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为何夸大人工智能是对人性的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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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被创造出的将会是一个真神，”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告诉《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他是一名宗教领袖，所属的宗教名为“未来之路”（Way of the Future），“它不是那种呼风唤雨的神。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比最聪明的人类还聪明10亿倍，你不称它为神，还能怎么称呼它呢？”

莱万多夫斯基认为自己是人工智能（AI）的先知。他新成立的异教团体期待着被认为是神一般的科技力量的降临。这种技术偶像崇拜可能是极端的，但是就算他们不相信这种力量眼下就会产生，大多数人也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到来。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并以一种无法与真正人类区分的方式和人们互动。

具有这种复杂程度的人工智能通常被称为“强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有朝一日会发展到与我们的认知能力相匹配，甚至会具有自我意识——这样的神话已然诞生。

强人工智能的出现时刻被称为“奇点”（the singularity），这对于人类会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有些人视其为人类的终结，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

判断这种“强人工智能”的基准是由阿兰·图灵（Alan Turing）开发的图灵测试。测试旨在观察人类在与一台机器交换信息，也就是进行对话时，是否会将对方错认为人类。

但是机器能思考吗？智能真的是人工所能及的吗？说到底，“智能”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在图灵测试提出的数年前就开始对人工智能进行思考。

强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心灵理论，它认为心灵即是大脑，而大脑是一台信息处理机器。这就是所谓的“心灵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但维特根斯坦此后成为了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正是因为他证明了我们是如何深陷于语言的网络中，他还针对人类某些最根本的方面——包括心灵、意识和智能——提出了疑问。

这些都是在解释人之所以为人时，心灵计算理论可能力所难及的方面。强人工智能这一想法有些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它与智能截然不同。

门徒

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出生于维也纳，当时这座奥地利城市是奥匈帝国的文化和金融中心。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一名实业家，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垄断着帝国钢铁的生产。

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住宅被称为“维特根斯坦宫”，这是一座奢华的宅邸，也是路德维希父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熟识们的聚会场所。勃拉姆斯和马勒曾在这里举办过音乐会，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曾受委托为这家人创作艺术作品。

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优越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家族却并不幸福。父亲卡尔让9个孩子都在家里学习。他是一个严厉的完美主义者，希望自己的5个儿子在他的商业帝国中担任高级职位。他们中的三个人后来自杀了，其中两人自杀时维特根斯坦还只是个孩子。维特根斯坦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而他唯一幸存下来的兄弟保罗则成为了世界著名的钢琴演奏家。

维特根斯坦最初接受的是工程师培训，但是他对数学的热爱使他在1911年来到剑桥大学，在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指导下学习数学和逻辑学。罗素参与合著了《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是讨论数学基础的里程碑式著作。

维特根斯坦算得上早熟。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年，他就与罗素和其他年长的哲学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很快，他的思想就使他导师的工作成果黯然失色。

罗素写信给他的情妇奥特林·莫瑞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说，维特根斯坦对他作品的批评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影响了我此后所做的一切。我意识到他是对的，我也意识到我再也不能指望从事哲学的基础工作了”。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1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学和逻辑学思想。他认为语言是世界的连贯表达，语词是事物的指称，句子则是或真或假的命题（事实陈述）。

为了强调这一点，他写道：“我的语言的极限就是我的世界的极限。”

这个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场诉讼案例的启发，当时法庭使用了桌面模型来重现事件。这一理论通常被称为“意义图像论”（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因为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一个与“原子事实”（atomic facts）相结合的语句，就像一幅图画一样表达出一种事态。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开创性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1）中提出的理论，这本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壕里写就（他代表奥匈帝国出征，与他的剑桥同窗们作战）。

这本书不仅是20世纪哲学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一部格外严肃的神秘主义文学作品——它有着如同澄澈冰块一样的结构和透明度。

这本书有着冰冷的美，类似于斯宾诺莎17世纪的哲学巨作《伦理学》【本书的拉丁文标题即是在致敬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也像托尔斯泰的《托尔斯泰福音书》（The Gospel in Brief） ，维特根斯坦在身处前线作为炮兵侦察兵服役期间痴迷地阅读这本书。

《逻辑哲学论》由七个标有序号的命题组成，每个命题都带有展开阐述的小数子命题。命题2.1详细阐述命题2，2.1.1详细说明2.1，以此类推。只有最后一个令人费解的命题没有展开证明：“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维特根斯坦相信《逻辑哲学论》解决了哲学的问题。他随之放弃了哲学，成为了奥地利乡村学校的一名数学老师。他最终变得厌恶这份工作，并因为脾气暴躁而被解雇。

语言游戏

但维特根斯坦很快意识到，人类语言不是一个指称系统。当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街上生气地对他竖中指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理论的错误之处。向别人竖中指、击掌，或是眨眼时，它们背后的“事实”是什么？

不同于过去，维特根斯坦开始把语言看作是没有统一本质的无数类似游戏的活动，而不再是对世界的单一和连贯的表达。他用“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这个词来定义它们。

冲某人比粗鲁手势、眨眼、请求某事、下达命令、计数，或者降半旗，这些都是使用语言的无限种可能方式。这些行为都不是构成意义图像论基础的事实陈述。

意义图像论认为语言是世界的一面镜子，由原子事实组成，这些事实在现实世界中有着对应物。这种相关性被认为是语言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开始明白，语言更像是世界中的一系列活动的集合。尽管彼此间存在差异，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我们视为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游戏是一个完美的类比：游戏是无限可变的。有许许多多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的活动——从电子游戏，到文字游戏，再到球类游戏。

