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随处可见，你能做什么？

© Katie Martin

很可能，在点开这篇文章的链接之前，你已经感觉到末日危机重重，浏览网页上一个又一个的标题，简直要惊呆了：点击一下可以看到能源价格螺旋式上涨；再点击又看到民主摇摇欲坠；又一次点击则看到气候恶化，冰川消融。浏览新闻会让你对世界范围的严重危机感到不知所措。

除了让情感变得麻木，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或许会选择继续生活不做出任何改变，但这只能让我们感到内疚和羞愧。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 The School of Life

我们并非个例，也不是第一个有如此感受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从德国流亡到美国，他哀叹道：“如果没有用无尽的悲痛来衡量幸福，那幸福会是什么呢？毕竟世界正深陷困境。”然而，悲伤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尤其是对我们自己。阿多诺写道，“我们不能因他人的强大或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困惑，可这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任务。”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世界的不公正？这也是我在新书《生活很艰难：哲学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出路》（Life is Hard: How Philosophy Can Help Us Find Our Way）中想解决的问题，与之并行的是对我们而言更趋于个人化的逆境：虚弱、孤独、悲伤和失败。虽然人类的困境是无法根除的，但经过20年的道德哲学教学和研究，我相信这本书会有所助益。

柏拉图（前429年－前347年）。© Philosophy Talk

哲学家思考现实和人类生活的本质，建构抽象的理论，并进行思想实验，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不过，道德哲学也有其实际意义。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约公元前375年）中所写的那样，“这场争论关乎我们应有的生活方式，而非普通的话题”。

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这种愿望促推了被称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道德理论。依据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一个激进的理念。传统制度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是被赋予了新的道德标准：它们是否有助于人类幸福？如果不是，则必须改变。功利主义者主张普选、监狱改革、援助穷人和善待动物——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了进展。

然而，完全采纳功利主义也有其弊端。功利主义者说，一个人应该像重视自己或爱人的幸福一样，去重视陌生人的幸福：他们主张近乎彻底地否定自我。他们认为，手段的合理性是由结果来证明的：如果你可以通过谋害一百人来挽救一千条生命，那么其他事情也一样，你应该这样做。

有效利他主义表明，与富裕国家的许多事业相比，在发展中国家捐赠疟疾蚊帐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Getty Images

面对人类的苦难，“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可能是一种更可取更令人满意的回应，这是一场在过去十年中极具影响力的哲学运动。它鼓励追随者——包括亿万富翁——将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重要但被忽视”的事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对抗疾病。据一项估计显示，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每年可以筹集4.2亿美元[1]。

有效利他主义常常借鉴效用原则，但其也包含了更令人不安的影响。正如有效利他主义者所指出的，优先考虑自己和你所爱之人的生活是正确的，而通过侵犯人权来促进最大的幸福是错误的。但我们最终还是得出了实质性的道德观点。

利他主义也许不是道德的全部，但它肯定是道德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放弃所拥有的一部分，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同时，履行我们的利他义务。虽然我们需要捐助多少是有限度的——有效利他主义者通常鼓励捐出收入的10%[2]——但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地为最有效的事业付出，这些事业对总体幸福感有最大的积极影响。

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致力于根除疟疾，他鼓励亿万富翁将财富捐给慈善机构。2022年7月，他宣布向他与前妻创办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再捐助200亿美元。最新一笔捐款将使已经设立了22年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共获得700亿美元的捐款。© The Times

显而易见，这种方法颇具吸引力：简单、实用，有数据支持。有效利他主义者运用相当敏锐的洞察力，借用诸如“质量调整寿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一种调整的期望寿命，用于评价和比较健康干预。由于健康损害、伤残和[或]出生缺陷等原因造成的慢性疾病可以通过健康调查、医院出院纪录等资料进行评价。在实际应用时，反映剩余伤残严重性的权重可以通过患者或职业医师的判断来确定。编者注）等指标来评估不同慈善机构的有效性。例如，相比其他慈善干预措施，每一美元的蚊帐和疟疾药物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有效利他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愿景，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而不是在沉浸在海量负面新闻中。谁会否认富裕的公民应该放弃更多他们享有的特权？谁会为低效、浪费的捐赠辩护？

