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录音行业，有一个名字是品质的保证 | 人物

原创 Music Weekly 音乐周报

文 | 纪晨

如果说声音是现场的艺术，那么录音便是为这门艺术“锁鲜”。在中国录音行业，有一个名字是品质的保证，他叫李大康。他和中国录音事业的工作者一起赶超国际。

李大康录制过唱片、广播电视节目、电影音乐、电视剧音乐、各类演出现场、晚会以及大型文艺演出等，近两千次。从交响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到各种戏剧、曲艺等，他都参与过录音。去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授予李大康“民乐艺术终身贡献荣誉称号”，感谢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作出的贡献。“我们国内的录音师录制西洋交响乐，并不比外国录音师差;但要录中国乐器，他们比不过我们。”李大康的自信，来自于他46年里亲力亲为，参与并见证中国录音事业快速发展。

让爱好成为事业

李焕之、李群与三个儿子李大康、李小康、李毅康

李大康，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指挥家李焕之的长子。李大康记得小时候，他们家住在石板房24号——中央歌舞团创作组的驻地。除了李焕之一家，郑律成、张文钢、管桦都住在这个大院里。小学二年级，他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钢琴。

1956年夏，父亲李焕之教李大康弹钢琴

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附小，李大康通过考试，成为了附小的第一届学生。在附小、附中学习三年钢琴后，由于心思不在练琴上，他便转学到了普通中学读书。后来赶上了“文革”，他插过队，还当过兵。

1976年3月复员回京后，他按父亲的建议，选择录音专业。1976年7月，李大康正式进入中国唱片社。由于乐感较好，又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李大康一入行就展现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很多东西师父还没教，他自己就琢磨会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好是国内录音技术从单声道向立体声转变的起步阶段。李大康进入中唱后，虽然不是立体声实验小组的成员，但好学的他经常去旁听，帮忙打杂，看得多了，逐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进公司两年后，李大康就可以独立工作了。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独立录音是李光曦演唱的郑律成作曲的《伐木歌》。

1979年，李大康在中唱录音室用新进口的立体声调音台STUSER189Q录制节目

李大康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从业以来的每一次录音，他都会写录音笔记，他说：“从1978年我第一个录音到2003年，记录了12本录音笔记，之后就用电脑记录了。”从来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但他就这样坚持了一辈子。他还总结了20字的工作口诀：写要做的、做所写的、记所做的、查所记的、改不对的。

2003年前的12本录音笔记

也正是每一次录音的认真对待，让他获得了很多实至名归的荣誉。1981年，由李大康参与录制的电视专题片《说凤阳》获得中央电视台“优秀电视片”奖，这是录音方面第一次获奖。他为箜篌和箫录制的组曲《清明上河图》发行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专门制作了一期《古曲新声》节目，介绍这个作品。这期节目还获得了在泰国举行的亚广联(ABU)1987年“东京放送基金大奖”，这是李大康首次获得国际奖项。1996年，他录制的《台湾幻想曲》又获法国“96戛纳唱片展”大奖。这些获奖经历令李大康颇感意外，在他看来，认真工作从来都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这份执着为他赢得了荣誉，也得到了国内音乐领域对他一致的认可。

记录中国声音

“听过京剧的人都知道，演员在台上唱，伴奏在下场口的位置。在现场看京剧有视觉的存在，并不觉得声音‘一头沉’。但将视觉去掉只听唱时，所有的伴奏都从右侧出现，左边是空的，这与录音美学中的平衡、对比、对称、变化相违背。”李大康说，从1982年开始，中唱的录音师们就开始研究如何能更好地录制京剧实况演出。大家想到可以借鉴歌剧演出中，乐队在乐池中的形式，把乐队展开。但这可不是在演出时，就让乐队坐在乐池里，而是通过录音技术，将依然坐在下场口的乐手们演奏出的音响“乾坤大挪移”，“挪”到演员的后面。为了完成这个声音的魔术，李大康不断研究话筒的摆位，调音的方法等，终于实现了。

1987年，李大康录制的京剧《二进宫》实况录音，在中国唱片总公司与南京大学联合进行的第二届节目录音质量评比中获得二等奖。评委们一致认为，演员移动、转身的微妙变化，乐队在演员身后成扇形的宽度，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互动的现场氛围，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实在是神奇，妙哉!

