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信息囤积者的自白

在防疫隔离最严格的时候，通常是在我晚上无聊的时候，我会打开手机的相机胶卷回顾疫情开始前的生活。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一种健康的疫情生活，但是看到以前正常生活时的照片，会让我对那样平凡的生活极为向往。看看我。在一个餐馆里！与朋友在看演唱会！参与社会活动，尽情展示自我！

先撇开照片的内容不说，单是打开相册对我以前的生活进行“马赛克化”这一体验，就让人感到一丝说不出的喜悦（当我打开“所有照片”时，我的手机可以同时显示45张照片）。

有些时候我会在我相册中的26,224张照片中搜索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我的手机会很慷慨地将它归类为“最近项目”），而这个快速翻阅的动作，会使这种“马赛克感”更为强烈。

我注意到，当我在快速滑动而没有看清单独的照片时，我可以通过区分色块来对某张特定时期的照片进行寻找。比如说，我在纽约居住的那段时间所拍下的照片普遍更为昏暗，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我铁道旁阴暗的公寓里拍下的。在2015年下半年的那段时间，这种马赛克就转为红棕色系，这是我的狗佩吉进入我生活的标志。而当我在2017年搬到蒙大拿州之后，它就会变成蓝绿色系，因为我曾多次笨拙地尝试把我的新家、山峦和蓝天拍入一张照片。

对我们所有的照片进行翻阅实际上是一种奇怪的、值得反省的，甚至“痛快”的体验，以至于人们甚至为此写过歌曲。“除了按照年月顺序，只有痛苦”，这是歌手兼作曲家凯西·马斯格雷夫（Kacey Musgraves）描述自己最近相簿的方式。

而且，是的，这些档案可以记录下时间流逝所带走的爱和亲人。它也是一种实用的日记本或文件整理工具。在一次浏览中，我曾萌生出一种假想：一位历史学家能否只通过浏览一个人的相册，就写出他的人生故事？

概括我们的人生并不新鲜；但是我们进行这一概括时所囊括范围的大小和进行概括的便捷程度是全新的。正如作家德鲁·奥斯丁（Drew Austin）在《连线》（Wired）一书中所说：“通过不断给我们灌输‘个人信息井是无底洞’这一想法，谷歌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信息囤积者。”

‍奥斯丁提出，在谷歌所提供的许多服务中——尤其是需要用户创建谷歌账号的Gmail——储存了大量用户私人信息，而且能够被轻易地搜索到。当Gmail在2004年启用的时候，它向我们提供了解决当时电子邮件各种问题的强大工具——例如回收站，满足了删除邮件以省下储存空间的需求，并解决了难以找到以往邮件的问题——而这些工具也同样改变了我们对电子邮件的使用和看法。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这是在Gmail启用10周年之际其创始人对电子邮件状况的描述：

“电子邮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它让人们的社交习惯变得非常糟糕。现在流行一种24/7文化，人们期待随时能得到回复。就算现在是星期六的凌晨两点也没关系——人们会觉得你此时同样在回邮件。人们不再出门度假。他们逐渐成为了电子邮件的奴隶。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不能被计算机算法解决。它更像是一个社会问题。”

Gmail的创始人在社会问题这点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依然觉得，他并不能因此就逃避责任。这是一个由于我们所用的强大工具而恶化的问题。无限的储存量和轻松的搜索功能彻底改变了我们与个人信息的关系。

就像奥斯丁所说的：它“使我们能够随意地，甚至凌乱地处理我们的数据......而不是用一个可读的系统来组织我们的数据，或者知道东西在哪里，它可以全部进入一个看似混乱的堆积。”

它也会造成信息囤积。“由于担心我们可能会删除一些我们最终会需要的东西，我们会谨慎行事，将其全部保存起来。”奥斯丁写道。这样，你就得到了有26,000张照片的“最近项目”和深不见底的邮箱。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人给三个月前的邮件写回信的奇怪现象。当然，我们这一可悲的“成规”也不只是因为储存空间和搜索引擎的强大，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强大的功能，电子邮件也不会成为像今天这样的“祸害”。

奥斯丁认为，在社会层面上，充足的个人数据存储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其中存在一种倾向：我们杂乱无章、组织不力的信息被个人化为一座座孤岛，而不是为它建立公共基础设施。互联网有过多的可公开获取的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被互联网归档。

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公共信息，但如果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代际之间）的个人信息传输却减少了呢？如果我们的数字传家宝变得无法被近亲获取，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杰出人士不把遗产中的云数据捐给大学档案馆，我们会失去什么？

