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福柯

关键词：福柯 ；《回到福柯》 构境；疯狂史； 正常与不正常 ；生命政治；

在显性语境中，福柯与福柯之思对我的研究来说并不是新人、新观念。十多年以前，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自承：福柯那种断裂式的思想史解读模式对我的学术构境方法论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是非连续性地观察马克思的思想史，还是某种跨界思考和对传统思想史“正常”结论的大胆僭越之举，多少都可以从福柯这里看到异质性思想构境的因果原型。当然，彼时的我尚无法精细区分福柯历史研判中历时性发生的认知考古学与谱系研究，更没能真正融入到福柯真实思想构境中的各种奇异的话语裂变和学术构序的转换之中去。最近，因为研究后马克思思潮中的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我“被迫”再一次重读福柯。这轮重读原本只是为了深入理解被阿甘本作为哲学方法论前提的“考古学”“谱系学”“范式”和“部署”等一类概念的构境背景，了解阿甘本、朗西埃、巴迪欧和齐泽克等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一直在热议的“生命政治”话语在福柯那里缘起的奇异性语境。可是，这一读就又无法挽回地陷了进去。

 在福柯去世后的三十年间，福柯研究在国际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原本，我的想法只是看一看，有着明确的功利性目的：大概晓得福柯对阿甘本和朗西埃等人的思想影响后，坚决撤出阵地（我还在想着没有完成的广松涉、海德格尔的写作和插空开始的朗西埃、阿甘本、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著作的阅读）。不曾想，当我细细地将福柯的主要文献精读了一遍之后，我却在自己突现的全新解读构境里被吓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对学生说过的最错误的一句话就是：福柯在原创性哲学学理上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回想起来，自己对福柯得出那么武断的错误判断，盖因十年前在浏览的一些福柯文本中，建构了一种福柯哲学并不深奥的感性伪境，以为他的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先锋的敏锐和深刻的机智，但在一浪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激进话语中，他同样也只是一个深刻的“破坏者”罢了。

然而，就在这次重读中我才发现，在中文编译重构的文本世界里读到的福柯，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一种在语言翻译构序的转换中无意识地被严重遮蔽的他性表象；并且，在此之前我也从未意识到，福柯与马克思竟然有着如此之深的内在关联，前者的晚期思想情境竟然就是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政治哲学塑形的全新起点；更重要的是，福柯的思想构境层竟然会建构一种打破可见生存常识和现成全部人类文化教化构架的异托邦飞地。我认真地反思和自省到：福柯之思固然或许真的缺乏思辨哲学那种专业性的深邃；也固然，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病兆在青年福柯的早期思想中俯拾皆是；福柯的史学构序固然大体都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甚至是法国中心论）的——但这些都无碍于我坦承，原先的我确实曾经极大地误读了福柯；福柯值得我们重新校译、重新审读、重新复构其非常性的隐性思境。

我想，误读福柯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拉康说，真理总是在误读的伪构式中到达的。早在 1970 年，福柯的亲密战友德勒兹亦曾例举，活着的福柯在其时就被视作“技术或结构化的技术官僚的新代理”“希特勒的走狗”。前者指控他是结构主义的同谋，后者则是因为他竟然宣称了“人的死亡”。还有人戏称福柯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故作玄虚地讲一番并没有实质内容的怪话。我以为，倒是瞧出了晚期福柯思想变化一些门道来的巴里巴尔的判断有些意思，他说：福柯的话语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当作“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然而，他的断言却缺少精细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援背景。

