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丨王宁远：外围水利系统发现记

夏季多雨，

但是5000年前的良渚先民，

就已经想到了防洪蓄洪的好方法

——大型水利工程。

那么知道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吗？

今天，一起来聆听

考古专家王宁远

口述·我与良渚的故事

（点击音频聆听详情）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整体揭示

是继2007年良渚古城之后，

良渚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

这一系统证实良渚古城

除宫殿、内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之外，

还包围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

控制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共包括11条水坝。

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吴家埠遗址现场建立了常驻基地。吴家埠位于瓶窑镇西侧，处在大遮山南麓延伸的一个孤丘西坡。那年夏日的一天，王明达开始注意到孤丘北侧有一东西向的长垄，绵延甚长，形态规范。从土路的断面观察，应属人工营建。但当时这连陶片都不见的土垄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

尽管土垣的性状不明，但因当时“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已成学界共识，考古工作者还是很敏锐地将其整体划入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

1996年良渚遗址群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后，为深入了解遗址分布，确立重点保护地段，新一轮的考古工作开展了。因此前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良渚时期的碎陶片，因此它的年代判断就成为工作目标之一。

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由王明达领队，在土垣的金村和西中村毛儿弄两个地点作了三次试掘。1997年1月2日，露出良渚文化层。在试掘过程中，对土垣沿线和周边环境进行了调查，根据当地村民对遗址的称呼，正式改“土垣”的称谓为“塘山”。此次试掘一举解决了此段土垣的年代问题，还意外获得了良渚玉器加工相关的重要线索，可谓收获多多。

当年代问题解决之后，土垣的功能自然会成为考量的问题。

2002年4月至7月，对塘山金村段再次进行发掘。在此次发掘中，对塘山遗址的性质功能有了比较明晰的判断。《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20日第1版发表了王明达、方向明、徐新民、方中华联合署名的《良渚塘山遗址发现良渚文化制玉作坊》一文，该文认为塘山是一处良渚先民人工修筑的防洪堤，其上的制玉作坊是利用塘山地势较高、相对安全的条件选择的地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多位学者的认同。

2009年9月中旬，有群众举报在遗址群西北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现场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

岗公岭地属瓶窑镇彭公村，2009年，彭公村有人将其租用，结果平整后暴露出大量的青膏泥。紧贴104国道的这处青膏泥很快引来了几个不法分子，他们到彭公后，找当地村民试探，意图合作盗墓，不想没能谈拢，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举报了。公安机关及时进行了查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文物部门接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余杭区文广新局林金木、良渚遗址管理所费国平等会同公安部门的同志进行现场踏勘。发现该地地貌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山”，顶面大部已经被推平，仅东南存一断坎，高达7米多。

北侧有户村民家门口发现有弦纹罐等东汉墓随葬品，询问得知是小山顶部出土，可知其年代不晚于东汉。考虑到即使是战国或者汉代这么早期的水坝也极为重要，当即要求停止施工建设，保存现状，开展进一步考古调查，主要向其东西两侧山谷寻找可能的坝体。至年底，又发现了附近有5处类似坝体，根据所在位置周边的山体，分别命名为老虎岭坝、周家畈坝、秋坞坝、石坞坝和蜜蜂垄坝。这些坝体皆位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构成水坝群。考古人员根据土质土色等一些细节，已经隐隐地感觉水坝就属于良渚时期，但需要证据。

凑巧的是，这期间因雨水冲刷，岗公岭坝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草茎。2010年1月18日，我和刘斌等到岗公岭现场，发现这些草保存相当之好，现场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刚暴露草的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黑褐色。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并没有相互交错叠压，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淤泥的。这些草后来经过鉴定是南荻之类沼泽上常见的植物。有了这些草，就可以进行碳14测年。当时采集了3个样本送到北京大学进行年代测定，一般需要几个月到一年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考古调查。

这年7月的一天，刘斌忽然接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的电话，告知岗公岭三个数据树轮校正后都在5000年左右，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对水坝要引起高度关注。

