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举世公认的理论大家和文章大家,毛泽东是怎样写文章的呢?
总体来看,毛泽东喜欢写生动活泼的文章,讨厌枯燥乏味的“八股文”。他的精彩文章多种多样,写法也神采各异,不能以一个标准来衡量。仅就毛泽东如何写理论文章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
“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不能满足于现象罗列
“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必须抛弃“党八股”
要养成人民群众喜欢的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历来强调,文章所用的语言要丰富,文字要有味道,“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人民群众“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主张,要想做到语言上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就必须向三个方面学习: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但不能变成“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写文章或者做演说,如果具备了这三个方面的语言,就自然体现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样的文风,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格,也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文章最终要“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毛泽东认为,写文章是要吸引人去看的,如果文章吸引不了人看,这样的文章是发挥不了实际作用的。吸引人的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有问题意识、有鲜明观点、有生动活泼的语言等因素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几点:一是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特别是理论文章和评述类的文章,“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但吸引人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空洞无物,而是要有实际内容,因此“标题必须有内容”。二是文章写完后要经得起反复审看,不能匆匆忙忙“拿出去害人”。写文章“是专为影响人的”,写好之后不能“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而要“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三是写出的文章要经得起群众“考验”,一篇文章形成观点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因此,只有那些群众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章,才经得住“考验”。毛泽东的众多精彩文章特别是理论文章不拘一格的写法,恰恰说明一篇好文章并不是学问家的玩味品,也不是理论家纯个人的思想产品。写出的文章要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文章所反映的思想总得回到实践中去、回到群众中去,被群众认知和掌握,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在思想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大体都是建立在这“三性”基础上的,使用的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语言和逻辑,所以他的文章看起来带劲,正如他自己所比喻的“像一个健康人”;而毛泽东反对的“党八股”类的文章,正如他所比喻的“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作为理论大家、文章大家,真可谓文如其人!
周恩来作报告、写文章,总是着眼于实践,从来不是为讲而讲、为写而写,所以他的长篇文章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空话套话。
比如,周恩来长期从事和领导统战工作,对党的统战工作有过很多论述。1945年4月30日,他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从五个阶段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敌人、队伍、司令官3个方面深刻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这篇发言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文章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人们关切的问题,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亦是如此。他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要把政协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联系的各方面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
着眼于实践,不仅有利于防止理论脱离实际,不讲不着边际的话,也有利于在探索规律、认识真理上有新发现,讲出前人没有讲过的新话。周恩来的很多讲话、文章,都在解决新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主张。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和文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这些著述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宣传阐释好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仍具有示范作用。
适应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
这些文章,多与刘少奇的经历和实践相联系,包括职工运动和工会工作、白区工作和群众斗争、敌后工作、抗日战争策略、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各项政策等方面,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原则和方法。这些文章,有刘少奇自己撰写、以笔名或化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有在一些场合的讲话或演讲、经整理修改后形成的文章,有在各种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等。一些较为重要的文章,后来收入到《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文稿或专题文集中。刘少奇关于怎样撰写文章的专门论述并不多,但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少奇是怎样撰写文章的。
刘少奇一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1964年,他在同有关同志交谈时说,接近群众,写东西,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所谓理论联系实际,最后都落到群众工作上,带领群众前进。这是刘少奇超乎常人的意志和忍辱负重的精神的写照,也是他的文章具有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特点的原因所在。
刘少奇一生,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注重深入调查研究。1961年,他在湖南调研时同中央工作组同志谈话说,调查,要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作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又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统一起来,认识世界以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同年,他在同《人民日报》有关同志谈话时说,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刘少奇撰写的文章,很多都经过反复修改,体现了他思维缜密、精益求精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窥见一斑。
左智勇
马克思主义是朱德一生所系。他始终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他说,“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1941年8月3日,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朱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在文章中,朱德指出,“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因此,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解决一切问题。写文章亦如此。
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40年8月20日,为总结八路军、新四军中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朱德撰写《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在文中,朱德提出,“从党员方面来说,最需要的是一般的常识和思想意识的锻炼。因此,通俗的小册子——常识的和支部生活的,是最缺乏的又是最适合的读物,应注意设法解决。从干部方面来说,他们需要的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政策教育”。因此,必须努力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马列主义教育素材,文章的写作要以此为目标。
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主题是文章中通过具体材料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朱德的文章,主题都十分鲜明,都围绕着为现实服务而展开。
朱德的文章,极具针对性。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对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37年6月12日,为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组织设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朱德任主任。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1938年,朱德撰写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重要因素,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全面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游击队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德也把文章当作是战斗的工具。1940年7月24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指出:三年来敌人的特务机关通过新民会、宣抚班,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而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因此,他强调,“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为此,他指出,“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要创作出好的作品,“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朱德还把文章当作总结经验教训的手段。他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有很多成功经验的。这些历史经验要好好总结,好好运用,并加以发展。”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概括。1933年五六月间,为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他认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这些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朱德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运用。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报告里,他指出,“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他详细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七年半时间里的战绩,并且指出,“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详实的数字,胜过千言万语,让文章极具说服力。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好的文章,除了科学合理的谋篇布局外,还离不开高超的语言艺术。朱德同样十分注重文章的语言表达,提倡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他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认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而“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进步。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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