首先，对我们这些正常人来讲，读不懂福柯其实是一种存在论上的构境宿命，因为我们的生存本就没有处在一个被判定为不正常的“同志”情境中。正因为深深处于与所谓的正常人不同的基本生存塑形和情境之中，福柯才会从个人的异样本欲中，建构出我们无法触及的那部分真实生活存在场域和异质性思境。他说过，“我写的书，每一本都是（至少部分地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这是福柯从来不公开言说的一个很痛的构序--构境起点。故而，我们这些从来不曾真正身处黑暗之隐在里的人，看不到或者是误读福柯所看见的他性有序世界倒真是十分正常的。布尔迪厄说，福柯的“智力筹划构成”（constitution de son projet intellectuel）中，除去出身布尔乔亚（bourgeoisie）家庭和哲学家身份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异质点就是同性恋（homosexuel）。这是对的。其实，这仅仅是福柯“不正常”生存场景的一个塑形存在的外部支点，按福柯的好友德勒兹的说法，福柯之所以会“感到生活在社会边缘”，还因为他同时是“癫狂浪漫主义、违法浪漫主义、反常浪漫主义、麻醉品浪漫主义”！疯狂、违禁、不正常和毒品，这都不是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的生存构序点，可它们却是福柯存在的生活塑形和构境的隐秘支撑点，以至于这位本身就很疯狂的德勒兹也感叹，福柯“诸如此类的浪漫主义使我越来越不能容忍”。反“自然”的性生活，做常人不敢做的跨越边界的事情，与福柯自己喜欢的尼采的出世不同，他就是在现实正常存在中的入世反存在，这恰恰是福柯之思的僭越塑形和奇思突现的现实基础。所以，福柯之思是我们不能用正常逻各斯构序重新“再疆域化”（德勒兹语）的。

其次，福柯思想构境具有独特的跨界性质。作为一个哲学家，福柯从来不在哲学传统划定的边界内规范地活动。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思辨构境层都找不到福柯所悄悄发动的学术革命之入境激活点。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和方法，丝毫没有引起福柯的热情，反倒是在形而之下的狭窄的专业科学中的种种具象的对象，如性、犯罪、绘画、认知、权力等成了福柯思想构境舞台上的主角。难怪有人评论说，“福柯无视法定的对象等级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神圣界限，他不断地致力于扩大哲学的传统定义，让原样的世界进入哲学，并由此让无声望的或被排斥的各种各样的对象如疯狂、监禁（enfermement）、权力等进入哲学，这些对象每次都通过地点和时间明确的具体案例以及详尽的档案（dossiers circonstanciés）得到把握”。正因如此，在各种刚性的学科边界中游刃地穿越而显得“不正常”的哲学家福柯，一生不断游弋在精神病学、医学、历史学、哲学、美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之间，他从来不是狭义学术语境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可又确实在所有他进入的学术思想空间里，都发现了人们在“正常”栅栏式思考中无法企及的隐性构境盲区。所以，对于长期囚禁在专业学术圈层中的学者而言，无法进入福柯的他性思想构序倒也是正常的。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同塞多：“被分类为一个地点和资格的囚徒，坐当局的牢房，引诱忠诚的人正式进入知识和地位等级领域里被分类的一个学科之内，最后获得‘稳定’的地位——对福柯来说，这是死亡的象征。”事实是，死在专业囚牢中的我们，看不见率真活着的福柯。

 再次，福柯思想构境的原创性。纵观福柯一生的思想历程，我们会发现，从现象学和其他科学方法中生成的“塑形”“构式”“构序”“考古”“谱系”等方法被他逐一重构为一个个全新的方法格式塔场景；再就是，虽然福柯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利用德语的复杂性生造出一批怪异的概念和词组，但他也根据具体的不同思想构境域创造了诸如“认识型”“话语实践”“话语事件场”“规训权力”“微观权力关系”“权力力量线”“治理”和“生命政治”等一些原创性的新范畴场。这足以呈现福柯作为原创性思想大师的独特风范。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全新话语塑形档案却在汉译转换中丢失了。不同语言系统中翻译转换与重新构境中的空无本体之咒语，让新呈现的汉语外衣下的福柯成为一个没有出场的隐身人。

最后，福柯思想构境的非连续性。福柯将反对起源论、连续性、目的论的总体历史观视为自己面对思想史的颠覆性构境的否定性前提，并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地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他声称，自己的所有论著均“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同一性塑形和构序规则。以至于，自己的思想构境叠现是“工具箱”，甚至坦承每一个建构性的历史文本都是扔向自己原来构境的手榴弹。因而，福柯“会随时根据后来的环境和预设重新解释其早期的研究，而且他还十分乐意重构和重新定位他的分析视角”，他十分善于也惯于发现自己已有学术构序的错误边界，善于从根本上更新自己的观念构架，善于将自己的每一个思想构境都视为下一次解构和革命的异轨准备。依德勒兹的说法，“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crise et secousses）中得到发展”。由此，当你依惯性将福柯视为一个同质性的不变体去阅读时，与他擦肩而过自是必然。

