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的结局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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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过年回家，走亲访友、人情往来是中国人必做的“功课”。尽管中国已经告别传统社会，但人情模式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个“人情超级大国”，未来会走向何方？
韩少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人情文化基因，植根于几千年的农耕定居生活经验。这种生活形态孕育了稳定而绵延的家族体制，及其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乃至社会和国家结构都只是“家”的延伸，一切公共关系和事务的处理似乎都是对家族伦理准则的模仿。由此，中国文化形成了近事重于远事、实用重于公理的特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走向混合或和合形态，这与欧洲游牧和海洋民族变动不定的生活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他指出，进入现代社会后，人情社会结构给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现代化带来额外成本，但同时也让中国人取得许多成就。而欧洲文化开出的两种解决现代问题的模式——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遭遇了自己的困境。他认为，中国现代化不应是苏联或美国的重演，这是一个未来的空白，关乎全人类的价值选择。这个世界需要技术和财富但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再造文明的原创性活力，一个更“善”而不一定是更“真”的现代化。希望这种现代化，不会与中国擦肩而过。
本文原发表于《读书》，后收录于《性而上的迷失》《熟悉的陌生人》等随笔集，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人情超级大国
▍一
走进中国南北的很多传统民居，如同走进一种血缘关系的示意图。东西两厢，前后三进，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脉络分明，形貌和气氛肃然，一对姑嫂或两个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态，也在这个格局里暗暗预设。在这里的一张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从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声，回声四应，余音绕梁，一种家族情感和孝悌伦理油然而生。
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民居里活了数千年。
这些宅院会繁殖出更为庞大的村落，如农耕定居的历史枝头挂上累累果实。高家庄、李家村、王家寨等等，一住就是十几代或者几十代人。即便偶尔有杂姓移入，外来人一旦落户也热土难离，于是香火不断和子孙满堂也寻常可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秉承明确的血缘定位，有上下左右的亲缘网络，叔、伯、姑、婶、舅、姨、侄、甥等各系亲戚的称谓不胜其繁，常常令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一头雾水。英文里有关亲戚的称谓要少得多，于是译嫂子和小姨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 in law）”，译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 in law）”，如此等等，似乎直系小圈子以外已经人影模糊，诸多身份有赖法律确认，有一点法律至上从而“N亲不认”的劲头。
农耕定居才有家族体制的完整的延续。“父母在，不远游”；即便游了，也有“游子悲乡”的伤感情怀，有“落叶归根”的回迁冲动，显示出祖居地或原居地的强大磁吸效用，诸多心态与行态都指向家园——这个农耕文明的特有价值重心。海南省儋州的人曾告诉我，他们先辈的远游极限是家乡山头在地平线消失之处，一旦看不见那个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较而言，“马背上的民族”就难有家园，逐水草而居，趋时令而途，习惯于浪迹天涯，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大区域，“家园”概念也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一个纯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亲怀他在一个地方，生他在遥远的另一个地方，抚育他在更遥远的另一个地方，他能把什么地方视为家园？一条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线的尽头，一曲悲怆牧歌在蓝天白云间飘散，他能在什么地方回到家族团聚的怀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对窄小的世界。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亲戚的墙垣或者邻家的屋檐，还有一片森林或者一道山梁，常常挡住了他们投向远方的目光。因此他们是多虑近而少虑远的，或者说是近事重于远事的。亲情治近，理法治远，亲情重于理法就是他们自然的文化选择。有一个人曾经对孔子说，他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发现他父亲偷了羊就去告发。孔子对此不以为然，说我们家乡的人有另一种正直，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里面。这是《论语》里的一则故事，以证“法不灭亲”之理。《孟子》里有一个故事更凸现出古人对人际距离的敏感。孟子说如果现在有同屋人相互斗殴，你应该去制止他们，即便弄得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也可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邻居在门外斗殴，你同样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在这里，近则舍身干预，远则闭门回避，对待同一种事态可以有两种反应。孟子的生存经验无非是：同情心的标尺可以随关系远近而悄悄变易，“情不及外”是之谓也。
孔子和孟子后来都成了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其实是不能不虑远的，不能不忧国忧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着这一思维轨道，他们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里及外，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但他们无论如何勉力宣示道统和政统，上述两则故事仍泄露出中国式理法体系的亲情之源和亲情之核，留下了农耕定居社会的文化胎记。中国人常说“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重于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儒学前辈们“不语乱力怪神”，又称“不知生焉知死”，搁置鬼迹神踪和生前死后，于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一直与宗教隔膜。与犹太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地区不同，中国的知识精英队伍从来不是以教士为主体，而以世俗性的儒士为主体，大多只关心吃饭穿衣和齐家治国一类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汉区的多数道士和佛僧，虽有过探寻宇宙哲学的形而上趋向，仍缺乏足够的理论远行，在整个社会实用氛围的习染之下，论着论着就实惠起来。道学多沦为丹药、风水、命相、气功一类方术，佛门也多成为善男信女们求子、求财、求寿、求安的投资场所，是一些从事利益交易的神界连锁店。
