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胜也救不了脱口秀

凌晨四点的青岛，刚录制完《脱口秀大会5》第一期的演员们累到虚脱。肉食动物的晃晃已经坐不住了，瘫倒在座位上。不少演员倒在休息室，睡了过去，被喊起来做赛后采访时，补个妆就录。

几步之隔，地方脱口秀俱乐部老板们的休息室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满桌烧烤、饮料，老板们疯狂进食、高谈阔论、沸反盈天，像深夜的街边烧烤店一样热络，像过年的早市一样喜庆。他们分享着自己的惊奇、亢奋、启发，探讨演员表现的得失，节目录制激发出的状态，线上录制和线下演出的差别与冲击。

时间往前倒十个小时，刚到录制现场时，南京无名喜剧的孙郁才知道，节目组竟然给老板们设了单独的座位区域，不是坐在观众席起起哄就行。镜头不时扫过他们，孙郁看节目看得很爽，但不太适应那种镜头围绕下的感觉。

老板们并不熟悉镜头，他们是无数线下演员的缩影。老板们当中，有多次参加海选却被淘汰的热血分子，有送多位选手上了节目但自己未曾亲临现场的幕后园丁，线上节目的世界第一次直观地铺开在他们眼前。重庆索道喜剧的张张菌兴奋到难以自抑，录制结束后，没有回酒店休息，而是跑去海边看了日出。

凌晨四点五十，载着老板们的大巴在晨雾中驶出园区。路上，武汉开饭喜剧的叨叨向车窗外望去，怅然若失：“像是做了一场梦。”

这是《脱口秀大会》第一次邀请地方俱乐部老板参与录制。过去，笑果和地方俱乐部们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隔离”，那是线上与线下的隔阂，“爷商”与平民的差距（注：单立人俱乐部创始人石老板曾开玩笑称，以笑果的体量来讲，不能说是友商，应该说是爷商）。这次安排，显现出双方微妙的态度，暗示着一种拉拢，一种试探，一种顺从，一种相互需要。

脱口秀行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前半句早在笑果线上反哺线下的繁荣景象中得到印证，而后半句隐藏的危机，或许已经开始显现了。

青黄不接

这一季《脱口秀大会》的豆瓣评分特别低。

被问及此，一位处于节目制作核心的内部人士尴尬地回应我：“一定要这么尖锐吗？”

实际上，从传播度来讲，这一季脱口秀大会无疑是成功的。“为了破圈，节目引入了不同圈层的演员，不再是单纯的脱口秀，势必会让一部分固有受众感到冒犯，同时吸引大批新观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师资博士后彭侃告诉我，“豆瓣评分低，可能恰恰代表节目的受众面更广了，评头论足的人也更多了。”

笑果越来越懂得拿捏节目了，但可能已经背离了脱口秀本身。程璐那句玩笑话“全是新人，没有旧人”，竟成了这一季的绝佳注脚。社交媒体上，对领笑员的“讨伐”甚嚣尘上，而舞台上，越来越多老演员决定转身离开。

Kid 被淘汰后，搬离上海，打算沉浸式开放麦几个月，“拼个命年底前把专场写出来”。他用看似俏皮的口吻说：“明年可能不会上节目啦。”

梁海源被淘汰后，宣布不再参加节目，回归线下。微博里，他写：“不希望大家把演线下当成一件迫不得已的事。它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初心。我在这个行业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写专场，演专场和录专场。脱口秀不是只有脱口秀大会，前面还有星辰大海。”

梁海源微微鞠躬，徐志胜哭了。

脱口秀演员们似乎终于察觉到了那种消耗，那种观众一直在提醒他们的消耗。他们逐渐发现自己脱离了进入这个行业时的初衷，屏幕上的辉煌让他们陷入了感知生活与创作的双重瓶颈。《脱口秀大会》这档带火了整个行业的节目，最终还是埋葬了老演员们感知生活的空间与能力。

猫头鹰俱乐部创始人史炎表示，市场在“催熟”演员，因此，演员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但被榨干的速度也很快。“很多演员可能两年时间就已经就火透了，但后来在脱口秀上没有更多的建树和价值，就去录更多的综艺节目。”

