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张承志的《心灵史》

节选自《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旷新年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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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开始城市改革和转向市场经济，中国文坛也酝酿着转向和分裂。这一年，张承志和哲合忍耶教派相遇，从此，他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离别西海固》）在《心灵史》的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他将自己1984年冬走进大西北视为一种神意。他曾说，他真正毕业的学校是西海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社会和普遍背弃信仰的时代，他走向了宗教，以宗教形式坚守理想与信念。他说：“理解宗教型的人的状况及其精神，意味着人性和人道的成熟和进步。学者们明白：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本身与激烈严酷的农民起义难分难解，人民在拥有宗教理想的同时更拥有光荣英勇的革命史。”（《文明的入门·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

这一阶段，张承志先后创作了《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一批反映回族历史、生活和精神理想的作品。他震惊于黄土高原恶劣艰难的生存环境，他们为内心的信仰和人道所付出的惨重牺牲。《黄泥小屋》中苏尕三因无法忍受官家的威逼、欺凌，割了官家的脖子，过上了流亡的生活。《西省暗杀考》以悲壮的笔调展现了一群回族复仇者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张承志把《心灵史》称为生命之作。他曾经撰文介绍《热什哈尔》，把它看作是向脱离底层，甚至时时背叛人民的中国知识界的挑战和对中国严峻的文化危机的应战。（《拒绝现世的学术》）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心灵史》的表白。《心灵史》的主人公是哲合忍耶教派。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他们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在历史上，回族多次遭到统治阶级血腥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这是一个“牺牲者集团”，是“坚守心灵的人民”。（《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他们是从人民中间提炼出来的。他们是苦难、正义和反抗的象征：“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我尝够了追求理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艰辛。然而大西北的哲合忍耶老百姓不仅尝遍了艰辛而且流尽了鲜血，这使我欣喜欲狂，我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们。”（《心灵史·圣徒出世了》）他说，哲合忍耶的教理丰富复杂，但简言之只有四个字“穷人宗教”。这种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伟大的异端”。他宣称：“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心灵史·仪礼》）“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心灵史·光阴》）哲合忍耶教派在与专制国家的顽强对抗中爆发出来了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壮丽的美感。“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们击打出来了”。（《心灵史·追随者》）

张承志否定了主流知识界流行的人道主义定义，“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心灵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心灵史·走进大西北》）“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

许多人都注意到张承志对哲合忍耶书写的人道主义意义。张承志将写作看作是对于理想，对于一种真正深刻的不同于市面上的人道主义的寻找。刑小群说，“哲合忍耶追求的就是人道和自由” 。陈坪说，《心灵史》“可以说是借记述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史而谱写的一曲人的赞美诗” 。索飒指出，张承志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只有以最底层的人民为出发点，才有可能擦去污、锈，让人道主义显露原初词的纯洁光辉。这个思想在一切伟大宗教的原始教义里，在一切彻底的革命理论里，都有过表现。” 李咏吟在《哲合忍耶与人道主义绝唱》一文中将哲合忍耶和《心灵史》称为“人道主义绝唱”。他认为，只有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才能真正洞悉哲合忍耶和《心灵史》的奥秘。哲合忍耶是中国人民历史苦难的象征，恢复人道意味着给予生命以自由，意味着彻底的反抗精神，反抗暴力和“人民的暴力主义”是最可贵的人道精神。他否定了乾隆盛世，“我的判断忠于心灵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曾经说，《心灵史》“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这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 张承志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中说：“回族和伊斯兰在中国都是一种底层的概念。”他书写的是被压迫者的历史、穷人的历史，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和官方历史的挑战和瓦解。《心灵史》是一种被深深埋藏的“秘史”。张承志不信任统治阶级和往往是统治阶级附庸的智识阶级。他认为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张承志通过重写历史，通过接近底层被压迫者的心灵的历史，去寻找真正的人道。他在赠送给杨怀中《老桥》一书时题写了这样的誓言：“让历史就这样把重负压上肩吧！我们要推翻一种伪历史，让我们就这样把自己赶向艰辛吧！这艰辛中会有辉煌的意义。”

《心灵史》的归类一直困扰着学界。他说，《热什哈尔》是一部不能用惯行的学科归类的书，介于历史、文学和宗教三者之间，但最好的归纳仍是保藏着它的百姓的归纳——“经”。张承志不满于普通的历史著述，他也不是普通的“纯文学”作家。“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他选择的是哲合忍耶学者关里爷、曼办尔、毡爷所创造的“经”的形式。 “它同时是历史，是文学，是宗教著作。”（《心灵史·懒寻旧梦的记事》）

《心灵史》是一部宗教的历史。“这里毫无狭隘”，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心灵史》的内容和形式。他把这本书看作是对文学的超越。《心灵史》的写作过程，也是张承志对形式思考的过程。“形式如魔怔一样逼我答复。”“它背叛了小说背叛了诗歌。”（《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他对形式的突破和试验有着明显的自觉：“我请求旧文学形式打开门，让我引入概念、新词和大量公私记录。”（《心灵史·抓住你的历史》）他的写作是对于形式的克服：“让我这个作家顺从于一种消逝的无情历程，让我这个学者降伏于一种无形的心灵吧——我终于解决了学问和艺术的根本形式问题。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形式。”（《心灵史·知的遗训》）张承志的《心灵史》是在这样一种思考中完成：他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重新思考“形式”和“书”的含义，重新思考写作与读者的关系。他在这样一种思考和写作中把一切问题推到根本上。毫无疑问，张承志的写作无视和反抗现代单薄、狭隘的文学定义。他希望他的写作恢复原初写作的纯朴、丰富和强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族穆斯林作家的张承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他在《无援的思想》中写道：“我出身源头在西亚的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也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他早在1982年写的《心火》中，就叙述过他与自己民族的关系，回族的“牺牲与屈辱”，“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但是回族拒绝民族的狭隘性，“回族从她诞生的那天，就别无选择地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她只有爱国，尽管只有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外来民族。”他在《夏台之恋》等文中表达了他受到误解包围的一种困境：“在国外，每一天我都有被逼迫讲的感觉。他们以为我是回族因此就应该主张独立，他们不会懂得：正因为我有异族的血统、边疆的经历、伊斯兰的信仰，我才更要向一切危害人道和破坏美的东西宣布异议。”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他称自己的《从回教所见的中国》“这本书向西方列强宣布了中国回民不当他们走狗的坚决立场”，“回民的命运是与祖国连在一起”。他在《岁末总结》中写道：“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 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的访谈中说，“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