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作用

某天早上，我父亲在家中去世。母亲当时大喊我的名字，声音充满绝望和恐惧。被母亲的呼救声惊醒，我跑进父母的卧室，发现父亲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痛苦抽搐。他倒在床上，浑身剧烈颤抖，胸口起伏，他拼命呼吸，嘴唇和嘴角边唾液飞溅。等家庭医生带着听诊器和黑色医疗包赶到我家时，父亲已经离世。

我的父亲是位英姿飒爽的飞行员。作为一名战斗英雄，他曾在两场战争中驾驶超音速战斗机，躲过了地面的防空火力，也避开了空中的战机拦截，却在妻子和两个儿子无助的注视下死于家中。子弹和炮火都没能要了他的命，动脉阻塞和血管斑块却置他于死地。父亲于43岁病逝，我当时年仅12岁。

14年后，我的母亲也因乳腺癌而病逝。去世前，她进行了长期的抗癌治疗，经历了堪称毁容般的乳房切除术、辅助化疗、定向放射治疗、激素治疗和四年的缓解期。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过得很痛苦，奄奄一息，完全没有思考能力。她恶心、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失眠，皮肤因肝脏衰竭而变黄并且因肺转移而呼吸困难。我们请医生给她注射吗啡以缓解痛苦，并减轻心脏负担。她已经认不得我了，而我也认不出她了。她当时52岁，我26岁。

我父母去世后，我和世界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形而上学的割裂。我已被闪电击中了两次。世界固有的地心引力——稳定我焦虑幻想的锚钩——已经消失。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危险，到处是陷阱、裂缝和机关暗门。我曾经隐约瞥见过这样不幸的世界，但未见其细节，而现在我就生活在其中。

我曾想象，父亲的死亡是世界向我索取的那“一磅肉”（典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意指不顾别人痛苦而坚决要求的东西，译者注），是一种可怕到一辈子只能征收一次的税。但是14年后，死亡再次降临。一介天神——孩童心中神话般的、富有同情心的神——随我的父亲一同仙逝；另一位天神——成人心中的理性之神、确保这个世界不会对你太糟的神——和我母亲一起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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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去世，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让我生活在长久的恐惧中；他们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无法治愈的焦虑和无缘无故的恐惧。他们的死亡让我明白，这个世界被无情的可能性所统治：黎明时从不会响起警报，昭示着灾难且不幸的一天即将开始。

琼·迪迪恩（Joan Didion）在其回忆录《奇思年代》（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7）中写道，对灾难的回忆总是从一天的寻常时刻开始；父亲去世那天，母亲癌症确诊那天，开始都是平常普通的，在噩耗出现后，才变得非同一般，永志难忘。

我深刻地认识到，即便没有任何灾难的迹象，也可以感到焦虑和担忧。即使我们所处的宇宙并非充满恶意，也终究是对我们的命运漠不关心，对我们的生命和爱置若罔闻。

焦虑如水月镜花，却又无孔不入，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畏惧。它还是一种狂热、一种消遣、一种病痛和一种体质。焦虑是观察世界的透镜，为受难者的经历赋予了独特的色调。

佛陀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世界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特征，即我们所经历和知道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一个焦虑的人栖居于由他们自己的高度个人焦虑所着色和勾勒的世界；这是一个由受难者及其焦虑共同构建的世界。

因此，焦虑是一种视角，一种与世界的解释学关系，其文本通过忧心忡忡的视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被解读。事物、人物和事件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取决于与他们与我们的焦虑间的相互作用：角落里的那个人变得具有威胁性，这把椅子变得不稳定、不平衡，某种食物成为致命疾病的诱因，我的家人——妻子和女儿——似乎成了命运残酷转折的靶子。我生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被乖僻的焦虑所笼罩和装饰。

我29岁时开始接受治疗。在随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前往诊所，进行每周两次的人际关系、心理动力学和克莱因式心理诊疗（克莱因是上世纪著名精神分析专家，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客体的寻求”，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译者注），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个焦虑的孩子，父亲的去世并不是我焦虑的肇始，某种程度上，正是焦虑让我从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苦难的信徒。

只是我的焦虑变得更加严重；父母的死亡使一个注定如此的人受到了更加强烈的精神创伤。他们的突然离世打断了我与父母“自然”分开的连续发展过程；正如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所说，那些死亡威胁到了我认为对我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价值观。

在诊所里和沙发上，我“发现”焦虑是可繁殖的，能够产生更新的形式和自身印记。由生活中新产生的创伤和损失推动，焦虑可以像病毒一样相互作用和重组，形成新的“ 毒株”，在我们体内传播，并以其迅猛的攻势和荡魂摄魄的感觉让我们震惊。我们不应该期望年龄增长而焦虑保持不变；通过密切关注焦虑的性质和“观感”，我们可以追踪自己及“价值表”的变化。