记得那天是在八角亭办公室的门口刘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我们非常兴奋，直觉果然被验证了，毫无疑问，这是良渚考古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尽管只有这一个坝的年代数据，根据形态和系统分布特征，其他坝体也有极大可能属于同一时期。我们决定立刻加大力度，再一次进行深入调查，以探明整体布局，并进行功能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高坝的6条坝体可以分为东西两组，其中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构成东部一组，坝高约30米，共同控制了一个山谷的来水；其西侧为奇鹤村的谷地，没有发现水坝；再往西的秋坞、石坞和蜜蜂垄又构成另一组水坝。

水坝发现后，我们对其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多学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王辉等参与了调查，并利用GIS手段对该系统进行了分析。原先我们推测水坝的作用可能是雨季阻挡了北侧山谷的洪水，将其导向山北侧的德清，防止对下游的良渚古城造成威胁。刘建国通过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认为坝体会在山谷间形成一个山塘水库，而不可能分洪到北侧的德清地区。还通过集水面和降雨量的分析，推测高坝可以抵御890毫米的短期降水，达到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水平。

良渚水坝发现的意义不言自明了。

塘山和高坝系统发现都是通过传统的考古调查勘探方法找到的，低坝系统则是运用遥感技术从卫片上找到的。

2011年年初，我们得到了一个已解密的良渚地区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间谍卫星影像。这是以TIFF格式存储的电子文件，有239M大小。当我在八角亭办公室电脑上打开，顺着苕溪熟悉的转折找到古城的位置，连续点击放大，呈现出来的景象给我的感觉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这张黑白照片中，我们花费几十年千辛万苦才找出来的良渚古城的各结构部分：莫角山及其上的三个小高台、城墙、外郭等，塘山以及西北部岗公岭诸水坝皆历历在目，只要是做良渚遗址考古的，几乎所有的遗址点都能在上面轻易找到。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者早一点看到这张卫片，很可能良渚古城的结构在当时就能发现。

后来我仔细分析过这张卫片，它画面呈长条形，西起余杭百丈，东到海宁许村，北达超山北侧，南部覆盖笕桥机场，所摄范围达1000平方公里。它拍摄的时间为1969年2月11日，正是冬季自然植被很少的季节。影像分辨率很高，精度大约0.6米左右。

拿到这幅卫片之后，刘斌让我仔细找找高坝系统还有没有漏掉的坝体，所以我经常在办公室电脑上放大这个区域，仔细寻找。一天下午，我无意间把图幅推得过于靠上了，忽然发现画面上两个近圆形的山体间，连着很长的一条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立刻缩小画幅确定其位置，发现已在高坝南部相当远的地方了。为了验证地形的准确性，我打开了谷歌地球，果然在相同位置也找到了它。根据地名标注，发现其东部为新104国道，再往东为南山和栲栳山。这时，我忽然万分激动地发现，它通过栲栳山居然连上了毛元岭和塘山！这就意味着，如果这是个良渚的坝，那它们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斌，决定立刻派人去钻探验证一下，我找了祁自立，这个陕西汉子是良渚古城发现、高坝系统勘探的主力技工。他决定过几天忙完手头的活就着手勘探。

2011年4月24日中午吃饭时，老祁告诉我，经过勘探证实，那条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同时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条坝的东西两侧，还另有两条人工短坝！其中东侧一条已经被新104国道截断，西侧那条则非常短，卫片上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这三条坝，后来被我们命名为狮子山（东）、鲤鱼山（中）和官山（西）。

初战告捷让我们信心倍增。我又打开卫片仔细观察，又发现三个坝西面三四个新的疑似点，在2013年9月28日下午，祁自立和我在北侧水稻田里钻探，范畴在高垄西侧断口下勘探。忽然范畴喊我过去，说是发现了草包泥！草包泥是人工堆筑最具说服力的证据。第4条水坝被发现了，再次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由此，南侧的这组新的水坝就被整体揭露出来，因为它们的坝顶高度大致在10米左右，我们称为低坝系统。它们通过栲栳山、毛元岭等自然山体，最终和塘山连接，构成了南线大的屏障，与北部山谷间的高坝群形成呼应。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塘山并非独立的水利设施，而是整个水利系统的一部分。至此，整个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框架基本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