一六二〇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这三大发明首先是在文学方面、其次是在战争方面、随后是在航海方面，改变发整个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引起无数变化，以至似乎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提到的三项最伟大技术，堪称救世和创世的三大发明，无一不是来源于中国。但中国的技术大多不通向科学，实用大多不追究公理，缺乏希腊哲学家从赫拉克利图、德谟克里特一直到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识传统——这既是欧洲宗教的基石，欲穷精神之理；也是欧洲科学的基石，欲穷物质之理。中国缺乏求“真”优于求“善”的文化血脉，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发育的足够动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西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航海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后来居上。这是现代中国人的一桩遗憾，但不一定是儒生们的遗憾。对于一个习惯于子孙绕膝丰衣足食终老桑梓的民族，一个从不用长途迁徙到处飘泊四海为家并且苦斗于草原、高原和海岸线的民族，它有什么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么多闲事？包括去逐一发现普适宇宙的终极性真谛？——那时候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没有灼烤得他们坐立不安。
中国人习惯于沉醉在现实感里。所谓现实，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因此当中国的知识眼界定格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时候，欧洲人却一直在马背上不安地漂流和动荡，并且在匆匆扫描大地的过程中，习惯于抽象逻辑的远程布控，一直到他们扑向更为宽广的蓝色草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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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子和叉子，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和斗牛以及集体圆舞，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特有的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骠悍生活的遗痕。这都是欧洲人可能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资料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暗涌动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总是不断启程上路的岁月。
当然，说欧洲人都是游牧后裔并不全面。他们虽然没有东亚地区那么足够的雨水和温暖，却也有过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有过农耕文明的繁荣。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变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份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 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始就并非全民作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
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除，妇女、工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内部民主已经药不对症和力不从心，如果没有沟通和整合全球各个族群的超国家民主，没有更为开放和更为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以及最后必不可少的全球性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长着无数脑袋的巨型怪兽，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
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对于传统民主国家和传统集权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观察家曾经写到：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观察家们对此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观察家十多年后再去台湾的时候，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现代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蒋介石就曾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章子代表公事公办的法度，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不是时时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
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熟人）。一位警察曾经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效率不高，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这种“见熟就护”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耗费，还有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解决纠纷时宁愿走“黑道”而不愿意走“白道”，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据实而言，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穷了几千年”，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在西方，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就像今天进入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重要参考，就像一个世纪以后舶来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一样闪耀着文明之光。在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
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但有时也有超理法的魔力。认人、认情、认面子，就足以使有些团队——（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这样）团结如钢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以及一些“贤人魅力”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偶然。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公私界线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着。公公界线不清，故法人“三角债”或“N角债”能清则清，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过而不是度过难关。私私界线不清，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亲戚的，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买下单，留给哥们儿结账时一份惊讶和温暖。