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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灾难,都不止是一场救援战,更是一场信息战。
01
我们为什么需要灾难报道?
7月21日凌晨3时
河南省防指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Ⅱ级提升为Ⅰ级
我们也更应从公众的呼唤中重思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进入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机制、人员、内容生产方式、话语、人员等等都在求新求变,力求融合与转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曝光率”“触及率”的问题。但真正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还是传播内容背后的公信力、人本关怀、价值引领。
面对灾情,积极凝聚社会共识更是主流媒体义不容辞之责。通过信息通达构建信任机制,舆论引导进行社会动员,风险预警降低灾害损失,如此让媒体以及救灾工作都不会陷入被动境地。
02
我们不需要怎样的灾难报道?
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灾难报道来感知风险、寻求应对。但我们也应当反思,灾难在网络中收获的关注、报道、流量,是否一定和其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某种比例?
不乏有人用微博热搜榜中“洪灾”相关的话题数量来判断本轮洪灾的严重程度。但对于每一个经受洪灾的个体而言,其承受的可能都是一辈子的经营毁于一旦。这并非流量、数据后冰冷的数据、算法可以真正衡量的。
暴雨积水致12人遇难
郑州地铁集团官网变黑白色
水库发挥调节功能是防洪减灾的正常操作,这种感情鲜明、观赏意味极强,抑或吸睛,萌化的标题导向,却无形中消解了灾难的严峻,更忽略了泄洪决定背后所需的权衡、推盘、通知、检查等等不容有失的工作;灾区群众、基层干部、防汛官兵、渔业工作者所承受的心理重压、昼夜不眠;渔业资源和相关行业的巨大损失以及漫长的重建恢复。
用轻松的话语营造的诙谐拟人“灾难”形象也显得格外刺眼。主流媒体话语的转型应当是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绝非这般没有原则地向网络文化和流量热度靠拢。公共利益、人民中心等底线的失守,最终消解的将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
灾难美学式的煽情传播
目前,河南的抢险救灾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之中,但一些媒体热衷炒作“灾难美学”的DNA又在蠢蠢欲动。
此类操作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鄱阳发布”在去年汛期间发布的一篇名为《洪灾也不是个彻头彻脑的坏东西》的报道,热烈赞美了灾难如何激发了社会的正能量。与之异曲同工,我们也不难回想到青年大院的那篇《如果没有澳洲这场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国33年前这么厉害》又是如何“反向”赞美灾难的。
好在,“鄱阳发布”迅速删除了文章,青年大院也在2020年底被永久封禁。但类似的“灾难美学”却根深蒂固,“低级红”随处可见。
过度煽情式的报道使灾难事件转变为“灾难美学”,无疑会挤压真实灾情信息的生存空间和传播通道,使得整体的新闻价值降低。也会带来民众的误判,干扰有效信息的获取。
我们应当赞美洪灾中挺立为堤坝的救灾官兵、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但若偏颇为对灾难的赞美,则无疑是对所有灾区人民的漠视,所有人为抗击滔滔洪流做出的牺牲和努力,都将被消解为“灾难美学”的一个个冷漠的片段。
对灾难的美化、消费,无论表现如何,其实质都是媒体专业素养以及人民本位的失守。是基本的同情心、同理心的缺失 ,是对热度的虚幻想象和盲目追求。
03
我们需要怎样的灾难报道?
内容:信息通达与价值行动共同体
②防灾减灾,解疑释惑 ——形成价值共同体
对洪灾形成原因、防灾减灾措施、未来发展趋势等为公众解疑释惑。回击谣言,消解恐慌情绪,并促成公众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以采取行动,避免形成更大的社会动乱。
聚焦抗洪救灾过程中的互助行为、坚守精神,通过对救灾坚强力量的报道,为灾区人民注入一针强心剂。
深度报道、写作特稿,聚焦洪灾中的平凡个体,告之公众以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形成关心关注的社会氛围。
通过以上正向事实与价值层面的引导,形成力量广泛团结一致的抗洪救灾价值共同体。
③募集号召,关心动员——凝结行动共同体
利用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连接优势以及影响力,发动募集、动员号召、协调多方支援力量、报道领导人及指挥部指示,由此告知引导公众如何行动,调动各方力量,凝结抗击洪灾的行动共同体。
提示:以上内容其实隐含了大众传播的三功能框架,这一框架也适用于回答关于媒体与社会治理的其它议题,比如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疫情报道中的媒体作用
伦理:隐私、最小伤害与同情
有学者总结了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与操作准则:
专业知识:精准表述 、权威信息
记者应当学习掌握防汛抗洪、防灾等常识和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包括区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的公共事件分级;汛情预警级别;汛情预警信息内容;汛情预警发布的基本程序;n年一遇的概率表述等等。
避免擅自发布、不精准发布信息,引发社会恐慌和谣言,阻碍抗洪救灾工作。
叙事:慎用技术 、善讲故事
职业素养与公众素质:坚守人民中心
行文至最后,最重要的依然是记者与公众生而为人的人本精神,以及身处信息与热度洪流中的素养与坚守。关注灾难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处境,秉持专业的素养;警惕并突破茧房,培养公共参与的基本意识,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以此共克时艰。
1998年抗洪投入兵力27.4万人
战士们挺立为堤坝,挽手在洪流中
1998年,许多记者前往前线,他们系着小钢牌,刻着个人信息,以备不测。这场洪灾已沉入历史的波涛,但是新的灾难仍在接踵而至,媒体对自身的反思与鞭策也不应停止。
2020年以来,我们笼罩着疫情时时散点暴发的重压,一只只“黑天鹅”“灰犀牛”让每一个人都身处不确定的洪流之中,举步维艰,负重前行。水深火热之中,仍未停歇的洪灾为这沉重而魔幻的“后疫情时代”雪上加霜。
“在狂风暴雨的激流中颠簸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晴朗的天空多么的可贵。”身处当下,媒体是否能如1999年新春,洪灾平息之后《南方周末》新春献词中所写的那般:“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呢?
参考文献:
《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以及破茧路径》彭兰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许向东
《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王卉
《重思风险传播背景下的媒体责任》丁骋
《“懒人行动主义”:转、赞、评出来的自我满足》北大新媒体
《将灾难萌化是媒体之耻》典林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