这些问题使有效利他主义的批评者陷入尴尬境地。然而事实是，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回答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世界的不公？

顾名思义，有效利他主义的侧重点是慈善事业，而非正义。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如何花费金钱和时间的理论，而不是如何组织或改造社会。

利他主义帮助弱势群体，但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否不只是慈善？© Getty Images

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不公正问题随处可见。

例如，当我们用“质量调整寿命年”来衡量慈善机构的有效性时，我们对因残障而受损的寿命年进行了折现，从而使其在我们的计算中权重降低。在公共政策或慈善捐赠中这样做，是将健全人的生命视为比残疾人的生命更值得挽救。

另一个问题是有效利他主义对政治的态度。倒不是说政治干预就能比慈善事业更有效地提高总体幸福感。这是道德工作的分工问题。设想一下，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以便更有效地履行我们的利他义务，每个国家都对自己的公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当又一个政府无效化而由国家公民来填补空缺时，将会是重复计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我们的个人义务将受到限制，而且可能更多是与政治改革有关，而不是直接干预。

© The Gathering Community

当然，现实世界并不符合这样的假设；民族国家及其利他角色的历史更加复杂。没有搞清讽刺漫画与现实的差异，就无法评估我们实际义务的范围，无从知晓该如何应对这些义务，比如去解决全球政治的问题，有效利他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些问题。

最后，不公正问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伤害有多少是共同造成的。在看待后殖民国家的干旱或饥荒问题时，西方人不能忽视殖民剥削的历史。在研究气候变化时，也不能忽视人为原因，忽视气候变化危害会给那些对此负有最小责任的人带来不成比例的负担。解决这些危害就好比去帮助遥远的自然灾害受害者一样，不是利他主义的问题，而是其中的不公正和共谋关系。通过将其视为慈善，有效利他主义者让富裕世界摆脱了道德的束缚。

正义的责任

是否有一个更好的框架来思考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否有一种更好的选择来代替末日厄运？

我认为，在艾瑞斯·马里昂·杨（Iris Marion Young）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她是一位先锋政治理论家，57岁时死于癌症。杨提出了“结构性不公正”（structural injustice）的概念，即不公正并非局限于不公正的态度或行动，而是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出现的，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责任模式。

有效利他主义者对待所有人的需求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对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应负责。简而言之，当我们陷入对原因或后果的追索中，我们与人类痛苦的道德关系就更加迫切。

艾瑞斯·马里昂·杨（1949-2006），美国政治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专注于正义的本质和社会差异。© Rafael Antonio Blanco

杨认为我们应当对结构性不公正负责。她的论点来自于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是罪责或指责，另一方面是变革的责任。举一个例子：虽然因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来批评当今的美国人是不公正的，但他们总是和维持其种族主义遗产的制度关系密切。

细想一下教育。美国城市事实上是隔离的，由于学校由地方税收支持，而黑人社区的贫困程度严重，因此，黑人社区学校的资金平均低于周围富裕社区的学校。教育机会均等是一个神话。

虽然这种教育结构不是我的错，但当我在马萨诸塞州富裕的布鲁克林镇买了一套房子时，我就参与其中了，我买房的部分原因是这里的公立学校很好[3]。杨写道：“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型表明，个人对结构性不公正负有责任，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促成了不公正结果的产生。”此时此刻，她就是在说我吧。

作为一个个体，似乎很难看到如何能带来改变——因而重要的是集体行为。© Getty Images

杨的观点不在于内疚或羞耻，而在于行动的义务。这就是她所说的“责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或指责学校得到资助的方式，这也许没有错，但我应该提倡改革，来改变我也参与其中的不公正。