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节转移，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AA制，还能容你们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轰轰的大国问题严重居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相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如果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和大眼界，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事情”。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实证客观规律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还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更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来处置人事，内方少不得外圆，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用不着他求。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言，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民间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有限的汲收消化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几千年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1/30（据钱穆）。似乎也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至弱之时，郡县官僚的统一行政也从未解体，采邑割据总形不成大势。似乎更没出现过标准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明清两代的商业繁荣曾雄视全球，但“红顶商人”们亦官、亦儒、亦侠，怎么看也不像是欧洲的中产阶级。这样数下来，欧洲知识界有关社会进步的四阶或五阶模式，没有一顶帽子适合中国这个脑袋，于是马克思只好留下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存而不论，算是明智地留下余地，不知为不知。
如果硬要说制度模式，中国似乎只有“自耕小农/官僚国家”的一份模糊，既没有过纯粹的公产制，也没有过纯粹的私产制，与欧洲走的从来不是一路。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开始，历经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语），“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小农从政府那里授田，缴什一税，宽松时则三十税一，差不多是“责任制承包经营”，遇人口资源情况巨变或者兼并积蔽严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调整和改革，重新计口派田，再来一次发包，没有什么欧洲那种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都是国家导控之下“耕者有其田”这一均产传统的延续。
西方主流知识界不大习惯这种非“公”非“私”的中和，甚至不大愿意了解这一盆不三不四的制度浆糊。特别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结下了甜果也结下了苦果，知识精英们自然分化出两大流派，分别探寻出各自的普适公理，以规制人间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盲目的财富。流派之一，是以“公产制”救世，这符合基督教、伊斯兰教——而且特别符合犹太教的教义，作为西方主要教派，它们都曾经提倡过“教友皆兄弟姐妹”式的教内互助和财产共有，折射出动荡和灾难的黑暗背景，闪烁着下层贫民的理想之光。欧洲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等，不过是把这种公产制由宗教变成了世俗伦理，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坚贞教徒；而犹太人马克思，不过是再把它从世俗伦理变成了批判的和斗争的政治经济学。
显而易见，共产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而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之一，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当然遥远而陌生。公产制在表面词义上能与中国的“公天下”接轨，正如“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等等也都能在中国找到近义词，无不激发出人们改造社会的热烈情感。但作为具体制度而不是情感标签的公产制一旦实施，连激进倾向中的毛泽东也暗暗吃惊和满腹狐疑。针对苏联斯大林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革命样板，他在《政治经济学笔记》中曾多次提出中国还是不能没有“商品”和“商品关系”，并且给农民留下一块自留地和一个自由市场，留下一线公中容私的遗脉。毛泽东以外的高层现实派，虽然也曾膜拜过苏式公产制教条，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软磨硬抗地抵制“共产风”，一直到八十年代后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城乡的普遍推广，彻底与斯大林模式告别，重启本土传统制度的思路，被知识界誉之为“拨乱反正”。
苏联是欧洲现代化向东的扩展。如果公产制是这一东进的主题，那么欧洲现代化西进的另一个主题则是私产制，最终越过大西洋，在美国实现巅峰性的效果，让欧洲也望尘莫及和隐隐不安。私产制其实是欧洲出产的另一种公理，同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两个理论家咬着笔杆想出来的。游牧群落长于竞斗的文化，不赛马、不斗牛、就有角斗士上阵，优胜劣汰乃至弱肉强食在这里几乎顺理成章。这正是蓄奴领地、封建采邑、资本公司等一系列欧式经济制度的人文基因。这些制度皆以“私”权为基，既没有印度、俄国传统的村社制之小“公”，也没有中国传统的郡县国家制之大“公”——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只有数百个城邦的分崩离析，一个人可能知道自己居地的小地名，可能知道自己是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却不一定明白民族国家为何物。可以想象，这种竞斗文化加上散裂社会，一旦与工商繁荣结合起来，一旦与新教改革的世俗价值取向结合起来，私产制的理想就自然流淌到了亚当·斯密一类学人的笔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产制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一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来说，同样遥远而陌生。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大体不离汉代董仲舒的路线，所谓：“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依此众人之“情”行事，不一定合“理”，特别不一定合西学之“理”，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但求一个均衡的安足：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社会基础的主体永远是自耕小农的汪洋大海，而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贫富两极。一句话，是“中和”而不是“零和”。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身为一巨富总有“为富不仁”的精神压力，于是“富”而求“贵”，以公益事业换得道德和政治的地位，成了很多富人的选择。提携穷亲戚和济助穷朋友，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不似某些法律逻辑下的你我两清：不帮你是正常，帮你一把是额外恩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国家和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在经济生活中退场，特别是在乡村，几千年来的责任田以不可买卖的终极公权，承担着中国70%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如此刚性资源约束之下，不是没有人想瓦解公权，是没有人可能瓦解公权：稍解实情者，都不敢设想兼并土地以后的滚滚流民大潮！
