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触：苔藓的多重含义

英格兰德文郡，长满苔藓的树木。© Adam Burton/Alamy

2021年冬日来临之际的某一天，住在牛津的我去自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在一条可以俯瞰城市的长椅旁，我偶然发现了一根长满青苔的圆木，在阴沉的天光里绿得发亮。苔藓的叶子像最精美的刺绣一样细小精巧，像保鲜膜一样薄。我用指尖轻轻拂过这张羽毛床，惊叹于它的细微和复杂，旋即拍了一堆照片。

我上一次触碰苔藓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又是在什么时候？我记得树木、河流、山脉，却对苔藓全无印象。但在那一天，我觉得似乎是苔藓在召唤我，召唤我去注意那藏身于巨大树木表亲之间的它的严谨和美丽。

©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或者说，苔藓对我而言象征着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触碰的意义，思索我已多久没有触碰大自然。我生活在一座公园和草地比比皆是的城市，但我与大自然的接触却并不足够；我只是望着它——观赏性的桦树、运河、灌木篱笆上的玫瑰。夏日里，我会和友人一起游泳，或是晒日光浴、在沙滩和草地上打滚，但一等我们回到各自干净的家中，我就又和大自然断了接触。

我寻求的是小剂量、恰到好处、卫生的自然。

冬天是唯一真正触碰到大自然的季节。在冬天，不管你把自己裹成什么样，总会有一滴雨点找到你。雾会笼罩住你，把它的湿气留在你的脸上。干冷的空气会使你的嘴唇裂开。你吸气的时候，薄雾会触到你的鼻孔和喉咙内部。你会感觉到冬天触碰你的耳背。冬天的身形无处不及。

但在冬天，工作最为努力的是苔藓。在每一根圆木上、每一块岩石间、每一道裂缝里，它生长、生辉。

那年冬天，日复一日地，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触摸苔藓：在人行道和墙上，在柳树的树皮上，在金属制的窨井盖上，在墓碑上，在船屋的屋顶上，在废弃的自行车上，在铁路桥下。只要有足够的阴凉和水分，苔藓喜欢到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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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非维管植物，它缺乏精细的根茎结构（此处原文为“shoot”。其实苔藓是有“茎”的，只是它的茎叶没有维管组织，而shoot指的是植物与根相对的、有维管组织的地上部分，中文没有统一译法，视情况译为枝、茎、冠等，这里暂译“根茎结构”。译者注）；它没有可称为“根”的部分。苔藓从它们的单细胞叶子中吸收水分和营养物质，这些单细胞叶子被别出心裁地设计成可以留住相当于自身重量30倍的水分。在冬天，如果你曾经停下来凝视一片苔藓，触摸它的表面，你会感觉像是触到了一块湿海绵。你也会意识到，虽然碰第一下时可能会感觉很柔软，但那里藏着的是一个质地多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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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背面扫过苔藓时，细小的茎状结构会挠得我发痒。这些茎从苔藓叶中探出来，被称为孢子体，每个孢子体的末端有一个孢子囊。待风和水把这些孢子带离它们的源头，苔藓便由此繁殖。孢子体长得比苔藓层高很多，使孢子能够传播很远，长出一个新的群落，一个新的家庭。

城市居住区内最常见的苔藓之一是墙藓（Toutula muralis），也叫墙螺旋藓。和大多数初学者一样，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种苔藓。某天，在雨后的明朗蓝天下，我观察到生长在砖砌围墙上的成片墙螺旋藓的孢子囊膨胀到了平时的三倍大。这让我很吃惊，我想这可能是它们生长周期中的另一个阶段，只是我还不曾读到过。我双膝跪地，视线与墙藓齐平，向孢子体伸出指尖；但我的手停在了半途。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我意识到孢子体完全没有胀大。只是每个孢子体的周围都留住了一滴水珠，像个微型水球或是孕肚似的。

许多分钟过去，天又开始落雨，更多的雨水降下来，渗进苔藓层。我记起自己还有事情要做，但这些事在一层苔藓前显得有点荒谬，甚至是微不足道。这就是苔藓教给我的第一课：你可以触碰时间。不是我们人类的时间，甚至不是哺乳动物的时间，而是地球的时间。