我们不仅可以将杨的模式推广到那些参与了使不公正持续化的社会实践的人，也可以推广到那些从不公正的过去中受益的人，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从奴隶制和殖民压迫的遗产中受益。

面对这种共谋，我们该怎么办？杨认为，我们的责任“主要不是向后看”。这不是一个追责问题，而是一个个体能动性（agency）的问题：“为结构性不公正承担责任……包括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共同行动来改革社会结构。”

杨承认，这项义务是艰巨的：“对我的行为所促成的结构性过程中所产生的每一个社会不公正现象……如果我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她写道，“那么，这就会让我对很多事情负有责任。这是一种令人麻木的思想。”但对麻木的正确反应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迈出第一步，做一件事。

© UN News

我必须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坚持认为——我不是效仿的榜样。我做得并不多：偶尔参与游行和政治竞选，定期投票，与朋友谈论政治。一切都很好，但都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

杨用“变革推动者的问题”来针对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仅仅确定不公正是不够的，仅仅投票给你喜欢的政治家也是不够的，政治家往往会对你所期望的变化漠不关心或加以阻挠；单独行动通常是徒劳的。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集体代理人——运动、工会、利益集团——他们有力量和意愿促成改变。

我不是一个积极分子，更不是一个领导者，也经常会被世界的不公正压垮。如果你对此有共鸣，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单一的问题——大规模监禁、贫困、投票、妇女权利——并找到一个你可以加入的地方团体。

我选择问题是气候变化，并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名为“化石自由”的组织，其2014年的活动促成了麻省理工第一个气候行动计划。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谈论气候公正，并在网上讨论这个问题。四年前，我和一位同事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起开设了一门关于气候变化伦理的课程。

我确信这还不够，我对自己没能做更多的事情感到内疚。你可以针对那些最困扰你的问题，来分享这种内疚感。我们在尽一切努力打击不公正吗？谁能说他们做得够多？

阿多诺在二战后写道：“错误的生活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度过。”（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不公正的环境中过得很好，这种环境会玷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一个良善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所以，他的格言中有更平凡的真理。

面对普遍的苦难，我们除了抑制自己的情感，还有什么选择？© Getty Images

考虑到对自我的认知，我们也知道在“正确地生活”中对自己的要求是有限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有赖于我们的心理和社会环境，我们对社会世界的部分把握，以及维持平衡的需要。

但尽管我们知道自己有极限，但仍不知道这些极限在哪里。于是，当我问自己在履行我的公正职责时，是否做了足够的工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将是一个极妙的巧合。我有多大可能做了正确工作，对自己抱有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性接近于零。

结果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达成目标。也许这很明显。但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做得更多的人，他们就是为了致力于社会变革而活着，即使是终其一生也不能确定他们做得足够多。在不公正随处可见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过着良好的生活。

© Gallup News

这其中蕴含着指导和慰藉。（对生活的）感觉很糟糕，但我们不应为此太过沮丧：我们的内疚不是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让它拖后腿，谴责我们自己的努力太小。

它们可能很小，但无视、少做事情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正常的。走向正义的每一步都是有价值的，一步通向另一步。虽然靠自己很难有所作为，但数以百万计的游行队伍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从地方工会到抗议和政治运动，各种规模的集体行动都存在。

面对大范围的人类苦难，一些人感到绝望：“我做什么无关紧要，因为数百万人仍将遭受苦难。”但这种想法令人困惑。我们可能做得不够，但无论我们救了两个人中的一个，还是救了 200 万个生命中的一个，所产生的影响是一样的。抗议可能不会改变世界，但它增加了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不应该忽略增量。

作者简介：基兰·塞蒂亚，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分校哲学教授。

参考文献：

[1]80000hours.org/2021/07/effective-altruism-growing/

[2]www.givingwhatwecan.org/

[3]www.bizjournals.com/boston/blog/bbj_research_alert/2015/11/rich-state-poor-state-the-most-and-least-afflu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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