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丨刘斌：瑶山、汇观山发掘及反山玉器

听了考古专家王明达口述的

反山良渚“王陵”发掘记

大家对反山考古历程有了一定了解

与之相关的瑶山、汇观山发掘又是怎样

反山发掘出土的玉器传递了哪些信息

今天，一起来聆听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

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

（点击音频聆听详情）

反山和瑶山遗址的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1987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牟永抗先生担任领队，参加发掘的主要有我、芮国耀、沈岳明、桑坚信、林金木、费国平、陈欢乐等，于5月5日开工，至6月4日结束。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在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不堪。瑶山的东面有座杭州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我们就借住在里面，这样也省了自己开伙烧饭的麻烦。记得住了十天以后，各屋都闹起了臭虫，大家又是喷药，又是晒床垫，折腾了数日，才总算把臭虫“镇压”了下去。后来牟永抗先生派我去吴家埠加强值班，因为反山的玉器放在那里不放心，我每天早出晚归，骑自行车沿着苕溪走十几里路，虽然辛苦，心里倒也觉得挺痛快的。

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得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1987年揭示的瑶山祭坛遗址顶面遗迹

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十余座大墓的大量精美玉器，而且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若不是因盗挖发现，我们一般是不会到这样的山上去寻找遗址的。祭坛就修建在瑶山的顶上，依山势而建，祭坛的西北角保存完好，用山上风化的石块砌了整齐的覆斗形护坡，护坡的垂直高度约有0.9米。

12座墓葬整齐地分两排埋在祭坛的西南部，与反山相似，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与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级最高。瑶山的墓葬排列更为整齐有序，随葬品的规律也更加明显。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琮、玉钺、三叉形器、成组的锥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墓中；而玉璜、圆牌形串饰、玉纺轮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另外带盖柱形器，除北排的11号墓随葬1件外，南排的每座墓均有随葬。瑶山与反山的墓葬，出土时墓主人的骨架都已基本没有了，仅个别墓葬残留有牙齿，因此无法对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进行鉴定。从瑶山墓葬的随葬品规律看，作为武器的钺只有南排墓葬才有，而纺轮和织具等则仅见于北排墓中，所以我们推测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则可能是女性。玉璜应该是女性专用的佩戴品，而三叉形器和成组的锥形器等则属男性专有。南北两排墓应该既有性别上的区分，也有职能上的不同。瑶山的11座墓，也大致属于同一时期，其年代与反山相仿。高等级的墓葬居中，处于边远的墓葬相对级别较低，墓葬排列的顺序和位置，可能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位次。另外，瑶山的墓葬中，竟没有一件玉璧随葬，这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玉璧本是大墓中最为常见的随葬品，并无身份地位的严格限定，仅反山的23号墓就随葬了54件玉璧。制作规范，打磨精良的玉璧，往往放在墓葬的中部，而制作粗糙的玉璧，则成堆的放在脚部。瑶山无玉璧，这是不是祭祀上的限定呢？还是这个部族没有得到适合制作玉璧的玉料？如果玉璧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礼器，那一件玉璧都没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如果玉璧是财富的象征，那么这些地位显贵的墓主人，又怎么能一件玉璧都得不到呢！无论哪种解释，都无法让我们自圆其说。

瑶山11号墓玉器出土情况

关于墓葬与祭坛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复合的，即建立祭坛既是为了祭祀，同时也是为了埋墓，这些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人，同时也是被祭祀的对象。从祭坛和墓葬的迹象分析，我认为祭坛本是一种专门的祭祀场所，当祭坛原初设计的使用功能被废弃以后，才被作为一块圣地，而成为巫师和首领们的墓地，并且在作为墓地之前，还应该有一次覆土加高的过程。既然祭坛原初另有实际的功用，那又是用来做怎样的祭祀的呢？

带着瑶山发掘的疑问，1991年我们又有了一次新的机遇——汇观山被发现了。

汇观山是位于瓶窑镇上的一座小山，东距反山仅约2公里，海拔高度约22米，相对高度约17米左右，山的周围早已盖满了房子，东北角还留有一个早先开采石矿的大坑，仅剩山顶的空地，其上荒冢森森，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所以平时很少有人上去，也从未引起过我们的注意。1990年春，当地一户居民在山顶的西南角盖房子时，挖地基的民工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他们没有声张，悄悄地把这些玉器带回了家，准备将来有机会能卖个好价钱。这年冬天他们找到了一位买主，这位自称是外商的买主，原来是杭州市公安局的一名侦查员，他们给他看了货，但这位侦查员却无法断定这批玉器的真伪，于是他说还要请他的一位行家亲戚再看看才行。这样他便找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请求派一位专家一同去看看，我的一位同事冒充了他的亲戚。经过鉴定，这些玉器确实属于良渚文化之物。随后公安局对参与挖掘和倒卖文物的人员进行了拘捕，共缴获良渚文化玉器20多件，并获知了这些玉器出土的地点。