虽然一个游戏可能与另一个游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我们仍然认为两者都是游戏。纸牌接龙和棒球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像《堡垒之夜》（Fortnite）这样的电子游戏和与狗玩接球游戏也截然不同，但我们知道它们都是游戏。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族类相似性：并不存在一个所有游戏共有的特征，有些游戏之间可能完全没有共同点，但它们之间是通过一系列属性（而不是一个属性）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属性构成了游戏的总体。

有些特征部分重叠，就像家族相似性一样。你可能不像你姐妹那样遗传了你们父亲的棕色眼睛，但你也许遗传了他的卷发，而她没有。

纸牌接龙游戏和顶级王牌（Top Trumps）使用同样的卡牌，顶级王牌的计分系统和棒球类同，而棒球则是和跆拳道一样以击败对手为目的，至于跆拳道则涉及格斗，和《堡垒之夜》一样。纸牌和《堡垒之夜》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游戏，它们是同一个活动族里的一部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游戏必然不是由单个共同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与之类似，而且，重要的是，就像游戏一样，它们可以是、也确实是临时创造的。《蓝皮书》（The Blue Book）是从维特根斯坦20世纪30年代的讲课稿中摘录的一系列笔记，他在其中说：

语言是一种共享的经验视野。学习语言不仅要理解和遵循规则，还要在参与的过程中塑造规则。在语言的使用中，对规则的解释需要直觉和惯例、新范例相结合。使用语言就像是在玩一个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玩家同意一边玩一边制定游戏规则。

生命的形式

语言之所以具有这种游戏般的流动性，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类的“生命形式”之中。

“如果狮子会说话，”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我们是无法听懂的。”

为什么？因为狮子属于不同的“生命形式”：狮子的生命形式。如果语言是一个具有自我本质的指称系统，那么我们就能理解狮子的语言。但是语言服务于（反过来也塑造了）产生出它的生命形式的实际需要。

即使狮子会说话，它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我们这个物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会是天差地别的，以至于我们会无法理解它。

电脑也是一样。维特根斯坦在著作中猜想机器是否能够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不能。其中一个原因是，机器不可能共享人类的“生命形式”，而这对于共享意义视野而言是必需的。

下面是维特根斯坦的另一句格言【摘自《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人工智能的问题在于，语言不仅仅是它各个部分的总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一个系统也许可以解析语词，并将它们作为一个语句加以处理，但它不会将这个语句真正作为人类语言的一部分去理解。

比维特根斯坦稍年轻一些的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遵循前者全新建立的以语言为中心的传统，他利用如今著名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思想实验证明，尽管人工智能能够遵循规则，但它无法认识规则。

假如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被关在一间房里，房间中有如何读、写中文的指示，此人就可以和屋外的中文使用者交换信息、进行对话。他能够通过按照规则写下回复来说服屋外的人，让他们相信他懂中文。但这个人并不是真正理解这门语言，他是在模拟理解。

语言需要能够认识到不断变化的游戏规则的对话者。一台遵循规则的机器根本跟不上（这种变化）。这不是复杂程度的问题，不是技术有朝一日能赶上的，而在于语言与我们的生命形式是有机结合的，因此任何计算都无法企及。

机器的计算能力可能未来会赶上人类的大脑，但是人类智能的背后并不是大脑。人类的智慧源于将我们大脑相连的语言。

语言和内在感受

这是维特根斯坦具有开创意义的主张。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哲学界普遍认为智能是人类心灵的内在组成部分。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习语：“我思故我在”（在拉丁语中通常写为“Cogito, ergo sum”）。

笛卡尔认为思考是自给自足、发生在心灵中的，这一观点在数百年间都占据主导地位。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拥有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用来向自己描述内在感受（比如痛苦）的私人语言。

他认定他们不能。我们的理解，哪怕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理解，都是通过语言公开传达的。内在的感受需要外在的标准拥有意义，哪怕只在私人层面。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当你学习语言的时候，你就学会了痛苦这个概念。

一台机器能够“思考”到这种程度：电信号可以流过它的电路，它能够根据输入进行计算。但是机器能像人类理解自身一样理解自己吗？

这并不是说我们未来不会与机器对话。我们已经与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这样的机器进行了对话。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机器超越了任何受限于固定规则的语言的限制，它将无法通过图灵测试。

哪怕是将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比，也像是把飞机和鸟类相比一样。确实，飞机会飞上天空，但它永远不会像鸟儿那样灵活地在天空中移动。鸟儿在空中的灵巧是其生命形式的固有特征。机器没有生命形式，它只有一个目的。

计算机通过执行更多的人工任务（以及与人对话）将创造很多价值，并有望使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但是，计算机可以像人类一样具有智能的想法，通过哲学的反思被推翻了。

解构者

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与其说是一套教条，不如说是一个装满概念和策略的工具箱，用于进行清晰的思考。他的著作可以说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反哲学”，而并非一种建构性的哲学。

虽然他的作品旨在“向苍蝇展示如何从苍蝇瓶子里飞出来”【此处引文有误，应为“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 bottle”】，但他相信自己的作品也有道德目的。他曾经说过，“坏哲学家就像贫民窟的房东”，他还把“让他们破产”视为自己的职责。

“坏哲学家”不一定是专业人士。思想领袖有许多种，他们长久地讲述着关于这个世界和世间之生活的迷思和误解。格外激怒维特根斯坦的是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的傲慢观念。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

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与人类智能相当，甚至超过人类智能，这种信念的另一面是，人类的思维是机械的或者“可计算的”。维特根斯坦的作品消除了这种想法，理解了这一点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

维特根斯坦的概念工具箱（比如语言游戏）帮助我们消除了思考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形成了使得我们非本真地活在当下、创造出一个有限未来的各种信念。

当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这样的夸张说法被提出时，它贬低了人性，混淆了对我们自身的清晰认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帮助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是一种混乱的幻想。他的反哲学有助于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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