焦虑不是单一的；个体焦虑构成了受难者的全部。某种形式的焦虑可能是一个独特的套件，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和内涵。了解自己，通常是一种指令，其目的是要（分别）了解自己的各种焦虑，并知道它们是如何随着我们的行为而发生改变的。我已经部分了解到哪些环境会激发、维持我的焦虑；我未来的脚步被这种诱导性谨慎所限制。因此，我在这个世界上走的每一步，其轨迹都受折磨我的焦虑影响。

焦虑不是永恒的。有些焦虑会自行消亡，因为接触了世界上太多难以控制的事实而对某些情况不再恐惧。此外，焦虑也不是不可缓解的：有时一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匿名信函就会缓解焦虑。在那一刻，迷雾散去，重担卸下，一种令人振奋的眩晕感出现了。从之前的焦虑中解脱出来的感觉如此明显，那一瞬的清晰令人倍感愉快。垂下的肩膀挺起来了，脚步都变得轻快了。咖啡因、酒精和药物都能催生这种效果，这种令人愉悦的特性也是其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中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

我仿佛在与这些缓解剂调情，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以减轻焦虑，但用完之后，焦虑感又卷土重来，然后我就陷入痛苦又温柔的怀念，怀念使用钟爱的缓解剂换来的舒适感。因此，我发现对孤独和被抛弃的极度恐惧是我焦虑的主要来源。

我现在戒酒了，因为我无法处理过度饮酒产生的新焦虑：焦虑从未被克服，它只是让步于其他更严重的焦虑。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其著作《曙光》（The Dawn of Day，1881）中所写，为了控制一种欲望，我们需要另一种同样强大、贪婪且难以被满足的欲望。但那种欲望的“胜利”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内心还潜藏着什么。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895年提出，治疗的目的是让我们从歇斯底里的痛苦中走出来，过渡到普通的苦恼阶段，而这一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对焦虑的关注。因此，治疗并不能安慰或“治愈”我。我原本希望获得的认知是：“简单的”创伤导致了我的焦虑；但并非如此，焦虑是我的天性：我对这个世界的馈赠感到焦虑。因为这一自我认知，我成为了更好的人。

我们是理性的动物，但这种理性中隐含着焦虑。理性的动物会铭记历史并以史为鉴，会预测并规划未来，渴望依据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对未来的预测来改变现状，迫切希望避免犯错（即使是那些记不得、被抛诸脑后的错误）。如果像约翰·洛克（John Locke）于1690年所说的那样，记忆是我们个人身份的组成部分，那么焦虑也是如此。

佛陀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自我是一堆不断变化的认知、思想和形象。我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自我焦虑捆绑”理论：我们由各种焦虑构成，通过检测它们来弄清让我们烦恼、担忧的分别是哪种焦虑，进而逐步了解自己是谁。焦虑提醒我们，我们的自我比想象中更加分散和无序，在我们“周边”和“内部”，有更多碎片可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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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在《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1844）中提出，存在主义努力奋斗的回报之一——拥有真正的自由——伴随着恐惧和焦虑并存的可怕负担。他声称，我们应“愉快地”承受这种负担。这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将根据自己的意愿、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行。

因此，克尔凯郭尔能够理解最执着、持久和微妙的存在主义反应的价值：对我们生活中未实现的宇宙感到不安。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可遵循的明确轨迹和行动路线，命运际遇都是预先注定，那就不会有什么焦虑了。

然而事实是，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每个感受到自由的瞬间，我们都在与存在主义的焦虑对抗。克尔凯郭尔认为，从可能性到现实性，从现在到未来，这些过程中都存在焦虑。我们与焦虑的对抗可能是自我发现的途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力量承受我们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吗？（有些结果是计划之内，而有些是意料之外。）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无视这些遭遇给人的不适感，继续生活下去，是自我的基础。

焦虑的心理负担被其衍生的自我认知的收益所抵消；体验焦虑就是体验正在形成的自我。让自己体验到焦虑就是在进行自我观察，对自己最深层的情感反应保持敏锐，对生活中的无形性保持警觉，并肩负起每一步都重新规划生活的责任。这种创造自我、创造主体的自由，也是发生事情的客体的脆弱性。我们担心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要同时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世界加诸我们身上的印记。

也许正是因为焦虑为（自我）发现、重新认知和自我构建提供了可能，它才不应该通过药物治疗被消除。【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Penseés，1670）中指出，人们通过“转移注意力”来逃避“对自己的思考”。】当然，焦虑是令人不快的，并且可以在非清醒状态或药物治疗下得到极大缓解。因此，当焦虑变得神经质、严重损害健康时，药物治疗是必要的——这是克尔凯郭尔观点的不同之处，但是，正如梅指出的，认为心理健康等同于无焦虑是“不合逻辑的信念”。