我自己就是一个信息囤积者。我最近不得不将我的谷歌存储空间升级到100G，而且我正准备购买一个更大的套餐。我的收件箱是一场灾难：将近20万封邮件，有已读的，有未读的，可以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我创建的最后一个标签是什么？“暑期实习申请”。

我的相册则是我个人生活的大杂烩，其中夹杂着2734张截图——主要是我过去的自己显然觉得可能值得回味的推文或文章段落。在我的各种存在云上的笔记应用程序中，我存储了无尽的无用清单和思考，复制粘贴的片段和链接。这都是为了把我每天面对的大量信息卸载到一种“外接记忆”中。

在理论上，这是令人兴奋且有用的。在实践中，我并不相信这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更高效，甚至更有见识。偶尔，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停顿下来思考我读过的重要的东西，而只是把它归档，以后再考虑。我的“外接记忆”的另一个影响是，它促使我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数量进行消费。

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在2019年发表在《世界精神病学》（World Psychiatry）杂志上的一篇标题为《在线大脑：互联网将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的论文中[1]，研究人员认为，互联网正在成为交互记忆（transactive memory，指个体不一定需要记忆所有的信息，而只需要记住群体内那些成员是哪方面信息的专家，通过群体进行记忆的这样一种现象）的“超常刺激（supernormal stimulus，非自然存在的、能有效释放动物特定行为的刺激）”，使所有其他的认知选择（包括书籍、朋友和社区）变得多余，因为它们被互联网所带来的外部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新能力超越。

这听起来很糟糕。但在现实中，它可能有利有弊。该论文认为，“对在线搜索的依赖可能会通过减少相关大脑区域的功能连接，并阻碍记忆的检索”。但它也指出，这个过程也可能释放出我们大脑其他部分的认知空间。

在某一点上，该论文的作者提出，“对互联网信息的日益依赖可能导致个人在自己的能力和设备之间出现‘模糊界限’”。这很可能是我正在做的事情，把信息保存起来备用，并误以为这种归档是可以转移到我自己的记忆中。

最终，该论文指出，要真正了解这一切对大脑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多研究。而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以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方式改变我们。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技术作家和理论家L.M.萨卡萨斯（Sacasas）对他如何将技术作用于我们的方式进行了一个可爱的描述：

“我有时认为，身体和世界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回路。因此，我们在这个回路中引入一个工具，它将塑造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它将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因此，身体是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结点，而技术以可能是良性的、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方式进入了感知的循环。但不管是好是坏，它肯定会改变人们的感知。”

人们常常感觉新技术打破了这种回路，但萨卡萨斯可能是对的，它只是被引入了这个循环。在短时间内浏览我生命中的数万个瞬间并没有破坏我的自我意识，但它改变了我对自己过去十年的叙述方式。

例如，从2015年1月到5月，有一个奇怪的时间段，我的照片从未同步到云端。如果我不承认这段时间的经历在我的实际记忆中似乎不那么重要，那我就是在撒谎。同样，我也很傻，没有把我的高中、大学和2013年以前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数码照片，上传到云端。由于一个损坏的硬盘和一台丢失的电脑，这些照片大部分都不见了，在我的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我的个人照，除了一些脸书上的照片，开始出现得这么晚，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个时代的记忆，现在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那么它们是否会因为我只能靠大脑来访问它们而更加珍贵，更加不可磨灭呢？还是说它们不那么可靠，更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

在同一采访中，萨卡萨斯讨论了他用手机记录两个年幼孩子生活的经历：

“他们成长得如此之快，而你想记录他们成长的情况。然而矛盾的是，我本以为对他们的成长的视觉记录能使这些记忆更容易保留下来，但是，它们反而让我对事物溜走的感觉更强烈。”

在疫情期间浏览我的相机胶卷，也使我感到时间和自己溜走得速度更快了。这是一种忧郁情绪，但它不仅仅是一种悲伤的感觉。因为这种体验的核心也是一种意识的知觉。我不断地评估自己和我的生活（一件好事！），同时也把自己从一些时刻中抽离出来，以记录它（可能不是最好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现在拍的照片比疫情前要少，而且我拍的那些照片也变得有些莫名其妙。我甚至在社交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做。我所拍的似乎是我在安静时刻的快照，即使这些地点并不适合拍照。大多数照片并不是真的要分享的。对我来说，手机照片所注重的更在于拍摄这一动作，而不是我用它们做什么。

相反，它们是为了给相机胶卷中近乎无限的滚动添加色彩。它们可能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是用来镶嵌、用来装饰的。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这绝对是我能够拍摄和保存无限多的照片的结果。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5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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