1991年2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开始对汇观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由王明达担任领队，我实际主持，参加发掘的有胡继根、蒋卫东、费国平、陈欢乐、周建初、马祝山、张克西、陈小利等。此前余杭文管会已先行对暴露的两座墓进行了清理，共出土玉石、陶器等遗物数十件。发掘前的汇观山完全是一座乱坟岗，共有荒坟60余座。瓶窑是东苕溪上较大的镇子，水路货运较为繁忙，自古客死瓶窑码头的外乡人多葬于此，后来我们发掘时还出土了一块石碑，上书“瓶窑义地”几个字。发掘前先是搬坟清理场地，买了数十个瓷坛子，请人先将乱坟中的尸骨收了，再编号画图，埋在旁边，以便清明节上坟时有人认领。我们还是第一次在发掘前遇上这样的事，以往挖的都是几千年前的坟，搬迁这些近代坟，虽然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但心里也还是有些异样，毕竟是因为要考古发掘，才来打扰这些孤魂，所以我们也按照当地习俗，买了些香烛纸钱，请民工们拿去祭奠。

汇观山遗址发掘现场

野外发掘从2月一直进行到6月，发掘面积共计1500平方米。算上余杭同行清理的2座墓，汇观山共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出土随葬品近200件，其中主要是玉器，玉器的种类有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饰、锥形器、带勾、玉镯以及管珠等。

汇观山遗址出土玉管串

除墓葬之外，汇观山遗址的另一项收获是发现并清理出了一座与瑶山几乎完全相同的祭坛。祭坛的形制格局与瑶山祭坛完全一样，顶部也是采取挖沟填筑的方式，做成回字形的灰色土框。

汇观山的4座墓均分布在祭坛的西南部，打破祭坛，其中4号墓破坏了祭坛的灰土框。从随葬品看1、2号墓的年代与反山、瑶山接近，3、4号墓的年代略晚，证明修筑祭坛的年代应与瑶山相近。在相距只有7公里的范围内，修筑2座形制相同的祭坛，而且还都与大墓联系在一起，这既说明了这种祭坛的重要性与高规格，同时也再一次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这种祭坛究竟是作什么用的呢？为什么精心设计与修建后，又轻易地废弃了呢？

另外，汇观山出土了多件玉璧，向我们证明瑶山未发现玉璧的现象，应该与这种祭坛无关，与祭祀的限定无关，而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特例。

后来从1999年到2001年，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汇观山的祭坛做了保护性的复原和展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着关于祭坛的用途，天天站在祭坛上观察日月的变化，终于有一天我想明白了，原来祭坛是用来观察天象，进行测年的场所。

反山的发掘大大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玉器资料。在纹饰方面，除以往所见的兽面纹和鸟纹之外，还发现了一种刻琢于圆牌形玉器上的龙首形图案。

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了解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反山的发掘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刻在玉琮等器物上的神徽图案，在反山发掘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饕餮的兽面纹，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王的竖槽中和玉钺王上所刻的完整神徽图案，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被认为是兽面的纹饰，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

反山12号墓玉琮王

反山12号墓玉钺王

说起对这一图案的初识，还是在反山发掘之后才发现的。野外工作结束后，反山的玉器等文物被运到吴家埠库房作暂时的整理。牟永抗先生爱好摄影，试着用各种光线拍摄玉器上的纹饰，有一天，随队摄影师在观察刚刚冲洗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围的手臂纹饰，她惊奇地叫了起来，说：“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我们都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口来看照片，我们很快都看清了，那确实是两只手，大拇指向上跷起，是那样地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样的两只大眼睛。看完照片，大家赶紧再去看玉器，在侧光下我们终于看清了刻在玉琮王竖槽中的神徽的真面目。那天大家的兴奋程度不亚于玉器发现时的情景，考古是一项“前不见古人”的工作，我们常常只是睹物思人，即使面对一堆白骨，也是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生前的面貌。这半人半神半兽的图案，就像一张隐约的老照片，使我们对五千年前的良渚人，仿佛有了依稀的认识。

