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曼谈晋商与“中国内陆资本主义”

采访︱齐  群

近年来，明清到近代的社会经济史重新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热点，其中关注山西票号的研究也比较多，您的新作《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和此前中国学界研究晋商和山西票号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也是书的主标题。一般我们理解“资本主义”都是近代列强入侵，首先给沿海地区带来新影响，内陆则是相对封闭保守的。您为什么会提出“内陆资本主义”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呢？

王路曼：你的问题恰好说明了一般人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而我在这本书中用“中国内陆资本主义”来分析山西票号的历史，恰恰是想打破这种理解所蕴含的“二元对立”思维。

一直以来，在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它脱胎于古希腊时期演绎逻辑的传统。基于这种思维的经济史学者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那就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般的理想类型，这种理想类型只能当作一个整体被全面接纳和模仿，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如果有任何偏离了这个理想类型的轨迹或者事件，都会被视作非理性的他者（可参考黄宗智《建立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从实质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缺点谈起》，《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34-35页）。

直到今天，在欧美学术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解释建构中仍然随处可见，我在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有三种二元对立建构：第一，中国内陆和沿海的对立，比如山西等内陆省份和沿海通商口岸的对立；第二，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第三，家庭作坊与遵循韦伯式经济理性人的现代企业的对立。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倡导“中国中心观”，力图克服自身文化传统给中国历史研究带来的“迷思”，那么这种研究思路有没有改善您提到的这种二元对立思维？

王路曼：一直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前面这三种二元对立的建构是他们理解世界历史的总体方式，于是他们也就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和实践形态视作全球普适性的理想类型，并将这种理解强行套用和代入到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中心论”叙事转向非但没有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固化。由于“中国中心论”强调重塑近代中国原生的发展动力，所以在欧美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为显学，特别是围绕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汗牛充栋。的确，欧美学界在面对上海等通商口岸时，能够注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身特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旦研究主题涉及近代中国的内陆省份，比如山西，其侧重点则无一例外放在内陆地区无法回应1842年中国开埠后受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种研究的缺憾，我在书中以山西票号和近代山西历史的变革为切入点，反思了西方资本主义二元对立话语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束缚。在山西票号和晋商的研究中，我批判性地应用了三大主流经济史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理性主义，并依托了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构了山西票号及其家庭的原生发展轨迹，提出了“中国内陆资本主义”这一新的概念。

的确，“中国内陆资本主义”这个解释概念打破了传统上我们认为的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只有“沿海到内地”这种单一向度，那么“内陆”究竟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王路曼：对于“内陆”的强调是我认为这本书的第一个理论创新点。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通过考察白银资本的兴起、资本主义贸易的发展、信用货币的流通、殖民主义扩张等历史，展现中国内陆地区原生民间金融机构的扩张及家庭与社会的变迁，实际上1840年之后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与家庭的发展与变迁是内陆与沿海双轮驱动的结果。

近代山西由于受到十九世纪末“丁戊奇荒”和义和团运动等事件的影响，往往被海外学者视为与沿海通商口岸相对立、保守、排外、停滞的他者形象。在这种学术话语体系下，山西票号通常被视作故步自封的家庭金融作坊，由于拒绝现代银行改革，最终不敌西方殖民银行对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压榨以及现代华资银行的扩张，从而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而我在书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重构了晋商和票号的历史。其实自晚明以来，山西始终是跨欧亚贸易网络的中心内陆省份之一。而有清一代，特别是1727年《恰克图界约》的订立与1741年归绥道的设立，强化了山西在中俄边贸中的经济地位和清朝对口外蒙古地区管理中的政治地位。读者可以找来全盛时期的清朝全图，从内陆视角感受山西在清朝的区位优势。

具体来说，自十八世纪以来，山西商人在中俄贸易中扮演了贯通沿海和边疆、连接南方茶叶种植园与北方旅蒙旅俄商人的重要角色。而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与发展，中外商人都迫切需要一种既快捷又安全、可以跨区域流动的全新支付模式，以取代传统的依靠陆路现银押解的支付方式。在十八世纪末，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伴随着新世界白银资本的流入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沿海城市相继开埠通商，并在十九世纪中叶在逐渐形成了由帝国主义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对外贸易格局。我在书中指出，伴随开埠和对外贸易给晚清带来的变迁，并非遵循单纯的由沿海到内陆这种单向的涓滴效应。而内陆地区的经济、社会与家庭更不是帝国主义全球贸易扩张的被动回应者。