在这样一种不断叠现和重构的动态思境中，一切传统线性和同质性的解读模式都会从开始遭遇福柯文本和更深的隐性话语塑形中迷失方向。倒真不是因为福柯的“过时”而故意去“忘掉”，而是在缘起处发生的海德格尔构境中的存在论遗忘（oubli）！因为，人们手中只有死去文本中词语的存在者。在福柯那里，没有被重新激活的档案即是死物。故而，必须回到福柯！

1926-1984年，福柯的生命之旅只走了58年；1961-1984年，他在学术史上从真正登场到退场，实际上也只持续了短短的20余年。面对这短暂而异常丰富的20余年，我从大的构境断面将1970 年福柯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作为一个思想分水岭，此前是青年福柯的话语哲学探索之路，此后则是他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生命政治哲学。前期，青年福柯的思想努力是以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式批判性地揭示支配布尔乔亚世界的话语认识型的多重断裂谱系；后期，他则通过认知（权力）的话语实践批判，将全部思考重心集中于发生在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内部的深刻变形——生命政治治理。

必须指出，福柯属于20世纪中叶那个辉煌的法兰西思想时代，可他并没有非主体地淹没在任何他性镜像之中，所有支撑福柯不断爆发思想革新的学术资源，都是被他断裂式性地重新构序过的。这是大师福柯原创性思想的真正基础。

在我不断生成的主观构境意向中，福柯和马克思的关系是一条比较重要的隐性推进线索。我的基本判断是：前期，青年福柯非常自觉地拒绝马克思，当然，福柯后来也自承，彼时自己所拒绝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之传统解释视域；1968 年之后，福柯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开始重新回到马克思。我判断，福柯这一次重要的思想构境转换与在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直接相关。“五月风暴”对福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政治立场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青年福柯在《词与物》里明确地把马克思的东西看成一种反面的脚注，那么到了 1969 年的《认知考古学》中，马克思和尼采却开始变成他正面引述的方法论导引了。特别是在 1970 年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后，福柯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展开全面的政治批判，就是在此处，我第一次做出推断，即福柯这种批判真正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基始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商品 - 市场运作机制的透视！具体而言，福柯后期最重要的两个文本群——《规训与惩罚》和“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中的生命政治论完全是依据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构境背景。这两个文本群也是福柯政治哲学中两个重要的专题：前一个专题是依据了马克思的现代性生产方式论，即从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过程出发构式出规训政治存在论；法兰西学院演讲中的生命政治学则完全是斯密 -黑格尔 -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场境中的市场 - 自然秩序论。巴里巴尔也发现，福柯晚期的全部东西都巧妙地暗中运用了马克思，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福柯自己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点。故而，他才自称自己后来已是一个“不打引号的”马克思思想的引述者。也是据此，我判定从这里开始，晚期福柯正式进入了后马克思思潮。

面对患有“思想多动症”的福柯，我只有一个笨办法可以用，那也是谢里登指认的研究福柯的路径：“如果有人想写一本关于福柯所有著作的书，那么他只得按照编年顺序一部一部书地评述。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的每一部书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达到的一个全新的境界：必须重塑方法论，必须构筑新概念。”当然，我也并没有真的去一本接一本地解读福柯的全部论著，我只选择了自己认为可以认真追问的部分文本——我自己心目中能借以进入福柯哲学学术话语构序以及更深思想构境层的最重要的文本群。实际上，福柯给我们留下的文本是多样的，学术专著、论文与大量的访谈和课程演讲。台湾学者杨凯麟博士曾经形象地将这三类文本比喻为“查拉特斯特拉式的骆驼、狮子与婴儿”：书是阶段性的成果，这会是福柯特有的疯狂奔跑的思想骆驼；而论文和访谈则是时代和特定议题激发起来的思想火花，它像是怒吼的学术之林中的狮子；而课堂和讲台上的演讲，则是思想产房中现场分娩的孩子，娇小却可爱。我始终注视的主要对象只是几匹重要的骆驼和少量婴儿，而对于到处奔走吼叫的狮子们，则是用侧目余光留意的。

围绕上述我所构制的福柯前后期两个重要的思想构境面，我选择了青年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66，以下简称《词与物》）、《认知考古学》（1969）和《规训与惩罚》（1975）三个经典文本和有关“生命政治论”演讲来进行解读。

