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性自恋者有何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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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自恋是构成一个强健、成熟自我的基石。它促使人们积极掌握自主权，提升主动性、能力及自我认同感，为亲密关系添砖加瓦。总体而言，自恋水平处于健康范围内的人满足感强且谦逊诚实、有同理心，拥有适当的自尊水平。

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有着健康自恋水平的个体进行性表达时，拥有情感交流及采取自发行为的能力，他们会感到脆弱，会换位思考，也会相互陪伴。性被视为人性的固有部分。

（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11260-001）

另一方面，若个体的自恋水平过高，可能会有和自大、特权感相关的显性或隐性表达。如果这些特质向自恋波谱的恶性一端发展，则个体很可能患上一种B组人格障碍（Cluster B personality disorders，即自恋型人格障碍）。

如果自恋者具有性格缺陷，那么我们会看到他缺乏同理心，持有非理性的自大感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感，妒忌心强，对自己和他人有着不合理的期待。这些特征催化出自恋者眼中合理的暴怒、责备、欺骗和操纵，以及各种形式的蓄意虐待行为。我们同样会在这些心理失调的自恋者身上看到一种对供给（Supply）的上瘾。

1938年，精神分析学家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创造了这一术语：供给。这一词语用于描述自恋者对特定目标的客体化。目标对象成为主要供给者，自恋者希望其能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需求，给予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和崇拜。

互惠互利是不被期许的。自恋者将目标的需求视为威胁，因为他们是被选中的，只为满足自恋者寄生般的偏好而存在。性是供给的众多形式之一，也是躯体性自恋者（the somatic sexual narcissist）搜集供给的手段。

大脑自恋者（the cerebral narcissist）会利用智力上的优势来获得认同感，以此获取供给（想象一下傲慢的学者，聪慧的艺术家，或者博学的精神领袖）。但躯体性自恋者不是这样，他们着力于渲染身体的魅力和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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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自恋者通常更倾向于独身主义或自淫，而非与另一个人进行性行为；躯体性自恋者将肉体作为可操纵的武器，实现性剥削。因此，除了注重外表，躯体性自恋者还会重视旨在控制和贬低对方的挑逗性行为。

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在所有心理失调的自恋者中，通常存在兼有大脑自恋和身体自恋的混合特质，但是其中一方会占主导地位，这取决于自恋者的身体条件或他们认为怎样才能获取供给。不过，不管是躯体还是大脑自恋者，心理失调的恶性自恋者都不会保持忠诚。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获取无止境的供给，而非成熟的亲密关系。追求，或者更恰如其分地说——扔爱情炸弹，只是一种走向不忠的方式。

（torontosun.com/life/relationships/0415-sex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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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恶性自恋相关的性表现包括乱交、不忠、客体化、对黄片上瘾和性侵犯，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性偏好异常，如性虐待。

比如，一个具有性虐待癖好的女性自恋者可能将她的性攻击升华，并通过占据女性施虐狂的角色物化对方。或者，恶性自恋的男性或女性也可能通过强迫对方性交，陶醉于诱迫目标放弃原则。自恋的性虐待者可能会鞭打、捆绑、监禁及撕咬目标。他们通常故意给目标带去某种形式的心理或身体伤害。

不管躯体性自恋者采用了何种性行为或手段，他们任性的胁迫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确保持续的性特权。为达到目的，躯体性自恋者必须魅力四射，外表具吸引力且不流于普通。因为身体是用来获取供给、被人崇拜的工具，躯体性自恋者极度关注外表、健康、锻炼、服饰和整容手术。

女性躯体性自恋者也被委婉地称为“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她们通过维持美貌，一边与好几个有钱的丈夫喜结连理，一边又和无数情人交好周旋。她沉迷于外表，喜欢穿高级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优雅而精致。她甚至可能做过整容手术，意图将自己变得更完美。

和男性躯体性自恋者一样，她也会使用攻击性很强的性来达到目的。一种最典型的形式是，她利用爱情炸弹和性魅力控制一段关系。她对爱情猎物灌以赞美之辞，用火热的性来求爱，让猎物产生奇妙的欣快感，令其认为自己独一无二。

躯体性自恋者总是想被视作尤物、令人无法抗拒，他们扔出爱情炸弹，用浮华的虚张声势和美丽引诱着毫无戒心的猎物。追求和征服目标令他们上瘾，并可能带来比性更强烈的快感。性自恋者光速推进“关系”，实则是施行一场被粉饰的骗局，以满足自己的全能感和控制欲。