1840年代以后，山西票号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全球贸易和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所吞噬。相反，票号把握了全球贸易与资本变迁所带来的全新的经济与金融机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比如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山西票号遍布于沿海各大通商口岸和内陆商贸中心的分号，不但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和买办提供了重要的区域性信用工具，更为沿海地区的钱庄和银号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金融支持。1890年代前后，二十余个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分号分布在四十个地方，北到恰克图，西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南到广州，东到上海。

在梳理史料时我还发现，山西票号与开设在沿海通商口岸的西方殖民银行（如汇丰银行）有着合作与互补的关系，而非单纯的压榨和被压榨关系。这是因为西方现代银行在中国的金融势力，往往局限于东南沿海几个地区。因此，它们需要与拥有成熟金融网络的票号合作，才能将其业务从沿海延伸至全国。比如1890年代同时期的汇丰银行在中国有个七个营业点或代理处，其中五个位于通商口岸（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天津），一个位于香港，而位于北京的分号则主要服务于清政府对外借款,而非面对民间的金融业务。这里可以举大卫·麦克林（David Mclean，1833-1908）的例子，他曾在1865-1872年担任汇丰银行在上海分行的经理。他在1872年的一封个人信件中曾写到，汇丰银行经营中其不仅从票号那里获得了最新的银行业信息，以便参与货币投机，更是与票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大卫·麦克林写于1872年的信件

大卫·麦克林（左一）与时任汇丰银行汉口代理人的托马斯·杰克逊（1841-1915），摄于1866年。

除了沿海与内陆这样一个传统二元思维的破除外，您在书中也一直强调“国家”在山西票号兴衰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财税的汇解成为票号一项重要的业务，票号由此也大为兴盛，随着清末新政和大清银行建立，这项业务被抽离出来，票号也在这个节点上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您是怎么理解国家与票号之间这种“共振”关系的？

王路曼：的确，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恰恰是中国近代经济历史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国家”作为一个理论上的非市场要素却深度参与到经济过程之中。然而这种理论本身却是我在这本书里要反思的对象。

简单地说，直到今天，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仍然深受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二元对立思维影响。他们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抗衡与对立。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西方学者通常将票号的发展与最终退出晚清金融市场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读。他们认为在晚清皇权专制背景下，缺少一个独立于政府的、自由的金融资本市场，所以票号作为民间金融机构难以生存。

我在探讨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的时候，把它细化为三层，即：票号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票号与地方政府诸如各省督抚的关系，以及票号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并逐一分析了这三层关系。由此我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执念以及将“国家”与市场当成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并不符合近代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实际情况。因为山西票号的发展、运行、扩张抑或是最终退出晚清金融市场，自始至终都是票号与中央、地方政府持续互动或博弈的结果。事实上，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都从来不存在绝对不受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与体制影响的市场。相反，一个整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金融制度，是保证公共财政和民间金融机构良性运行和互动的主导因素之一。这也是我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二个理论创新的努力。

一般做经济史研究，往往主要关注经济机构本身的兴衰历史，但是您的新书最后一章聚焦到晋商票号经营者的家族历史，似乎超越了一般经济史的研究范畴，您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向？

王路曼：回到历史情境中我们其实很难截然区分机构和机构运营者，这是我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个理论建构的努力。

过往研究一般将票号在清末民初的大规模破产看作他们历史的终结，不少学者和历史当事人都认为票号衰亡的主因是票号和晋商不能理解近代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髓，从而错失将其改革成西式现代银行的机会。我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后知后觉的伪命题上：即“票号为何不能在二十世纪初主动衍变成为西式现代华资银行”，这种观念背后仍然潜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问题。

上述这种解读其实是陷入了韦伯式的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之中，将现代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视为一种普适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并将其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如票号——做对比，这种对比有点削足适履。如果我们把现代银行作为“理想类型”资本主义企业，以此为唯一标准来考量山西票号的成功和失败，那么就很容易忽略山西票号作为以家庭为本位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体的历史面向。