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自1978年出土至今，曾侯乙编钟只奏响过三次。而它的首次录音，参与者中就有李大康。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唱用出土的编钟、编罄原件，加上同时出土的瑟、箫、篪、埙等乐器的仿制品，录制成《千古绝响》和《欢乐颂》两张唱片。同时，将每个编钟的正鼓音、侧鼓音采样保存。

1986年，李大康在湖北武汉珞珈山剧场录制曾侯乙编钟（原件）古曲为古琴演奏家李祥霆设置话筒

担任此次录音导演的是刘怀萱和李大康。这次录音，还首次使用了我国第一辆多轨录音车。李大康回忆，湖北博物馆老馆面积小，声音扩散不开。担任这次录音的演奏员都来自湖北歌舞团，就决定把录制地点改在歌舞团所在的珞珈山剧院。“当时，我也跟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一起拆卸、搬运编钟。运送途中，一路都有警察持重械跟随，确保文物的安全。”

李大康与录制曾侯乙编钟（原件）的录音车

珞珈山剧院空间够大，但隔音不好，白天，剧院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声音在剧院里都能听到。为了满足录音条件，团队就每天晚上等到十点多，外面的喧嚣逐渐归于平静后，才开始录音，一直录到第二天清晨，听到鸟叫声才停止。就这样，一直录了一个多月才完成。

2001年、2002年，李大康还使用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录制了编钟套曲《袍修罗兰》和一个公益广告。对比原件和复制件两次录音经历的李大康回忆，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从音准、音色上，单纯靠耳朵听，凭记忆几乎听不出差别。这两件曾侯乙编钟也成为了他的老朋友，“每次去武汉，总想去看看它们。”

解决民乐音响平衡难题

李大康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授予他的“民乐艺术终身贡献荣誉称号”，是他近年最看重，也是最欣慰的一个奖。“几十年来，在独奏、重奏韵味的把握上，在民族管弦乐队的音响平衡上，我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在李大康的录音生涯中，民乐占据了重要地位。

1986年10月，中唱录制的第一张CD唱片，也是第一次使用专业数码录音机录制的唱片就是民乐，是张维良的《箫的世界》。前不久，李大康和张维良还聊到这张36年前录制的唱片，用现在听唱片的标准来听这张专辑，录音上一点不比现在新录的专辑差。

《箫的世界》中的曲目《秋江夜泊》

“我曾经看到日本的录音师，即便录一件乐器的独奏，也使用两个话筒。我知道两个话筒同时拾音，声像还是在中间，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虽然搞不懂，但我先模仿。”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实验，李大康发现，两个话筒录出来的声音是“活”的，在左右两个音箱之间，随着演员的演奏，就有了一个自然轻微的摆动。音质也比一个话筒更加丰满，捕捉到这一点点的不同，声音就更灵动了。后来，李大康又通过理论分析，两个话筒录音效果好，是源于人有双耳，双话筒拾音是符合人类听觉习惯的。

1995年，阎惠昌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录制唱片《敦煌印象》。这是一部吹奏乐的协奏组曲，运用到了曲笛、梆笛、口笛、排箫、埙等乐器进行独奏。其中有长达五六分钟的两个段落，一个采用弹拨乐伴奏，另一段是弓弦乐伴奏。那时，广播民族乐团的座次是左弓弦、右弹拨。这样一来，录制时就会出现一会儿左边沉、一会儿右边沉的效果。上午排练后，李大康找到阎惠昌，希望调整一下乐队的座位，“我希望弓弦乐在第一排左右完全拉开，弹拨乐在第二排也是左右完全拉开。”下午，阎惠昌带着乐队尝试了新座位，但乐手们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别扭。”但排练结束，独奏演员跟指挥说，“我觉得这样坐感觉特别好，乐队始终都包围着我。”阎惠昌也很赞同。有了独奏和指挥的肯定，这次录音得以顺利进行。CD出版后，阎惠昌说，听众对这张唱片的音响效果评价很高。