造星之前，是笑果构建人才壁垒的努力。看过第一季《脱口秀大会》的观众，或许还记得史炎。作为笑果当年的元老级员工，他当时负责着笑果与地方俱乐部的沟通、笑果训练营等项目，他告诉我，笑果早在多年前就开始构筑人才壁垒，广泛签约。庞博、颜怡颜悦、王勉等后期爆火的选手，在2017年的新人训练营就已经被笑果收入麾下。

这样做的好处是，笑果用敏锐的前瞻性和低廉的成本，牢牢圈住了潜力股，圈住了行业的五年。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大批演员被淹没在笑果体系下，没法接触外界，只能苦苦等待一个上节目的机会，而外界也难以触及这批人才资源。

史炎告诉我，在他接触过的一个项目中，被告知，笑果拒绝自己的演员和其他公司的脱口秀演员同台。换而言之，如果想和笑果合作，就必须选择加入笑果主导的游戏，接受笑果的规则，和笑果签约。这应验了2017年李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喜欢这个市场只有我们。不要有第二名，不要有竞争。”

但在行业还没有成熟的前提下，过早垄断是有后果的。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播出后，硬核喜剧创始人冯子龙在公司内部下了一个论断：脱五之后，行业会进入下一个生态。以前的生态是：《脱口秀大会》一年比一年好，市场一年比一年大。但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到头了。让一档节目承担整个行业的重量，就会出现问题。

到这一季，笑果已经消耗完了老演员们的积累与才华，也被迫直面这样一个行业现实：全国范围内，脱口秀人才都已经青黄不接了。

“输血”

很多这两年大受欢迎的脱口秀新人都来自地方俱乐部。

58岁的黄大妈，来自长沙笑嘛喜剧；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卤大肠的退伍军人毛豆，来自大连汇笑喜剧；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小佳、漫才组合肉食动物，都来自厦门来疯喜剧。这是心悦诚服的地方俱乐部们为笑果的“输血”。

更有甚者，很多俱乐部的创始人都已经加入笑果，作为签约演员或全职员工。长沙笑嘛喜剧创始人伟大爷就是如此，他现在在笑果负责与地方俱乐部的沟通，他对我说，地方俱乐部是脱口秀行业的“神经末梢、毛细血管”，“能比笑果更敏感地感受到市场的变化”。因此，他们也更适合挖掘特质突出的新人演员、跨界演员。

彭侃告诉我，在很多欧美国家，喜剧的民间基础雄厚。俱乐部提供了大量表演场地和演出机会，成为喜剧人才的重要孵化地。比如《周六夜现场》中很多演员和编剧都是从美国The Second City 和 The Groundlings 这两家俱乐部中走出来的。

但在国内，地方俱乐部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

几乎每家俱乐部都和我聊到了对“演出商”乱象的无奈。在行业里，标榜自己有喜剧理想的俱乐部们注重内容创作和人才培养，他们往往瞧不起自己没有签约演员，只会频繁办演出、割观众韭菜的演出商。商字，即贩，只和钱有关，和理想无关。

演出商们极大地挤压了俱乐部们的生存空间。在很多城市，演出商并不在乎演出质量，只要凑够几个演员，挂上脱口秀的牌子，就能卖票。“每天都演，一天四场，甚至从下午一点半就开始演，疯狂开廉价票，抢占市场。”

在北京脱口秀圈，有一位经历流传甚广的传奇人物，是典型的演出商，我们且称其为老江。老江在景点办演出，专割旅行团韭菜，200人的剧场，卖400张票，就赌人不会来齐。观众来了，坐不下就站着，实在站不下就给人赔礼道歉再退票。

江湖传闻，每当一位口碑不错的好演员去了老江那儿演出，就会被摄像机悄悄录下来。过不了几天，老江就会培养出一个和好演员长得差不多的新演员，专门讲好演员那套段子。

老江的所作所为，每一条都违背了脱口秀的创作道德与市场规则。但老江已经在京郊买别墅了，他的年收入，业内人猜测，往少了说也有三百万。

成都过载喜剧的老板蔡师傅告诉我，演出商的存在还会破坏演员的成长体系。很多有天赋的年轻演员，刚写出五分钟好段子，就受不了演出商给出的金钱诱惑，硬是把段子灌水到十五分钟，上商演。伤了元气后，就再也没法回到严肃的创作中去了。

