虑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78]。只要能公开地、自由地掠夺财富，资本是不会顾及其他民族人民的死活的。资本的世界历史，是通过自由贸易扫荡全球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会遇到自己的最后界限。他说：“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脱掉，而这种脱皮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79]
这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是在否定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在本质上还是“最后一种奴隶制度”。这种以经济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走向自己的消亡。当然，在《大纲》中，马克思还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一科学认识，是在1859年的《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等重要思想实验中最终形成的。（原文刊于《中州学刊》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