2005年广播民族乐团开始了音乐季的演出，邀请李大康为音乐季录音。8月，作曲家关乃忠指挥广播民族乐团带来他的作品音乐会。排练之前，李大康熟练地架好了各种设备，乐手落座后，他一看，前弓弦、中弹拨、后吹打。关乃忠走上指挥台，敲了敲谱台：“这么坐大家不习惯吧，我的作品就是按照这个座次写的，希望大家能适应一下。”一个月后，李大康又去给广播民族乐团录音，这次在摆话筒前，他特意先看了眼谱架上的乐谱：前弓弦、中弹拨、后吹打。“哎，怎么不变回去了?”时任广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的彭家鹏说，团里开会研究了，大家一致觉得前弓弦、中弹拨、后吹打的座次，音响效果确实更好，除非特定演出，以后常规演出都这样坐。听到这个消息，李大康特别兴奋，其实自己在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这种民族管弦乐的座次得到越来越多乐团的认可。如今，国内、国际上的大多数民乐团都在采用这种座次演出。

培养录音接班人

在最应该学习的年龄没能上大学学习，是李大康最遗憾的事情。即便工作了十几年，已经成为业内非常知名的录音师，他仍然向往校园，想要通过学习，把理论知识补上。1988年，已经40岁的李大康，在保质保量完成大量工作的前提下，挤时间复习高中课程。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干专班。入学后，他要在两年里完成大学四年的课程。宿舍每晚十一点熄灯，熄灯后，他就点上蜡烛继续完成当天的作业。

1988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录音艺术干专班，李大康、张小安在宿舍每晚11点熄灯后点蜡烛继续完成当天的作业

毕业后，再坐在录音台前，李大康觉得自己有了质的飞跃，随之作品质量也提升了一大截儿，“以前，很多时候是凭经验判断什么样的声音好听;学习之后，我能从理论的角度解析为什么这样是好听的，原理是什么。”

从1993年开始，李大康在中国音乐学院代课录音的相关课程。1997年，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录音艺术学院，邀请李大康担任客座教授。2003年，他正式调入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在教学上，他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学校的设备有限，他把自己的设备带到学校，供学生们学习使用。为了给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平台，李大康经常把他的课堂直接搬到音乐厅里，提供最好的声源、场地让学生们进行实习。即便是本科生，也经常能够跟着他一起去为一线的乐团、一流的演奏家们录音。在他的带领下，学生们的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和有效结合。在他任教一两年后，很多学生就在国内、国际的录音比赛中获奖，还有很多学生毕业不久就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

一次下课后，一位学生凑到他身边，小声问，“老师，您把这么多录音的绝招都告诉我们，不怕我们学会了，没人再找您了吗?”李大康笑了，说：“录音不是机械的照搬就能录制出一样水平的作品，需要长期的体验、积累，才能恰到好处地拿捏住分寸。但你们知道了我的方法，方向对了，你们的基础又好，有了更多的经验后，一定能探索出更好的录制技巧。”

2010年，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指导研究生录音实践

除了教学，李大康还注重科研和理论研究，“我入行时，中国刚刚开始发展立体声。而国际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进行了立体声的探索，中国落后世界50年到70年。”李大康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后，就努力为了中国音乐录音尽快进入环绕声时期，联合北京电影学院、中唱等7家单位，进行了国内首次音乐会环绕声录音试验。之后经过不同场地、不同规模的交响乐和民族管弦乐音乐会的试验研究，完成了环绕声各种制式的对比。实验结束后，李大康完成论文《音乐会环绕声录音初探》，获得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2007年度影视科技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多声道环绕声技术研讨会”上，他关于环绕声初探的演讲引起业界轰动。在李大康以及国内众多录音行业从业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国际上的差距被逐渐缩短。

李大康在居庸书院录制《天人合一》

2012年，国际上出现了三维声的电影和音乐。李大康也立即投入到三维声音乐录制的研究中。一年后，三维声录音的实验成功。2017年，李大康主持录制的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获得了广电总局“2018三维声制作大赛”二等奖;同年还录制了蓝光Auro-3D专辑《油盐寺》。中国录音与国际差距逐渐拉近，甚至几乎实现了与国际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