把好演员送到笑果参加节目，搏一搏“正统”与名气，仿佛是地方俱乐部对抗市场恶性竞争的唯一出路。但哪怕演员爆红，和笑果分约后，俱乐部获得的收益也寥寥无几。

在愈发狭窄的生存空间中，地方俱乐部的“输血”行为，还能维持多久？

沉淀

3月的一个夜晚，冯子龙接到了某平台意味深长的来电，暗示合作：“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在脱口秀行业再做一个笑果出来？全国有那么多俱乐部，那么多演员，难道就不能再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吗？”

冯子龙干脆地答：“没有。”

他和我吐槽：“这就好比，莫言当年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山东省省委书记直接跑到高密县问，咱能复制100个莫言吗？”

硬核喜剧是一家资深脱口秀公司，上一季在《脱口秀大会》崭露头角，后来参加恋综圈粉的大雄就出自这家公司。疫情前，硬核喜剧在全国演出，每周的出票量在4000张左右，比笑果都多。他们也承接了不少喜剧项目、喜剧综艺的编剧业务。

“如果说业内有人能成为第二家笑果，那就是我们了。”冯子龙对我说，“但笑果的核心能力不在演员，甚至不在编剧，而是在一位很懂内容的总策划，李诞，和一位既懂节目制作又懂脱口秀的出品人，叶烽（虎嗅注：李诞曾任总策划，现在不担任职能）。中国电视圈要再找出这样的总策划和出品人组合，可能性实在渺茫。”这才是行业真正的人才缺口。

但市场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许多平台和制片人找到笑果之外的脱口秀公司，提出千奇百怪的方案，“什么都像，就是不像脱口秀”。

资本环境也不太支持下一家笑果的诞生。哪怕过几年，大环境好了，也很难靠砸钱砸出下一家脱口秀巨头。“说到底，这个行业的生产力甚至不是人，而是创作能力。”史炎说。笑果集结的是当年中国说脱口秀时间最长，积淀最深的一批人，要再造笑果，必定需要另一个5至10年的培养周期。

“脱口秀看到最后看的是谁呢？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演员会有分化，有喜欢简单纯搞笑的，也有深度文本的，但是一定不会只停留眼花缭乱的人设上。”冯子龙说。

很多从业者们在做这样一件事：他们从素人当中寻找想要表达的人，加以文本、表演等训练，也授之耐得住寂寞的心态。冯子龙给演员的建议是，如果认为自己足够有才华，就奔着笑果去；如果出不了名，就以一种文字创作者的心态去生活，每年向市场交付一个扎实的专场，保证自己在持续创作。

新演员持续进场，多一点耐心；老演员回到线下，多一些初心。要破脱口秀行业的人才困局，似乎别无他法。

后记

时间往前倒推一年，上海的夏夜里，我和偶然遇到的几位年轻的笑果演员拼了个桌。一位胖一些，一位瘦一些，一位帅一些。

胖些的那位才华横溢，在新人训练营拿了第一，没几天就被笑果签作编剧，据说很得李诞喜欢。那天晚上，他讲了几个有关宗教、文化的段子，文本颇为高级，有国外专场的味道。他讲时，明显很为自己得意，瘦一些的演员在一旁也满眼艳羡。我能很明显地看出，那一刻，他羡慕的不仅仅是一个即将成名的机会，更是那种创造力迸发的天赋与能量。

帅些的那位一直没有说话。饭局末了，我由衷地对他说，你的脸很适合上节目。他笑了，回我，大家都这么说。

三位演员身上，都洋溢着一种热切、憧憬、朝气，那种只差一瞬，就将“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期许。回看北京，哪怕二十多岁的脱口秀演员，也多数自嘲着混口饭吃，透着一种打工人的认命感。有百万粉丝、全国巡演门票瞬间卖完的独立演员，眼睛里也写着对未来的不安。

那晚我感慨，上海和北京脱口秀市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是这股憧憬与热切了。

笑果曾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无上的希望，如今，沉淀的时刻到了。

本文不代表《财经》观点，转载已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