有意思的是，这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可能不是加速集中农业资本和增加GDP的最佳制度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花开别处：如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土地为依托，便与欧洲当年赤条条流落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一旦遭遇萧条周期，倒多出回旋余地，从都市撤回乡村便是。一支进可工退可农的庞大劳动群体，为亚洲金融风暴一类经济危局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抗风险的弹性机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非某些西方精英所能体会。
“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也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当公产制的苏联在上一个世纪末叶受到重挫以后，也不过十多年，私产制的美国也在这个世纪初陷入衰退，拉美、日本、东南亚等外围区域先一步寒流滚滚，最后的老营本部也阴风习习。这两个分道远走的欧洲之子，这两个欧洲文化不同门派的掌门人，都曾如愿以偿达到过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的鼎盛，如今却面对着中国火热的崛起。在它们看来，中国崛起得有点不规不矩，如同一大锅熬了些年头的中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难以分说；一会儿似危兆迭出，一会儿又似奇迹频生；事情好了不知是哪一味药奏了效，事情糟了也不知是哪一味药添了乱。真是让人有点为难。
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也曾师从美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是继欧洲之后和继苏（及东欧）美（及亚太和拉美）之后全球现代化的第三阶代表之一，虽然算不上欧洲文化的亲子，却也可算得个养子。只是这个养子长来长去仍是黄肤黑发，仍是一副较为陌生的容颜，不易得到准确的理论辨认。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擅西方式的公理，自己的事没法对别人说清楚。由人家去说吧，无论“奴隶”还是“封建”，无论“姓社”还是“姓资”，以西方公理来叙述中国现实，总是有点像用芭蕾来跳京剧，在象棋盘上走围棋，毕竟有隔。这些不着痒处的话听多了，邓小平干脆来一个暂时的“不争论”，给外部世界一个沉默大国的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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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明朝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以及成绩卓著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仑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了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加遥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他们原来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王道”而不能“霸道”。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明朝财政紧张，全球人情网的编织显得过于成本昂贵，于是中国只好撤离大海。航海技术从此一直闲置和荒废，全世界的无边海洋便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更十分惊讶于中国人为何不好战。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中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很多欧洲知识精英始终不大明白，一个堂堂大中国为何只有郑和这样的公共关系舰队，只有一种不合乎时宜的笑脸外交。
没有多少人领中国的这一份情。
多情还被无情恼。这样的教训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新派信念，温良恭俭让成了这些人过时的累赘。尽管中国人说“事情”“情况”“情形”“酌情处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仍有“情”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在很多人那里已经不再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式的西方化潮流滚滚而来，但很难化出一份宗教与世俗的平衡：有宗教时无世俗，于是革命革得无情；有世俗时无宗教，于是赚钱赚得无情。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号召大家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中国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最核心的部位，正承受着高压和冲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极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吗？如果不是，这种人情的一次次冷却是不是让我们离现代化更近？是不是能让我们都搭上驶向幸福和文明的快车？
或者问题是这样：这种“吃熟”和“宰熟”之风，是不是刚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有太多的“熟”可吃和可宰？是否刚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尚有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的人情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一再被负面地利用，一再成为束缚和灾难，那么正面地用之于制度建设是否也有可能？改革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到月球上去拿一个跳高冠军，因此我们能否从现实出发，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
制度是文化，制度的形成有赖文化的滋养。即便是转基因式的制度切换，也离不开有关物种选取和适配。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人情超级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肯定不是苏联或美国的重演。这是一个未来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个空白还将关联到全人类的价值选择，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佗、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出自一个西方人，显示出全球现代化运动的及时自省。这个世界需要技术和财富但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更多的超级大国，不需要乏味而且注定苦涩的复制，而需要再造文明的原创性活力，需要一个更“善”而不一定是更“真”的现代化，一个更亲和而不一定是更强盛的现代化。如果这种另类幸福和另类文明是可能的话，如果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擦肩而过，那是中国的遗憾，也是世界的悲哀。
如果是那样，即便中国在某一天阔得金元遍地，也只是人类历史中一片乏“善”可陈的黯淡废墟。
本文最初刊登于《读书》2001年，后收录于《性而上的迷失》《熟悉的陌生人》等随笔集，原标题为“人情超级大国”。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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