澄清山西票号这种复杂的面向正是这本书最后一章的写作目的，我在书中着力重建的是企业与家庭双重视角下的有关票号和晋商家庭的历史叙事。

首先，山西票号逐渐退出晚清金融汇兑市场，是其面对清廷自1895年以来推行的现代中央财政体制改革所做出的选择，与其是否能转变为现代银行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作为金融企业的票号其汇兑业务的收缩，不能等同为与票号相关的晋商家庭的衰败。因为票号的企业史是其家族史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而与票号相关的家族历史大于票号作为企业的历史。第三，不能将“资本逻辑”（logic of capital）当作晋商家族历史叙事的唯一逻辑。如果仅仅将山西票号当作非人化的（impersonal）、理性的金融机构，那么票号的历史势必被错误地简化为单纯探讨“票号为何不能衍变成为现代银行”这种虚假命题，从而忽视票号和晋商家族围绕家庭为本位所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选择的本土性。

我将上述原则运用到对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常氏家族近两百年的商业和金融扩张的历史阐释中。自十八世纪初,常家就始终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并持续探寻新的经济机会。《恰克图界约》签订不久，常威和常万达父子即远赴千里之外的东口（张家口）、归绥和库伦，投身于蒙俄边贸生意的浪潮，并先后成立了大德玉、大德川等商号。其后人则继续开拓连接中国内陆和俄罗斯的万里茶路。

位于今天山西省榆次县的修葺一新的常家庄园大门（作者摄于2018年）

尽管常家在十八世纪末期就已经成为榆次远近闻名的大户，他们的商业扩张并未因此停止，并继续扎根山西，立足漠北，放眼蒙俄。十九世纪中叶票号的区域间汇兑业务日渐兴盛，常氏第十三代后人常立训迅速将大德玉等商号转型为主营汇兑业务的票号。而当十九世纪末山西票号在汇兑市场上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常家再一次迅速转型，投身于近代实业如丝织、棉纺、印刷工业的发展中。

同时，我也将票号家族的历史叙事从“资本逻辑”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作为金融企业的票号其汇兑业务的收缩和退市，不能等同为与票号相关的晋商家族的衰败。这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内陆地区，例如晋商家庭的历史远大于票号作为金融企业所涵盖的历史。如前所述，当票号家族意识到其汇兑业务的影响力在清末政治经济的变革中急遽下降时，晋商家族旋即将资本投入近代实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晋商家族的后代都经历了数次跨越社会阶层的身份转换，也就是布迪厄所指的“象征资本”。比如常家尽管在贸易、金融和实业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中国儒家文化和以士为贵的社会分层大背景下，常家不但先后培养了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更重视家族女性成员的教育。在常氏后人中，有人获得了进士头衔；有人作为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有人留学日本成为蔡锷的校友；更有多人在近代著名高等学府获得高级学位。

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组建的“范华诗社”，约摄于1900年。右三为常氏第十四代后人常麟书，于1903年获进士三甲第87名；左三为常氏第十四代常赞春，举人，《常氏家乘》编写者；右二为常氏第十四代常旭春，举人，保晋公司第四任经理。

所以，一切历史终归还是要回到人本身。尽管看起来山西票号的研究是一种金融机构的历史，然而主导其兴衰逻辑的仍然是经营机构背后的山西商人。而对于人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套用抽象的“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回到人本身的历史经历中寻求解释。

王路曼：是的，中国的史学书写往往擅长叙事而忽略结构化的分析，欧美学界对此有较大的补充，但矫枉不能过正，过于强调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往往会遮蔽历史丰富的枝杈。

简言之，无论是山西票号的企业历史叙事，还是晋商的家庭历史叙事，都应该彻底摆脱某种普世的“理想类型”，我们不能用一个抽象的准则来衡量票号和晋商家族的发展。票号没有选择在二十世纪初转变为现代银行，不能误读为票号作为本土金融机构的失败，更不等同于其背后的中国内陆地区的商人和家庭在近代经济与社会中失败与消亡。推而广之，对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更应及早摆脱二元对立框架下诸如“新教伦理”和“经济理性主义”等话语体系的束缚。因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与金融史不必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作“理想类型”，因为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努力，能够把晋商票号的历史还给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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