几个小时后，当我忙好城里的事情回来时，孢子体仍然在原地，仍然抓着水珠。通常情况下，一层苔藓需要25年才能长厚一英寸（2.54厘米）。但是苔藓已经存在了至少3.5亿年，是最早从水里来到陆地的物种之一：正如罗宾·沃尔·基默尔（Robin Wall Kimmerer）在《三千分之一的森林》（Gathering Moss）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苔藓是我们的长辈。它是与我们共享城市和公寓的物种，是人类时间及其灾难性速度的见证者。

要是只靠触摸苔藓就足够让我们体验它的时间节奏就好了。

© Plant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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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触觉是最普遍的感官知觉。最近，我开始相信触碰大自然也许就是与它重新建立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一些研究认为，涉及用我们的身体接触非人类实体的活动——例如赤脚走路[1]或游泳[2]——可能有助于我们培养与非人类世界的情感和伦理关系。

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和写作关于人类感知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是通过身体的知觉和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虽然视觉在这个理论下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通过视觉来判断一个物体相对于我们的身体是远是近、是大是小，但是触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大圣玛利亚村遗址（Ruinas Santa María la Mayor），覆满苔藓的古老砖墙。© Sebastian Jakimczuk/Alamy

触碰将我们重新导向存在的基本条件——导向他者的必然性，无论对方是人类与否。触摸他者时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刻，因为我们也总在被他者触摸。

在梅洛-庞蒂身后出版的作品《可见的与不可见的》（Le visible et l'invisible，1964）中，他给出这样的类比：当我的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时，是哪一只手在触，哪一只手在被触？我们有眼皮，我们可以捏住自己的鼻子、捂住自己的耳朵，但我们没有天生的皮肤保护层。我们无法关闭自己的触觉。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类生存也就是作为触者生存，是始终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去触、去被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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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观上，触碰大自然可以跨越物种间界限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而植物王国中难道还有比藓类及其亲族苔藓植物更能体现触碰的存在吗？苔藓就是轻轻一触。它不会戳进所触生物的肌肤。它也几乎不从它所接触的宿主那里拿走任何东西：苔藓不是寄生虫。然而，它软化树木、防止土壤侵蚀，还为我们难以注意到的小小动物提供庇护所。

它不断地与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生物接触，包括我们。在热带雨林里，在城市人行道上，苔藓向我们招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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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如今的居所——牛津大学900年的历史中，苔藓之触迷住过许多人。但是，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劳利（Mark Lawley）指出的那样，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单独针对英国苔藓的研究。

德国植物学家约翰·雅各布·狄勒纽斯（Johann Jakob Dillenius）是记录英国苔藓多样性的关键人物之一。狄勒纽斯在吉森大学（JLU）学习医学的同时对植物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那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吉森周边自然起源之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sponte circa Gissam nascentium，1718）。在本书中，他将数种藓类和真菌归入了“隐花植物（Cryptogams）”这一标题下，隐花植物指的是通过孢子繁殖的植物，也被称为“低等植物”。

植物学家约翰·雅各布·狄勒纽斯（1684-1747）。© Wikimedia

当时，也许只有少数植物学家愿意花时间用双手去触碰那他人走过、动物排泄过的地面。但狄勒纽斯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成果给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威廉·谢拉德（William Sherard）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彼时，谢拉德刚从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收来大量植物，正在找人帮忙将它们分门别类整理好。他为狄勒纽斯提供了一份工作，地点就在他位于伦敦郊外埃尔特姆（Eltham）的花园。1721年，狄勒纽斯移居英国，着手分类谢拉德的植物收藏、研究英国的苔藓，还开始编写一本英国植物图览（一种带插图的目录）。

在英国的头七年里，狄勒纽斯时而住在埃尔特姆，时而回到他位于伦敦的住处。1724年，他出版了他在英国完成的第一本书，即《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第三版，该书的初版由剑桥的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在1670年写就。

在1696年的第二版中，雷已经列出了80种苔藓，而根据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George Claridge Druce）的说法，狄勒纽斯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40种真菌、150多种苔藓和200多种种子植物。狄勒纽斯将隐花植物分为“真菌”和“藓类”，但不包括蕨类植物和木贼属植物。

这也许是第一次有人对“低等植物”给予了细致而独特的关注。光是想象一下就让我着迷：有这么一位18世纪的绅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触摸和收集英国的苔藓。我们对狄勒纽斯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但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热爱苔藓，喜欢与苔藓为伴的生活。至于身处在英国人之间的日子？那就不怎么喜欢了。

