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性虐待与人性之恶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了解到，不乏有人坚信外星人的预测，认为世界将因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走向覆灭。为此，他开始了一次实证研究，探索当知道预言必然无法实现之后，这些信众会作何反应。

费斯汀格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坚定不移的信众非但没有抛弃其毫无根据的预测，反而加倍说服其他人相信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预测。这种怪象启发了费斯汀格，最终得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social-sciences/cognitive-dissonance-theory）

从本质上来说，认知失调理论指的是，当认知不一致导致心理困扰时，仅仅通过屏蔽那些造成认知冲突的因素，就有可能减少不舒服的感觉。要重拾内心的平静，一个有效（但是有害）的策略是，限制新信息的摄入，或摒弃和已有观念相冲突的想法。

如果某事物给我们带来困惑并且威胁到已有的世界观，我们通常会很抵触。因此，当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时，我们会视而不见，避免给自己带来困扰，反而选择能够减少焦虑且给自己带来一丝内心稳定的态度或信仰。

举个例子，我收治的心理问题病人中，有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遭到恋童癖者的迫害，因而出现严重复杂的心理创伤和分离性健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该恋童癖者是某富饶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练和教育家。

在这位病人遭到迫害的数年后，FBI在一次诱捕行动中逮捕了这名恋童癖者。尽管证据确凿，舆论却偏向他这一边，称他品行优良，乐善好施，以此来证明他的清白。他收养的一名儿童也站出来指控他，但讽刺的是，即便如此，仍有人污蔑称，该儿童情绪状态不稳定，其证词不可信。

人们总是会回避令人烦恼的细节。比如在上述案例中，众人拒绝相信人性中的邪恶，这说明人性的自我能够让人无视铁证，过滤并重新叙述令人苦恼的信息，从而维持内心协调。

同样地，在神职人员被指控性虐待以及天主教会试图掩盖罪行时，也会出现类似的辩护。因此，通常情况下，相较于承认邪恶往往藏在美德之下，确保我们能相信一个公正、安全和可靠的世界更加重要。

当邪恶动摇了我们对世界秩序和结构的基本信任时，受自我保护本能的驱使，我们会否认邪恶的存在，并且虚构出一个能提供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现实。

这种倾向被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解释了为什么受虐者会对施虐者产生情感联结，展现出奴性的顺从，并且回避现实，以应对心理崩塌的风险。这也表明了为什么自恋型虐待（译注：narcissistic abuse，施虐者往往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他们受应享权利和自卑感的结合驱动，将这种不足的感觉投射到受害者身上，对其进行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的受害者通常不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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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为自己找借口，而不是有意识地承认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邪恶动机。虽然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一开始可能会质疑自己是不是遭到了虐待，但随后又会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愿承认施暴者道德败坏。

毕竟，我们希望相信，双方有共同的道德责任，一起负责任地解决问题，尤其当对方是很重要的人时。

一般而言，自恋型虐待者会利用这种倾向，否认自身责任，并暗示这是受害者的想象，称这只是源于其在之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或仅仅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更甚者，自恋型虐待还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奇技淫巧，比如说煤气灯效应【译注：指对受害者施加情感虐待和操控，让受害者逐渐丧失自尊，产生自我怀疑，无法逃脱）、病理性说谎（译注：指病态地、不可抑制地说谎话）以及爱的轰炸（译注：猛烈的追求与付出，让目标深陷其中）。】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所谓“误解”带来的责任都将由受害者承担。到了某个时机，施暴者会被“赋予力量”，通过赦免受害者无尽的过错来停止他们的痛苦。为了生存，受害者会继续无视艰难的事实，甚至为其正名。通过反复的说教和思想控制，这种坚定的忠诚必定会维持下去。

总的来说，尽管确实受到了极其恶劣的对待，但因为相信人性本善，受害者会在这种需求的促使下承担起不该承担的责任。而相信所有人内心都有一盏明灯和道德罗盘，可以友好地解决问题，这种过分理想化的叙述会让受害者进一步成为被剥削和操纵的对象。他人不相信施虐者会故意施暴，这又进一步恶化这种扭曲的关系轨迹。

对于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治疗的关键在于意识到他们的痛苦是真实而确切的。然而，由于固有的偏见、刻意的无视、发展性依恋伤害的普遍性，以及自恋型虐待的复杂性质，再加上自恋者具有披着正常人外衣、用个人魅力欺骗他人的能力，受害者很难相信他们经历了多么恐怖的伤害。

