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最后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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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耶·德·利勒-亚当告诫我们：在扮演幽灵的时候很有可能与其合为一体。同样，情境主义在隐藏自己方面可能过于成功——肯定比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的第二次宣言》做得更好。由于当时在诗歌与革命之间缺乏一种衔接，情境主义的前景并不明朗。

诗歌服务于革命或是革命服务于诗歌？怎样的诗歌？怎样的革命？这是情境主义国际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未被背弃过。这个问题无需回答，它会自己解决。事实上，并没有情境主义艺术。情景主义者试图恢复交往和社团。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因此他们宁愿消失。他们选择置身于社会之外，而不接受妥协和背叛。

经常有类似后情境主义国际和后《景观社会》德波的批评，归结到毫无价值的细枝末节或是简单的风格特色（无足轻重的一种形式）。虽然关于神秘的“理论家”德波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终身对形式和交往的关切后，这种批评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当然，德波在其最后几本书中已经不再革命，但是绝不能为此而指责他，因为这种观点的消失并非他的过错。

然而，他对真实交往的渴望导致对虚假交往表象的批评始终存在，尽管有时其形式与情境主义年代的看法相左。他不再提出颠覆社会的做法并不表示他与社会和解或变得更加宽容。譬如，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中，并没有忘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编写的情境主义字典地图。他仍然是词典编纂者，仍然坚持使用景观词汇来反对景观，揭示景观词汇在谎言，隐瞒和曲解方面发挥的作用，谴责景观词汇的可耻工作。然而，他最后的这些文本中唯一缺少的呼吁重新创造一种交往的整体形式。那段有可能使部落拥有清除掉谎言的语言的时光已经走远，如同“摧毁性”的情境主义文化革命，对旧时代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将完全消失。

德波在后来的作品中曾坚持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拒绝交往。他认为交往只能更糟，因为景观有足够的手段绝对地强加它的真理，并把其他一切包括科学真理在内推到一边。它拥有手段，是因为它摧毁了社团，并且严格来讲，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真正进行对话和辩论：

当真理超越伦贝格和克拉科夫之上会有怎样的对话？它的相反面，幽灵，话语的虚假表象，避免--切挪用、异轨和接受报酬的乌合的交往专家的绝对片面的“交往”。同时，异轨的概念随着革命或交往观点的消失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丧失了作为交往的革命技巧的作用，现在则被当做-种回忆，一段历史，甚至是一种被保护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有因景观进步而被吞没或破坏的危险。当景观主义者非常活跃的时期，对过去和整个文化的革除是革命性的。而现在是权力要革除历史和过去：“任何绝对权力对历史的压制程度都取决于其谋取利益或承担责任的迫切程度，尤其取决于其达到目的的实际能力”，②德波在《景观社会评论》这段话的几页后写道：“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

权力试图删除历史，试图通过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终结各种形式之下的真理，最终删除掉的不仅是历史，还有一切真正重要的文化，具体来讲，包括阅读的文化，甚至讲话的文化，交谈的艺术，德波自封为最后一个懂得交谈艺术的人：“因此，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全身心在投入到有关计算机科学全面知识的学习中，这没什么好让人吃惊的话。但是，他们却一直不会阅读，因为阅读要求对每一行文字都作出判断，而阅读是可以接近前景观人类体验之财富的唯一通道。对话几乎消亡了，那些知道如何言说的人也会很快地消失。”③

据说，在这个不断被洗脑并且是普遍做法的世界上，用克洛德·拉邦的话来形容，德波是“最后的卫士”。④从真正的对话出发，保护作为媒介的语言，从更广义上说，拯救被景观所破坏的文化，这成为德波的责任。⑤

异轨不过是一个符号或是一个消失文化的残迹，只有德波对此深谙于心，因为他是生活在其中的典范（他的冒险生涯已经深入其中），因此他负有见证的责任。异轨变成了引语，放在引号中以便更好地辨认。在《颂词》中，德波以他惯有的高傲做出以下解释：

德波变成一个无知和蒙昧主义文化的卫士，一个“风格”卫士，语言的正式格式使它得以存在。他在《颂词》中描绘的那些采用口语词汇风格的人，都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些人的读者亦是如此。对德波来说，善于写作和讲话是一种自然区别，因为他的生活与那些只说景观语言的同时代的人不同。“风格”即人，甚至是德波决定忽视的人：

德波的作品是永恒的，超越了全球化下标准法语的死亡和英语的强势，计算机技术，这些或多或少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德波是一个死亡或几近死亡的语言的卫士，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对这种语言越来越忽视甚至充满仇恨，也因此成了敌人的语言，所以德波打算保留这种语言。这显然是他对此显示出极大兴趣的原因。古典法语在景观社会中几乎成了一种秘密语言，如同俚语、吉卜赛语、或维永及其同伴的语言一样的不再为社会所通晓的语言，这也是德波在《颂词》中故意复制的样本。②

由于没有情境主义部落，也没有群众支持，只能靠德波诉诸他已自然融入的古典风格。风格可以克服几近死亡的语言的瑕疵，见证语言和文化的破坏。德波作品的文学地位与其整体风格是不可分割的。真实交往的情境主义乌托邦已经远去，现在则在于写作的独特性，以对社团的致哀方式，如诗歌于马拉美即是不可能完美的语言的暂时替代品（以及不可能的社团）。

德波的风格是得以延续的文学手段中的一种交往策略，或是回到他的诗歌起源——先锋派，包括情境主义在内，永远不会被全然抛弃。

这是否意味着德波最终（重新）成为他一直以来的或是想要成为的作家，甚至应该被视作--位伟大的作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清楚伟大的作家应该是怎样的。但至少可以说的是，对这个问题上始终有不同意见，直到《七星丛书》重新出版了德波的作品之后仍然如此。舆论继续对他褒贬不一，但是这完全不会令他感到不高兴。菲利普·索莱尔斯赞扬他的“伟大艺术”。

有人与此恰恰相反，认为他的复活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具体来说就是索莱尔斯和那些坚持德波属于政治而不属于文学的人。有人认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任何作品，也从来没有犯过布朗肖所说的写作“重大不当行为”。①

我希望自己已经表明，这种辩论是没有任何实质意图的。即使在他最激进的年代，在艺术问题似乎被完全遗弃的年代，情境主义的“全部”交往计划，继续保持着对诗歌的渴望，它即便不是整个历史上最古老的，至少也是先锋派中历史最悠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德波未必是一个作家，但是他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却不可否认的始终存在。诗歌与政治，他从来没有做出选择。然而，他选择将二者相结合，从不为了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坚持探寻连接二者之间的通道，终极的先锋派的《西北通道》。无论是情境主义时期还是字母主义时期都是如此。同样，在德波生命的最后几年的作品也是如此。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