英国德文郡，维斯特曼森林（Wistman's Wood）国家自然保护区。© Mike Read/Alamy

经过三年的严谨工作，他在雷基础上修订的新版《纲要》得以出版，但书上没有署他的名。他的出版商（和谢拉德）担心，英国人民不会喜欢在一本关于本国苔藓的书上看到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在给理查德·理查德森（Richard Richardson）的一封信中，狄勒纽斯说起自己的匿名《纲要》已获出版，并为自己没有机会将这本书公开献给理查德森而表示了遗憾。理查德森是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植物学家，也是狄勒纽斯的同事。

尽管有此缺憾，狄勒纽斯还是希望理查森能说服谢拉德让他继续自己的梦想——撰写《苔藓史》。他写道：“我指的是《苔藓的历史》，如果我能抽出时间来完成它……可否请你……说服他让我每周有一天时间可用于此事。”

直到1732年，狄勒纽斯才找到他所需的那每周一天来写他的史书。虽然狄勒纽斯也享受编写图览的工作，但他真正的热情在于低等植物。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他一边编写谢拉德的图览，一边期望某天能自由地投身于苔藓研究。1728年，谢拉德逝世后，狄勒纽斯的命运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谢拉德把他的书和植物留给了狄勒纽斯，还给了牛津大学一大笔钱，用于保留一个植物学的教授职位。在他的遗嘱中，他任命狄勒纽斯为第一位谢拉德教授。

1728年，狄勒纽斯搬到牛津，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在牛津，他前赞助人的弟弟詹姆斯·谢拉德（James Sherard）对狄勒纽斯表现得十分轻蔑，要求他停止研究苔藓、编撰图览，强迫他写一本关于埃尔特姆花园的书，即《埃尔特姆花园》（Hortus Elthamensis，1732）。为此，狄勒纽斯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苔藓史》（1741）中的内页插图。© AbeBooks

写完《花园》一书后，狄勒纽斯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奉献给了苔藓研究，并于1741年出版了《苔藓史》（Historia Muscorum）。本书细致入微，全书厚度超过576页，包含85张整页插图，详细描述了661个低等植物的分类群，包括藓类、真菌、地衣、藻类、地钱、角钱和石松。他把藓类分为六个属：提灯藓属、灰藓属、金发藓属、真藓属、泥炭藓属和石松属，这些分类在今天仍然有用。

这本书虽是他的终身使命，在市场上却并不受欢迎。不久后，他着手为之编写删节本，认为如果降价出售人们也许就会想买了，但此时已有人先他一步。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人皮埃尔·安东尼奥·米其利（Pier Antonio Micheli）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撰写了一本关于隐花植物的著作，内容详细，堪称该领域的开山定调之作。1747年，狄勒纽斯在牛津的家中因中风去世，至死，《苔藓史》的删节本也未曾出版。

狄勒纽斯的故事中最悲伤的部分在于，即使到了今天，他也只被泛泛地归为“英国苔藓学史上做出贡献的大陆植物学家之一”。无论是在他的祖国德国，还是在他生活和埋葬的英格兰，他都未曾受到人们的敬仰。他的命运即是移民的命运。

狄勒纽斯对我而言本是个陌生人，但我一了解他就倏然生出股亲切，后来他便成了我的友人。在我沿着泰晤士河散步的时候，我把他那令人惊叹的插图带在手边，还在他的陪伴下学会了区分金发藓和提灯藓。

我从来都很喜欢凝视树木，聆听林地的风声，可若想注意苔藓，我需要有意识地对思维和感官做重定向。苔藓不会扑向你，它不会像松针或橡树的枝条那样吸引你；即使它看上去很奇妙，它也无法吸引你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的细节。我想知道为什么像狄勒纽斯这样的人，像他这样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移民，会把所有的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在我们倾向于忽视的植物上？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忍不住想列举几个原因：科学世界观的兴起、殖民主义、对植物和人类世界进行分类的冲动、1609年在吉森建起的植物园。这些可能都对，但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苔藓呢？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呢？档案里永远缺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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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度旁遮普邦一个被雨水浸透的小镇长大，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要趟过泥泞，挡住雨水，才能到达我家附近的街角商店。在雨季，当天顶倒下瓢泼大雨、降下隆隆惊雷的时候，我会和我的朋友们到社区公园里玩接球游戏。