在青年福柯于1966年写下的《词与物》一书中，青年福柯的思想构境实际上是依据了晚期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本身是人对其他事物的一种暴力性的构序（用马克思的话讲，即是人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不过在这当中，青年福柯已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转向了认识型投射构形论：不是人们反映性地认知已经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对象（存在者），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每个时代中的文化结构（认识型）怎么向自然立法（构序）和制造世界图景。其实，在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构境中，这种认知构形论同时就是隐性的存在论。在这里，福柯是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直接对象化透视了。在此，青年福柯讲述了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世界四个认识型中词对物的构序--图绘故事：文艺复兴到16世纪的认识型、16世纪魔法中词以相似性联结起来的物相塑形的认识型、17—18 世纪由表象绘制的世界图表的古典认识型以及19世纪至今认知建构的主体性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认识型。福柯认为，自资产阶级启蒙主体性以来，在创造性工业生产和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王国中，根本没有所谓的面向客观实在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自然之镜和追逐外部法则的科学真理，实际发生的只是“词”（资产阶级不同的认识型）对事物的直接构序和塑形存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部书中他其实是讨论了后三个认识型，而被他在书中直接命名并重点讨论的又只是后两个。后来，福柯自己提到，“这是我写的一本最难懂、最令人厌烦的一本书”。可依我的看法，这是福柯第一本真正具有哲学意味的书。这也是我以它为福柯学术思想史重新构述起点的原因。

 福柯1969年写下的《认知考古学》在我看来是福柯写得最好的一本哲学书。其实，早在1968年那篇为了回答“认识论小组”的提问而写下的《科学考古学》一文中，我们已约略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中将要提出的某种系统话语升级。青年福柯开始根本摆脱巴什拉 - 康吉莱姆科学认识论的他性镜像，更复杂地生成和展开自己的一些新的原创性构境层，具体来说，略显生硬的认识型构架即将被软化为功能性的话语事件场了。在这篇文章里，青年福柯提出了科学考古学的基本任务，即杀死认知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意识到我们所谓的面对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社会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构序的场境之实效。这种观点很快在不久之后的《什么是作者？》一文中得到了内爆式的深化。

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青年福柯宣称，20世纪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转向，基于法国科学认识论语境中突现的新方法论，人们已开始关注历史中的断裂和中断。这是他向老师们（巴什拉、康吉莱姆和阿尔都塞）的致意。福柯断言，这已经发生了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观革命，其根本特征就是拒绝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目的论、起源论、总体性和连续性。究其依据，正是青年福柯在思想史研究中所发现的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实践运行场，而导致话语事件改变的却是更深一层的话语塑形场转换。无疑，此亦青年福柯思想中原先居于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观念破产的时刻，由此他开始逐渐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靠拢，也开始以认知考古学为桥，真正反思那种看不见的现实历史对象。考古学方法，显然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面对物性遗迹时就古代历史所作的考证，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话语档案活化（重新构述）基础之上的观念考古方法。进而，这种考古学方法与后来被福柯重新认同的尼采的谱系学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历史构成方式。根据青年福柯自己的指认，写作此书的初衷，是想对前期完成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史和词对物的构序史的研究作一方法论小结，以说明自己已完成的这些不同领域中的研究成果相互之间的”整体联接”。不料，这种小结本身却是一新的方法论革命。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文本。虽然此书的完稿时间距福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1970年已有五年，但它却直接映现了福柯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向：从认知话语结构的批判到资产阶级政治现实中的权力批判！这一转变的现实基础，是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对福柯的战斗洗礼。这一转向内含着双重变换：在方法论上，福柯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向社会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在政治立场上，他第一次公开站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阵营中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重要文本中，福柯开始全神贯注于有关新生的资产阶级权力场对人的生命肉体的微观支配的思考上。他不再过多使用词对物的主观性构序和塑形概念，也不再频繁引用认识型和考古学的理论范式。此时的福柯，试图呈现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注意到的资产阶级新型政治权力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即在认知（工具理性）布展中对政治肉体的隐性规训支配。同时，福柯也没有依从传统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路径，没有抽象地讨论诸如民主、公正和法权一类的宏大概念，而是在西方民主社会所标榜的一般社会运行模式背后，透视出一种并不直接存在于传统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新型奴役，并且，它恰恰是作为传统专制暴政的替代物“民主”与“科学”的形象而出场的。福柯断言：正是在以认知为控制和支配的隐性权力线之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构了有史以来最精巧的微观权力物理学，也建成了人类文明中第一座现代灵魂的全景规训式的牢狱。由此，构成了欧洲激进话语和后马克思思潮中全新的政治哲学构境基础。