一旦“目标达成”，心理失调的自恋者将继续培养一种令人上瘾的创伤关系。自恋者会周期性地贬低和抛弃被征服的目标，这是自恋者和所选择的供给对象之间动态关系的关键一环。性行为往往是非个人化的， 是客体化的，有时是带炫耀性质的性征服，有时又会剥夺性和情感。

恶性自恋者清楚，间歇性抛出负面结果会令对方产生不确定感和困惑。他们利用了这种现象。目标对象长期经历“煤气灯操纵”（一种情感操控方式，操控者会把事实刻意扭曲、选择性地删减，或者直接将虚假信息灌输给对方。译者注），隔离或更隐性的贬低后，任何一点正向的关心似乎都会带来巨大的安慰。

受害者内心挣扎，想要知道如何才能从自恋的施虐者那里得到积极反应。他们出现了认知失调，亟需找出逻辑，而这成为了一种驱动力。最终，受害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把施虐者视为救赎者。这种对施害者的病态依恋是恶性自恋者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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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剖析躯体性自恋者的手段时，有必要说明其与性上瘾的异同之处。

性上瘾的特征是强迫性行为，即成瘾者不会因为意识到这点或逐渐加深的负面影响而放弃。性行为的主要功能是规避通常源于未解决创伤的不适感。通过沉迷在仪式化的幻想性场景中，性成瘾者绕开了创伤所造成的痛苦。

性成瘾者陷入了这种快感和满足模式，形成了病理性的依赖，他们会越来越冷漠、遮遮掩掩，无视这种行为对自身和他人造成的影响。随着心理痛苦和有害羞耻感的加剧，自恋的姿态成为成瘾者的防御性盾牌。

尽管成瘾的发展性本质会带来更高水平的羞耻感，触发原始心理防御机制，导致道德感恶化和自恋特质，但是性成瘾和恶性自恋不可混为一谈。

缓解内心痛苦的迫切需要奴役了成瘾者，他们转向了性：性被视为灵丹妙药。对于性上瘾的躯体性自恋者来说，内在的空虚也促使他们去求爱。但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因此恢复健康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

有证据表明，恶性自恋的病因是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大脑结构异常——负责同情和罪恶感等情绪的脑区与调节恐惧、焦虑的杏仁核之间的联系减少。因此，恶性自恋者的生理机制和遗传因素使他们无法构建真诚的、有意义的依恋关系。

形成情感联结的能力对于建立强大的治疗支持体系是必要的，根据心理治疗研究的普遍发现，这是“最有力的结果预测因素”。相应地，对于没有明显NPD疾病症状的性成瘾者，过程成瘾有可能得到积极预后，他们可以接受聚焦创伤的疗法。

性成瘾研究先驱帕特里克·卡恩斯博士解释说：“遗弃是上瘾的核心。遗弃会带来深深的羞耻感。背叛所带来的遗弃感比无心的忽视更糟糕。背叛是有目的的、自私的，如果足够严重，就会造成创伤。”

对于没有人格障碍的性成瘾者，治疗方法旨在消解成瘾者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创伤性背叛，这样患者才可能建立真正成熟的亲密关系。与恶性自恋者不同，成瘾者可以与治疗师及可提供情感支持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这有利于恢复。

最后，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媒体渲染过、和性高度相关的意象，以及兜售性和暴力的企业营销手段，所以，打破性的客体化和施害的循环是相当困难的。

荣格派分析家、小说家克拉丽莎·埃斯蒂斯（Clarissa Estes）博士写道：“虽然很多心理学理论强调家庭遗传因素是人们焦虑的原因，但文化因素同样施加了巨大影响，因为文化是家庭的家庭。如果这个大家庭有各种疾病，那么文化中的所有家庭都必须与同样的疾病作斗争。”

尽管埃斯蒂斯提醒我们审视性自恋背后的文化因素，但皮条客文化的浪漫化和性犯罪行业的丰厚利润却说明，在这种集体性伤害中，自恋者的操纵手段和性剥削能收获尊敬，获得回报。客体化也开始承载全新的意义，因为人类性伴侣需与新兴的人工智能性爱娃娃竞争。即使是浪漫神话和性行为中的力量顺从动力也带来此种心态：虐待的正常化，这使人们在追求爱情或简单的身体快乐时抛掉明智的谨慎。

拉开社交距离的流行病带来的孤独迹象，对自由性行为的集体拥护，暗示了社会和道德的失灵。我想，时间将继续揭示我们对情感和有意义人际关系的需求在未来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能深受鼓舞，以便可以评估造成关系裂痕的心态，这样我们才可能重新思考对对方抱有何等责任，以及有意义的正向依恋关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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