我记得自己在长满“kai”的岩石上滑跤。我记得我们碰伤的屁股。一局比赛的时间里，我们会在“kai”上滑倒两次，有时是三次。在旁遮普语中，“kai”并不完全是苔藓的意思。我们并不根据低等植物的繁殖方式将它们分为“苔藓植物门”这样的类别。

阿育吠陀（印度北部的一种传统医疗体系）的古老文献，如《妙文本集》（Susruta Samhita）和《遮罗迦本集》（Caraka Samhita），根据植物的形状、质地、外观、药用性质和生长地，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别。尤其是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任何会让你滑倒、跌倒，或两者兼有的植物，都叫作“kai”。

在说到岩石上的海藻、地衣或滑溜溜的苔藓时，我们会用“pathar utte kai jammi hoyi hai”这个短语。这个短语至少有两层含义。粗略地说，它的意思是：“苔藓冻在了石头上”或是“苔藓从石头里诞生”。岩石之于苔藓，犹如土壤之于树木。我并不是要把事情浪漫化，但我怀疑，在旁遮普，刮苔藓、卖苔藓的生意永远红火不起来。

© Rural Sprout

然而，在英国，苔藓被用于装饰家宅、机场和酒店。泥炭藓（sphaghum moss）也叫泥炭苔或沼泽藓，它被用来提高花园的生产力；它的栖息地是稀有野生动物和碳储备的家园，但它在园艺中的用途大得惊人。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迷宫里，旁遮普邦主要是一个农业实验和开采（而非消费）的场所。

但我想知道，除此之外，语言是否在这些对待苔藓的迥异态度的形成中发挥过作用？

在英语中，苔藓要“如地毯铺满”一座花园。嵌入这种语言的思想是：苔藓是一种装饰，是自然界的美丽补充。“如地毯铺满”（carpet）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arpere”，意思是“拉成碎片”。要铺满什么东西，就是要拉开、盖上，盖上、拉开，这两个动作决定了苔藓的命运。

摄于苏格兰的冰岛苔藓，© Murdo MacLeod/The Guardian

在狄勒纽斯逝世后的几个世纪里，苔藓从世界各地被拉出来盖住其他世界。殖民者们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攫取和剥削了原住民、外国的土地和生态系统。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和扎希尔·巴伯（Zaheer Baber）等科学史学家已经证明，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等英国和欧洲科学家的植物学远征帮助巩固了英国的帝国权力。植物学家陪同殖民地官员在世界各地进行远征，通过在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采集活动，获得了与经济和文化相关的植物学和农业知识。

18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第三位谢拉德植物学教授约翰·西布索普（John Sibthorp）前往希腊和今天的土耳其观察并收集地衣。1795年4月，西布索普前往卡达穆拉（Cardamoula，今希腊卡达米利[Kardamyli]）。评价这段旅程时，他写道：“人类的本性似乎在此处恢复了它直立的形态；我们不再看到希腊人被土耳其人征服时那一望即知的身与心的奴性。”

这是一个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时代，谢拉德植物学教授们也不例外。现代植物学及其近乎延伸至全球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殖民主义提供的机会。

对植物的科学采集或提取，和对人民的征服同时发生，这意味着殖民者触到了每一个人。1744年，就在狄勒纽斯去世前几年，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首次触及印度，可以说这决定了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历程。等到1794年，西布索普在这年写就了《牛津植物志》（Flora Oxoniensis），它是我们如今拥有的对牛津郡植物群最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站稳了脚跟。

现代的苔藓接触史是精英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当我行于牛津，触到古老墙壁、鹅卵石街道和被大门围抱的学院内的苔藓时，我意识到触摸苔藓从来不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在19世纪的英国，有许多工人阶级的植物学家，他们有男有女，在完成长时间的繁重工作之后，通过在酒吧里背诵植物的拉丁名字自学植物学。但是在公共场所研究植物学的想法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完全是可耻和恐怖的。尽管工人植物学在曼彻斯特和兰开夏广泛流传，但它没能藉由牛津的尖顶登上大雅之堂。