福柯在1974—1979年之间的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里有一个重要主题，即生命政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的历史诞生。除去1977年休假以外，在这五年中，福柯分别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新的形式：

    1. 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以科学真理为构式本质的规范性权力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为科学“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命名为“治理的艺术”或治理技艺。而从19世纪开始，以认知为权力部署的规训就开始在西方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 - 治理技术，在最细微的层面上开始控制资产阶级世界中人的肉体和灵魂（《不正常的人》）。

    2. 资产阶级权力部署和认知谱系学：认知谱系学就是要反对启蒙的进步话语，相对于传统的专制，资产阶级看起来美好的认知话语发生的历史不是阳光与黑夜的关系，不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历程，而是一部新型的资产阶级认知 - 权力关系布展的历史。所有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是最早洞悉知识 = 财富、知识就是权力奥秘的人，所以，通常独占的认知（技术）会被资本家们策略性地投入使用和机会主义地秘密隐藏起来，谁手中握有认知，就会在生产、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中真正居有决定新世界主导地位的权力。这是福柯发现的资产阶级新世界中的秘密（《“必须保卫社会”》）。

    3. 生命权利问题：与传统专制权力中那种面向死亡的消极而悲惨的生存情境不同，也与机器般运转的规训构序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力支配方式中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深层改变，即生命权力不再直接面对死亡（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取消死刑）和肉体塑形，而转而关注让人“怎样”（comment）活着。用资产阶级的话语来说，就是摆脱专制，民主、自由和博爱地活着。可是，人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资产阶级的生命权力就在这个“开心地活着”的场境层面上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干预和控制，表面看起来，这种干预和控制是为了提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则却是让生命在更深的存在构境层中生不如死。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操作的生命政治（《安全、领土与人口》）。

    4. 资本主义市场与生命政治学：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现实基础是18世纪以来生成的政治经济学，而后者的真正对象是在经济自发活动中生成的治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自然性，其实就是指商品 -市场经济中的生产 - 流通中的自发性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种无人的自发活动无意间生成了一种新的客观的真实性，它所自发建构的真言化场所是资产阶级社会生命政治治理的现实基础。福柯认为，正是在经济人和无主体的公民社会的双重假定中，产生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治理技艺（《生命政治的诞生》）等重要政治哲学专题。其实，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第 1 卷，1976）两本书也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的早期完成的，但从《规训与惩罚》到生命政治论之间，福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批判性反思存在着一个从规训到治理的内省构序中的重心移转。具体说，在《性史》第1卷的最后一章里，福柯首次提出了生命政治学的全新批判理论构境；而在《“必须保卫社会”》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高调地宣称：自己有一个新发现，即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异质于规训的权力新技术——直接干预和构序生存的生命权力。依福柯之见，生命控制技术实施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认知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平日治理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全新的治理术——治安宣告诞生，这是资产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的结果。治安，亦即社会治理场中的依从“自然”构序的经济学，它同样不是人为的强制，而是让社会生活在自然性上自行运转和自发调节；而现代治理术的本质，正是作用于复杂塑形情境中的微观权力支配。

总的来说，福柯之思的确不具备海德格尔那种可以颠覆全部形而上学思想史的不可测的深邃，可是，我们能够在福柯的每一次文本暴动中感受到一股喷涌而出的炽烈的生命激情，我们能够听到他在为这个世界中看似平常的那些存在中隐含的不公平而摇旗呐喊、奋斗终身。从内心深处，福柯让我萌生不多有的真的感动。

由是，我坚持认为，在当代布尔乔亚生命政治支配大获全胜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忘掉存在者福柯（鲍德里亚语），而恰恰是要回到福柯！归基于那个你根本没有真正照过面的福柯之存在！“不要让人告诉我们，在那之后，随着福柯的逝去，他的事业和他的一般价值都烟消云散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黑暗中的奴役和看起来正常的不正常，幽灵般的福柯就一定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