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等近500年，川大学人终筑儒学大厦！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它荟萃2000余年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分门别类地予以整理、校勘和编排。它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成就之集成，可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

但相较于《大藏经》《道藏》，《儒藏》的编成更为不易。大规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并编制成大型儒学丛书，历史上虽屡有倡议，却始终没能实现，甚至专门而系统的儒学文献著录体系也未曾确立。从明代万历年间起，汇集儒家经学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文献，编纂出一套大型丛书，同时研究儒学文献的类别，创立一套新型的适合儒学文献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一直是历代学人梦想完成的神圣使命。

这样的困局，一直到1997年。四川大学发起“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担此大任。

《儒藏》总主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舒大刚介绍：“《儒藏》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文献汇集和影印，而应该是严肃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在普查、统计和分析研究现存儒学文献性质和类别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儒学史、经学史、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历史编纂学等知识，参考和吸收佛、道二‘藏’的编纂经验，结合当代学科分类特点和学术研究需要，建立起尽可能系统的、科学的、实用的儒学文献分类体系。”

而科学合理的分类，必须建立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尽可能多地收录儒学资料，《儒藏》采用“丛书”兼“类书”的办法处理各类文献。对于整部收录的图书来说，《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学丛书”；就分类辑录而成的专题文献而言，《儒藏》又兼有“儒学类书”的性质。《儒藏》正是“丛书”和“类书”的统一，是“专题丛书”和“专题类书”的合一，“以儒学为主题，以‘儒经’‘儒论’‘儒史’为基本著录体系，将历史上内容繁多、门类复杂的儒学文献系统地搜集和编录起来。”舒大刚介绍，“儒经”基本是儒家“经学”成果的汇编，“儒论”基本是儒家理论即儒学思想的资料汇编，“儒史”则是儒学史的资料集成。儒学的各类文献既得到了系统的著录，各门学术也得到了寻源溯流式的考索。

《儒藏》自2005年首发以来，已得到学界广泛评论与认可。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曾直言：“《儒藏》的编纂，目前已成学界的‘热点’。但平心而论，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舒大刚教授。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最为切实可行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

创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订正了原刻本的错误……这些正是“川大版”《儒藏》的显著特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智对《儒藏》的编纂体例专门做过研究，他认为，川大的编纂体系解决了《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编纂可能造成的内容交叉而难以明确分类的弊端，使之类别明晰，互不重叠，一目了然，能充分发挥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作用。

翻开《儒藏》，可见在收录、整理、编类和对“史部”文献进行标点、校勘外，还特别注意学术的辨章与文献的述评。为入选各书撰写简明“内容提要”，对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传、内容之梗概，略作评介。仿《四库全书》例，“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在三部、二十四类之前，分别撰有“总序”“分序”和“小序”，讨论儒家学术的源流、各门文献的历史，为读者提供必要的儒学史、经学史、儒学文献史、专经研究史等基本知识……“我希望使《儒藏》这部在一定体系下用图书构筑的‘儒学大厦’，轮廓更为分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25年了，舒大刚亲手起高楼，两千载儒学之成就萃兹一“藏”。

新书发布会上，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王中江在贺词中介绍了编纂《儒藏》的必要性，“中国哲学界和儒学界的有识之士们，在《儒藏》的整理和编撰上，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称川大版《儒藏》，“洋洋大观，惠泽儒林，令人敬佩。考文献而兴旧邦，编《儒藏》而弘儒学，全套《儒藏》的整体面世，一定能够在中国儒学的新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656册5亿余字的内容，《儒藏》的“洋洋大观”都有些什么？