在英国的殖民地，殖民主义把触摸变成了一种特权。虽然殖民者雇用原住民代替他们完成触摸的动作，但他们保留了了解“本地人”所触之物的权利：苔藓和超越人类的世界。他们也否定了任何人类可能对非人类产生的情感和感情。

一株植物变成了需要仔细观察的对象。一片苔藓只不过是一块需要刮擦和检查的地毯。你触摸苔藓，把它带回家，在大学的新显微镜下观察它的结构。

你触碰苔藓，却并不真正触摸它。

© Quark Science

再次触摸苔藓时，我不再觉得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我觉得自己被割裂了。不再有纯粹的触碰。无法再回归与自然之间不染污尘的关系。找不到苔藓节奏了。在我的指尖和苔藓的孢子体之间存在着数个世纪的剥削和攫取，而在它们的背后是人类的双手和太多人类的触摸。

＊＊＊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会去看看自家附近的一棵白蜡树。在它的树干上，已经有两种苔藓开始生长：卵叶美喙藓和波叶仙鹤藓，后者是一种星形叶子的苔藓。我每隔一天就去摸摸它们，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它们、怎么谈它们。我想让苔藓告诉我它的故事。它安静、谦逊、平和，沉默不语。

思考触碰中是否存在任何救赎也许是件荒谬、甚至愚不可及的事。如果触摸本身作为一种主体间的感知已经变得腐败，我们这永远在触及他者的身体和自我该何去何从？

我想推翻这种阐释。因为在触碰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触碰：人类触碰他者的能力，及其存在性的、不稳定的、多肉的本质。就是那种让狄勒纽斯在牛津诸事不顺时仍能充满活力的触碰。1790年，在一本英国植物学史中，作家理查德·普尔特尼（Richard Pulteney）称狄勒纽斯为“隐士”，一位与他通过信的人士则曾形容他“忙于画菌子”。忙于触摸大自然。

触摸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提醒，提醒人们身体内固有暴力。触摸让我们回到崎岖的过往。小时候，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玩“碰一下就跑”的游戏，整个游戏的前提是一个人追着其他人，试图去碰他们。你必须在全力冲向你的朋友和用你热切的手伤到他们之间抓住那个很微妙的度。那并不容易，我们受了一些伤，但也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只有在不伤到任何人的情况下，你的触摸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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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碰是一只小心翼翼的手。触摸的血肉感将我们暴露给他者——人类和非人类，但也包括我们自身。梅洛-庞蒂认为，触摸的行为构成了被感知者和感知者。在触摸非人类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入这个世界，每一次我都必须让自己重新融回到触摸之前的状态。

在这个不断分裂和重新融合的过程中，有一个生成性的时刻，在那一刻，我不确定自己是谁，既不是过去的我，也不是未来的我。我是人类吗？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我能改变吗？

如果，在触摸大自然的行为中，我所练习的并非诚实纯朴的自然连接，而是一种共谋的、历史的、也是乌托邦式的触碰，那么也许触碰可以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复杂的、分层的、有弹性的感知知觉。

也许事实正好相反。并非把触碰本身当作一维的、即时的经验的交付，而是当成我们——我们的历史和当下——设计它所成的东西。也许触摸在表面上的肤浅是一种虚构。

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历史，可能已经对“触碰”及其潜在的基础性互惠、对过去和现在的筹算做了粉饰和归类。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培养和利用触觉——并非用它来治疗我与非人类世界的疏远，而是把它当作对那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敞开心扉的激荡。

触碰（touch）一词源于古法语的“toche”——意为击打，甚至是袭击。触摸是一种强行撬开。

就在春天来临之前，我去树林里散步。更多的圆木倒下了。木苔在林间的地上闪闪发光，它是一种有着红色的茎和羽毛状叶子的苔藓。我想起肖恩·休伊特（Séan Hewitt）的诗《野蒜》（Wild Garlic），他在诗中写道：

世上黯黯
但林间星光灿灿

天空阴沉沉的，看不到月亮，我在回家的路上郁郁寡欢。我从外套里拽出钥匙，它们掉到地上。路灯下，一片银绿色的苔藓，银叶真藓，闪着光，垫在我的钥匙下。苔藓是住在我家门口的地球的记忆。我必须将它迎进来：我必须触摸它，让它瓦解我。

[1]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26397.2021.1928034?journalCode=clar20

[2]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49365.2018.1534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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