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变: 中美矛盾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加速到来 | 文化纵横8月新刊

中美矛盾上升为

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几大事件，标志着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战略正式形成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与中国的科技与战略竞争为核心诉求，正式开启美国以国家意志为标志的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

随后的6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启动欧洲行程，在G7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上显现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联合盟友、动员价值观联盟，形成对中国的全球围堵。

此前的2021年3月，美日印澳对话会议的召开，剑指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准政治军事结盟进程。

拜登政府执政的半年时间内，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不管中国如何示好，不管美国内部如何意见分歧，这一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自美国克林顿政府时代起，中国的重要战略诉求之一，就是避免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打压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崛起进程创造战略机遇期。近30年过去，由于中国的崛起，由于中美国力水准的日益逼近，中国已经不可能依靠他人躲避美国的战略攻击了。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中美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

此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有部分中国人心存幻想，希望中美矛盾能够局限在经济科技领域，希望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执政风格之后，美国能够回归理性。然而拜登政府的系列行为却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体制的、发展模式的种种矛盾冲突皆为次要原因，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对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形成了实质性挑战，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美国资本、美国精英阶层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对于美国统治精英而言，失去老大地位，绝不意味着顺序降为世界老二，而意味着美国今天所可掌控的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失去美国第一，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一切。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将对中国内外环境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倾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将导致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将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也将面对重大考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矛盾将是内外诸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没有外部矛盾的清醒认知与冷静处理，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会失去基本条件和前提。

中美矛盾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经济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与投资网络，创造资源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循环流动的经贸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益，中国更会从中受益。

此次欧洲之行，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目标就是替代“一带一路”。如果这个计划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落实，则美国更现实的选择，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性国家或地区下手，制造动乱；或扶持反对派，中断“一带一路”的联通性，制造资源流动的“肠梗阻”，由此扰乱“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的网络体系。

政治与外交上，中美矛盾的上升，将催生意识形态外交与结盟政治。美国以“民主vs.威权”之名，以价值观外交为武器，动员西方意识形态同盟。与此同时，又以北约与亚太传统盟国为基础，强化结盟政治，构建围堵中国的联合阵线。

这对中国的务实外交与不结盟外交（新型大国外交）造成巨大挑战，在强敌环伺下，逼迫中国不得不以相同手法反制，以意识形态画线，或以结盟政治进行反应。而这些选择，均与中国的外交传统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

从军事上看，中国周边地区风险系数均会不同程度上升。为了破坏中国崛起势能，制造中国崛起的风险指数，美国会人为制造热点与冲突，甚至会在局部地区进行军事冒险。从美国霸权维护与管理的历史观察，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制造冲突并搞乱他国的经验与传统。这种风险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中国是个有核国家而消失。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也将对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上，中国将可能被逼走进内循环，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这种改变，一方面可能强化中国经济科技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因外部资源和外部空间受到挤压而萎缩。

政治与社会生活上，由于外部强敌打压，社会心态可能会由开放转向内敛保守，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会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行政体系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进一步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机制的平衡会被打破。这对构建高效有序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会带来负面效应。

▍中美矛盾冲突的新特点及未来可能的走势

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中美矛盾冲突的升级，发生在中国国力整体处在上升的轨道上，而美国的国力整体处在下降的轨道上，这使得美国号令天下的能力大大下降，其与盟友进行利益交换的本钱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与美苏冷战不同，中美经济利益深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经常不一致，由此导致美国统治集团难以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抉择，打压、竞争与部分合作经常混在一起，无法操作。再者，中国与苏联等传统对手不同，中国并无输出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冲动，外交上谨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旗帜，经济上追求各国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这种由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理念所影响和决定的整体外交风格与国家特质，决定了美国难以以意识形态为由进行全球性的有效政治动员，其盟友也难以完全响应美国号召，彻底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合纵”，很容易打破美国的“连横”。

中美矛盾的陡然升级，导致中国压力加大，也必将导致中国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的改变。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进行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对于我们完成“十四五”规划、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域外

打中国牌：“拜登主义”外交的算盘   

孔元

对抗中国会成为美国两党的黏合剂吗？  

刘洋

▍特稿

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

刘小枫

普世民主的理想与并不理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并不真实，它不过是美国政治人的一种政治修辞，因为，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担纲者和守护者这一道德形象只是一个历史假象。

▍封面选题：创新的中国时刻

向更高质量和更高附加值的技术和产业环节进军，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内生诉求和天然权利。如今，作为曾经的全球技术创新发动机的美国，在自身创新势能逐渐乏力之时，却试图阻挡中国企业攀登技术创新高峰。在这场国际创新竞争中，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深入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明智的决策与坚定的行动，推动中国自主创新持续前行。如此，才能捍卫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建设本土创新共同体——国际创新竞争背景下中国的困境与出路

封凯栋 纪怡

重塑技术创新优势？——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回归的历史逻辑

李寅

打造创新链——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厦门宏发经验

孙喜

贸易断裂背景下的供应链重组与中国创新机遇

郭年顺

产业政策如何打造竞争优势——杭州与深圳云计算产业的比较研究

高柏 茹怡

▍新发展知识

反思工业文明与经济发展——后发者的视野

瞿宛文

要真正理解后发地区的处境，推动发展并进而设想未来，必须先放弃西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是“常规与必然”的假设，以后发者的视野，回到历史现实，正视殖民遗产与南北关系的影响，面对自身政治社会组织重组的挑战，才能开始理解自身，也才可能有效推动自身的现代经济发展。

▍专题：数字时代的劳动

当世界进入“数字时代”，随着多种样态的互联网经济模式的崛起，劳动作为人类一直以来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也在经历巨大变革。一方面，劳动者不再是面目单一、人身自由被严格控制的流水线工人，而似乎对劳动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空间和个性化的呈现，与雇主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平等；但另一方面，通过算法的操控，平台对劳动的整体性支配也逐渐形成，在自由人的自由劳动的表象下，一个劳动者被愈加盘剥又愈加缺乏生存保障的时代似乎正在降临。这一充满复杂性和对立的时代问题，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平台劳动：从“乌托邦”到“利维坦”

周安安

算法可以中立吗？——“零工经济”的新可能 

贾开

▍世界观

周方冶

泰国政治日趋极化，根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发展道路的转型困境，即原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致性难以维系，但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及时重塑。这使得新兴政治力量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张力始终得不到有效舒缓，社会裂痕持续扩大，政治对立与冲突不断升级。

历史伤痕的当代阴影——韩国对日关系的社会政治 

杨延龙　张蕴岭

▍地方

寻回失去的论述能力——台湾人的国语经验

郑鸿生

在母语的论述功能在日据时代被摧残、光复后也没能恢复传承的情况下，父执辈是无法传述给我们一套文学与论述语言的。因此，“二战”后出生的我们这代本省人，别无选择地必须尽快学好国语，以便能顺利地进行文学创作，与人论辩，并拓展出一片思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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