更糟糕的是，本该进行批判性思考、承认那些有虐待倾向的人所造成的危险的医生，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恋者的帮凶。尤其当自恋者是一位母亲、世界领袖、CEO、名人、备受赞誉的利他主义者或牧师时。权威地位进一步模糊了这些人的恶意动机，他们被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利（Hervey Cleckley）称作神经精神缺陷的患者。 

此外，长期处于恶意自恋者的虐待和剥削下会导致急性或复杂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造成DID（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由于这些受害者的情感、心理、身体、经济和人际关系都被摧毁，当他们表现出痛苦和症状时，人们很容易轻蔑地给他们贴上精神失常的标签。讽刺的是，自恋型虐待受害者常常被当成是问题的煽动者，甚至是加害者。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会导致卡桑德拉综合征（Cassandra Syndrome），即因为真相被当作谎言而引起的疯狂状态。的确，无休无止、精心策划的秘密虐待已经够糟了，但比这更痛苦的是，当遭受百般折磨的受害者不顾一切想要逃离噩梦般的困境时，同伴、家人和心理医生却都无法理解他的处境。

认知失调的矛盾、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以及污名化，这些都让受害者被自恋型施虐者的想法洗脑，认为是自己心理出现了问题，因而主动去讨好施虐者，以及他们自认为会支持自己的人。迎合施虐者的观点反而为受害者减轻了因困惑、危险、无助和恶意伤害带来的无法承受之痛。

根据索尔·麦克劳德博士（Dr. Saul McLeod）的说法，应对认知失调有“以下三种途径：1）改变现有观念。2）接受新的观念。3）降低观念的重要性”。

在对待自恋型虐待中，就意味着要抵抗过度认同（译注：over-identification，指不断为自己的行为和判断寻找支持的证据，从而在一个问题中越陷越深），避免简单二元地区分善意和恶意。想要康复的人必须拓宽自己的思维，认识到人会出现较低层次的冲动和堕落的倾向。这也就是说，要让一个人相信人性中是存在恶的。

对于那些曾经相信人人都拥有改过自新的本能的人来说，他们现在相信人也有无可饶恕的恶意。我们并非天生纯洁无瑕。我们不是都带着利他主义和同理心等道德基础来到这个世界的。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恶性自恋和心理变态是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导致的结果，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暴力、攻击性和低同理心。自然地，一个自恋者是善是恶，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如何。

对人性之恶有清晰的认识能保证自己不受到自恋者的侵害，但这并不是一种为大众所欢迎的、令人愉快的观点。有这样观点的人在每一段关系中都会冷静评估另一方的品性，计算其中的得失利害。当引发冲突以及令人困惑的信息接踵而至时，他能判断这是否是故意而为的谎言。

直面不协调的认知，而非通过放弃批判性思维或迎合大众观点来缓解痛苦，这样做能够给予幸存者自我克制、自我保护和有意表达反抗倾向的能力，可谓是一种勇敢但很难做到的选择。

自恋型虐待的幸存者和重生者开始认识到，与生俱来的讨好和服从型人格会腐蚀道德判断能力。他们知道，挑战主流社会对于“体面”不假思索、非黑即白的叙述有多么困难。然而，战胜自恋型虐待，拨开迷雾，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揭开人性之恶，有意识地认识到所有可能出现的腐败和不仁。

可悲的是，拒绝承认和理解人性的黑暗面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坚持。结果，无知变成了同谋，让掩盖在天真和善良下的邪恶得以显形并扩散。最后的结局是，自恋型虐待的受害者往往会因自己的困境遭到指责。

身为救治创伤性虐待受害者的医生，我们肩负着完整呈现人类意识的道德责任。为了帮助那些希望从系统性创伤性虐待后遗症中恢复过来的受害者，成为他们的可靠支柱，医生必须愿意真正认识到邪恶的本质。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Carl Jung）解释说，如果连心理医生都对人性之恶嗤之以鼻，那么邪恶怎么才能被完全认识，怎么才能被承认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简而言之，不能。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抗因创伤性联结带来的认知失调，我们就必须愿意从意识层面上揭露邪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性黑暗面的冲击，那些受到人性邪恶伤害的人才能克服过去的痛苦，找到渡过难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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