据介绍，《儒藏》分为经部265册、论部117册、史部274册。

其中，经部统摄的各类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于普通读者而言，更为熟悉。包括《元典》，指儒家最早也最基本的经典文献，包括儒家的基本典籍“六经”以及早期解释和阐发“六经”旨意的传记文献“十三经”；《周易》，为儒家群经之首，又是中华文化传统之源；《尚书》，又称《书》《书经》，所记“长于政”，“记先王之事”，又以垂诫为宗旨，经孔子结集成编，成为经典；《诗经》，为儒家六经之一，其原始文献本称为“诗”，或举其篇数称作“诗三百”或“三百篇”，后经孔子整理，被尊称为“诗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本是鲁国史书，经孔子删修寄寓，成为经典，今传《左传》《公羊》《穀梁》三传；《孝经》，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四书》，为宋儒所构建之经典体系，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尔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训诂专书，又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在我国经学史、语言学史、文献学史、科技史甚至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群经总义》，为通解多经的文献，包括通论、通释、通考，或杂论、杂考、札记、校勘、摘要、类编、音义等类别；《谶纬》，儒者以谶纬学解释社会变革、朝代更迭，《儒藏》“谶纬”类便收录了明代陶宗仪《说郛》中的谶纬文献、孙瑴《古微书》，清代赵在翰《七纬》、乔松年《纬攟》，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重订纬书集成》（日本明德出版社原版）五种辑佚之作。

论部则包括《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史部分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

“经”“论”“史”三大部，或可将儒学成果及其历史收揽无遗。

在舒大刚看来，《儒藏》上可综览儒学群书，下可方便来学使用；内可保存儒学书籍，外可宣传儒学理论，于古于今，于存于用，实为两便。

《儒藏》自2005年首发以来，已得到学界广泛评论与认可。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川大版《儒藏》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功盖千秋的文化基础性工程，是中华几千年文脉流传到当下的一个优秀成果，也是巴蜀大地的滋养，多代巴蜀学人积累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儒藏》的出版，是儒学史的盛事，是中华文化史的大事，也是学术史上的喜事。明清以来，多位学者倡议编纂《儒藏》而没有实现，今天在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诸多教授的努力下，在四川大学领导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人近500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川大版的《儒藏》突出了儒的内容，似乎使《儒藏》更名副其实。这样的《儒藏》更适合学习和研究，更确切地反映了儒学的真面目。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几家《儒藏》编纂单位中，川大《儒藏》具有快、好两大特点。其采用影印加圈点的编纂方式，既做到快，又避免传统录入必然存在的错讹，在“好”字上达到极致。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知，《儒藏》编纂对于我中华民族认识自我、重拾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这是当代学术的盛事，也值得当代中国文化史记取。

1997年初提出儒藏编纂设想。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基本完成1亿字的《全宋文》编纂后，便提出了儒学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设想，《儒藏》编纂被列入首选，并立为学校科研重点。

1999年被列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川大学人相继编纂了《儒藏总目》，完成多项儒学文献整理和研究，出版“《儒藏》系列”成果。

2005年首批成果面世2005年5月，川大《儒藏》首批成果“史部”50册样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试行出版，丛书包含“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和“儒林碑传”三编，收书约80余种，总字数约2600万字。

2007年《儒藏·史部》第四编《儒林年谱》50册编成，搜集整理了清朝以前200多位重要儒学人物的年谱近300余种。

2009年《儒藏·史部》第五编《儒林史传》80册编成。本编专录儒者传记，主要由三大类文献构成：一是“正史”的儒传，二是“通录”性儒传，三是“专录”性儒传。

2010年《儒藏·史部》第六编《学校史志》68册编成，主要收录儒学史上的学校教育类文献。一是官学的代表国学史志，一是私学的代表书院史志，共收录110余种，分别予以整理，各冠提要。

2014年《儒藏·史部》第七编《礼乐类》14册、第八编《杂史类》12册出版。《礼乐类》收录儒家礼仪、规章制度类文献。《杂史类》收录儒学在教育制度、科举考试、文献目录，以及其他典制考证等方面的典籍。

2016年《儒藏·经部》“诗经类”22册出版。“诗经类”充分考虑《诗》学实际，选取《诗》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入藏。

2017年《儒藏·经部》“孝经类”5册、“三礼类”62册出版。“孝经类”基本以《孝经文献集成》为准，补充未及收录的重要版本和出土文献。“三礼类”以《三礼》阐释文献为主，有白文、传说、单篇、专著、图谱等。

2019年《儒藏·经部》“四书类”23册、“尚书类”25册出版。“四书类”所收自汉魏至清，共选录《四书》文献118种。“尚书类”在全面调查研究历代《尚书》学文献的基础上，择优选萃，共收录代表性《尚书》学文献120余种。

2022年《儒藏》经部、论部最后10类203册出版。这标志着，656册，合计5亿余字的巨制典藏《儒藏》终成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