从那以后，牟永抗先生常常要借此考验一下前来看玉器的学者们的眼力，结果竟无人能够过关，只要我们不加以指点和说破，来者均发现不了神的真面目。记得那年正好俞伟超先生来吴家埠，牟先生也卖了关子请俞先生看，看完后牟先生问：“看清了？”俞先生说：“看清了。”牟先生说：“再仔细看看。”俞先生又看了一遍，只是说好。牟先生说：“那请您说说看。”俞先生说：“就是一个浮雕的兽面纹，还有地纹，刻得非常精细。”此时大家知道，俞先生也果然没有看到。牟先生说：“请您再仔细看看。”一面拿了台灯为俞先生打光，一面用手指点，“这里，看看这里是什么，是不是手？”这时俞先生才终于看出了头戴羽冠的神人的形象，他惊讶了好一阵子，如同见到了古人。于是我们请俞先生谈他对这一图像的认识，俞先生说他认为这应该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现在对这一完整图案的解释，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一个人骑在兽身上的形象。我认为从雕刻层次上看，神人的羽冠与兽面都为浮雕，而身体部分却用阴刻；从尺寸上看，羽冠与兽面，比例相配，在设计上成一整体，因此很难有神人和兽面的区分。从其发展演变看，晚期均为简化形象，更无人兽之分。因此，该图案所表现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神的形象，而不应该有人兽之分，其完整图案的浮雕部分，只是将神的面部特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总之，无论怎样解释，该图案作为良渚人的崇拜神，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良渚神徽

既然所谓的兽面纹，原来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像，那么四面雕刻神徽的玉琮，也就是作为神灵载体的神柱了，玉琮既是用来通神的工具，也是拥有神权的象征。在认识了这一神徽和正确解释玉琮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解读出了冠状饰以及玉钺把端镶嵌的类似舰形的玉饰等的玉器造型的真实含义。冠状饰显然是取象于对神徽羽冠的模仿，而玉钺把端的舰形玉饰，则是将冠状饰从中间对折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意涵也无疑是羽冠的象征。

对玉钺的整体按柄形式的复原，是在反山14号墓发现时确立的，以往人们只知道玉钺本身，而并不曾想到它的把柄的两端还镶嵌有玉饰，14号墓的玉钺出土时，整条把上嵌满了米粒大小的玉粒，在这些玉粒的引导下，我们恍然大悟地发现了玉钺把柄两端的装饰玉件。反山的12号墓、14号墓和20号墓的玉钺，都有相同的把端装饰，有把端装饰的玉钺，显然是一种更高规格的表示。

我们以往曾认为，冠状饰应该是镶嵌在神偶头上的玉冠，直到1999年在浙江海盐周家浜遗址发现了连带着象牙梳子的玉冠状饰，才知道这种神冠形态的玉饰原来是镶嵌在梳子的上端。这种梳子除了梳理头发外，主要应该是用于束发，将神的帽子插在巫师的头上，那么巫师便自然成了神的扮演者和代言人。

将象征神冠的舰形玉饰安装到玉钺把柄的上端，那么玉钺也仿佛是戴上了神的帽子，它所代表的权力，便自然具有了神的意志，这是何等精妙的设计啊！反山12号墓出土的钺王上，还直接雕刻了神徽图案，显然是对王权的神圣性的进一步解释。这种权杖所代表的君权神授的理念，从此便一直统治中国达数千年之久。直到商周时期，钺仍然是最高的指挥权杖。

反山共出土了4件玉鸟，鸟的形态如同展翅飞翔的燕子，在玉鸟的腹部都钻有隧孔，可以缝缀，这些鸟在出土时，一般位于墓主人的下肢部位，推测原来应该是缝在巫师衣袍的下部使用的。

这些玉鸟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从许多玉琮的神徽看，鸟纹往往雕琢在神徽的左右两侧，12号墓的玉钺王上的鸟纹则雕刻在神徽的下方。这种雕琢的方式，反映了这种良渚人崇拜的鸟，应该是他们所信仰的神灵的载体。而与神徽配合雕刻的鸟纹，其鸟身的部分，则完全用神徽的眼睛表示，更是进一步说明了，无形的神灵是以这种鸟作为附体。巫师将圆雕的玉鸟缝缀在自己的衣袍上，显然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神的样子，这正是原始巫教求神、通神的方式。

反山的发掘，不仅让我们明白了玉琮、冠状饰、玉钺以及神徽等的真实含义和实际功能，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是集首领与巫师于一体的显贵的统治者，而且有着明显的职能分工与位次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