相反，与焦虑感共处，有意识的“沉湎”和“审视”，可以让我们探索自我及生活中特定的经济状况。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焦虑是自我的“学校”。沉思时，我们允许自己感到焦虑；焦虑冲进我们预留的心理空间，提醒我们所有可能出现的严重错误；焦虑冲刷着我们，几乎使我们从沉思中跳脱出来。但是，沉思时，我们也可以仔细审视（内心中）野兽的本性。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用药物治疗焦虑的举动可能意味着我们抗拒且害怕发现我们是谁。打破偶像崇拜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关注焦虑，克尔凯郭尔给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不要把焦虑看作一种疾病，而是作为我们自身信息的一部分来关注、谈论，并承认它的存在，不要试图消除焦虑，要悦纳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面。

停止并回应焦虑的挑战就是接受与自己对话。尼采有言：我们必须表现出对命运的热爱；借用尼采的句式，我们必须“承认”焦虑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要将其整合、规划，使生活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接受焦虑就是接受生活永远有苦难的圣谛，将焦虑融入自我意识就像佛陀在八正道上为我们推荐的许多治疗方法一样。这是一个从对生活艺术的左支右绌运用到游刃有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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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让我知道了死亡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过早地接触过死亡让我往后人生中的每一次失去——包括移民——都会被因父母去世这一最惨痛的失去而引发的致命恐惧所笼罩；没什么比父母去世的双重打击更能影响我的哲学倾向。母亲去世后，一场天崩地裂般的危机压垮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前所未有地“自由”。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生活与父母息息相关。也许我必须努力达到他们的标准，也许我必须寻求他们的认可，也许我必须要照顾他们的情绪而生活得小心翼翼。

现在，所有这些障碍都被消除了，我可以自由地“随时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让自己解脱，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为失去宝贝儿子而悲伤了。这种认识本身就引发了恐惧；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真正的恐惧，第一次理解存在主义者所要表达的东西。

父母的去世和由此产生的焦虑颠覆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使我对其运作的理解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对我来说，通过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意识的、有感情的且不完全理性的理解，相信世界具有可塑性，已经成为一种哲学常识。我父母的死亡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危如累卵，谈论确定性是很可笑的，万事万物都可能发生和消逝，上帝并不存在，没有比爱更重要的真理，我们想要的只是陪伴和精神慰藉。

我发现自己被一些哲学理论所吸引，这些理论使我确信，除了我们所赋予的之外，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的存在也没有预定的目标。如果相信生命有结局、有目标、有目的地，遵循预定的目的论，那生活就会被焦虑笼罩，担忧自己没有实现人生目标，在“浪费”生命。只有相信生活是没有目的的，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功败垂成，焦虑才能得到缓解。奇怪的是，这种想法比空泛的指令更能支撑我去寻找关于现实和存在的真相。

这些哲学教义给予了真实且有效的心灵解脱。通过提出生命可能无意义的主张，它们缓解了可怕的且令人焦虑的想法，即我无法发现生命的本质，无法实现其预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没有“错误”决定的世界里，也不会有认知失调的焦虑。我意识到并接受了这种哲学思考的治疗价值。

我的焦虑状态使我接受了它；它用浸润到由急性焦虑维持的情感领域的方式来塑造知识基础。以这种治疗倾向展开的哲学并不可耻，它恰恰是其应有的样貌：哲学教我们更好地生活，消除那些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幻想和错觉。

因为焦虑，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是哲学家，为什么我持有这些观点，为什么我不相信生命有固有的、必不可少的意义或目的。我的焦虑与世界是永恒变化的这个来之不易的认知密切相关，这种认知常与人类的计划、意图、信仰或亲密关系相冲突；它让我明白不必如此预先设想，作为我的知识来源，它同样有价值。

为什么要优先考虑所谓的逻辑推理呢？推论和认知是由接受的新信源、形成的新信念和做出的新推断所促成的。我们可能会发现，焦虑迫使我们完成一连串思考，迫使我们继续前进，直到面对让我们焦虑的真相。

焦虑让我知道我仍然有能力去感受。它们敏锐地提醒我，我还活着，反应灵敏，充满忧虑。我对家人的焦虑让我知道，自己与他们已经水乳交融，这些焦虑也让我了解到了自己的边界，他们也在提醒着我，我到底是谁。有种说法是，我们是孤立的生物，我们的指尖和表层皮肤就是彼此的界限，焦虑让我明白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此，焦虑真真切切地让我知道了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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