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陕北

时间飞逝，转眼间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已经有45年了。2014年1月21日，我有幸和许多同有延安情结的插友们相聚在北京世纪坛，一起参观了“寻根守望 —沐浴圣地洗礼的北京知青”专题展。大量知青当年用过的实物、资料和老照片，真实地再现了二万七千多名北京知青在延安的奋斗历程。看到展出的照片里有许多我熟悉的身影、那连绵的黄土高坡、巍巍宝塔山、潺潺延河水，还有那延安的窑洞和石碾，更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让我激动、让我感慨，思绪又把我带回45年前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再回首，一段段在陕北插队的往事恍如昨天、历历在目。

1969年1月底，还不满17岁的我和两个中学同学爱萍、小远与其他北京知青一起离开了北京的家人赴延安插队。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的转辗，我们终于到了甘谷驿公社，被分到唐坪大队。

作者陈亚俐

记得来接我们的是大队老支书唐建忠，一个典型的陕北老汉儿：他50来岁，中等个，头系白毛巾，淳朴、黝黑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像木刻一般，身着一身老粗布做的黑色棉衣，棉裤还是缅裆的，腰间系着老布腰带。老支书赶着驴车，车上拉着我们仨儿的行李，跟我们边走边啦话（聊天）；因为初到陕北，话还不能完全听懂，所谓啦话，也就是连蒙带猜。老支书先问：“我说话你们嗨哈嗨不哈？”（其实就是问：他说话我们听懂还是听不懂？）我们以为问我们害怕不害怕？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害怕！”老支书笑了。他告诉我们：“1月初，队里已经分来了两男两女四个知青。”接着问：“这批就分来你们三个女知青？”我突然想起，去北京接我们的公社梁书记在火车上告诉过我：陕北女人叫婆姨家。学了就要用，我回答：“就我们三个婆姨家。”老支书一听笑了：“我们陕北女人结婚后才叫婆姨，像你们十几岁，都叫小女子。”听老支书一解释，我羞红了脸。当得知老支书是1936年的老党员，我们开玩笑地说：“您怎么不跟着毛主席去北京呀，至少也得弄个局长、厅长当当。”老支书憨厚的一笑，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边走边聊，过了一道道山湾，又过了一条条小溪，我们仨儿走累了，刚开始的新鲜劲儿也没了，就一次次问老支书：“怎么这么远啊，怎么没到啊？”老支书又一遍遍回答：“快到了，快到了。”傍晚前，步履蹒跚的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唐坪。唐坪位于甘谷驿公社的中部，离公社20多里。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唐坪后方和左后方的沟里，还有好几个大队，最远的离公社40多里，足足比我们远一倍！另外，在我眼里除了村边上那十几亩稍平展的梯田、就是一座座黄土山坡的唐坪竟是公社平地最多的富裕队。公社梁书记照顾我们三个女孩子年纪小分配到唐坪，我们真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作者的中学同学爱萍

由于我们知青住的窑洞还没盖好，我们刚去时住在老支书家。去了才知道：土窑原来就是倚着山坡推出一小块稍平的地当院子，然后在靠山的面掏个拱形的土山洞，洞口安上粗糙木质的门窗，窗户格上糊着一捅即破的窗纸，门锁就像古代用的木制门插。老支书家坐落在村西头半山腰，二、三十平米的小院里共有三口窑洞；老支书家住一口、我们住一口、另一口堆放着粮食和杂物。等迎接我们的乡亲们走了以后，我们走进了窑洞，虽然老支书的婆姨已经为我们点上了煤油灯，但我的眼睛还是不太适应，过了一会儿才看清窑里的情景：窑洞有七米多长、近四米宽；土黄色的窑壁，靠里面被灶烟熏的黢黑；靠一进门的右边是约四、五米长、两米宽的土炕；紧挨着土炕是灶，灶坑的右面安着风箱，灶口上放了口直径足有两尺半的大铁锅，灶的后面堆放了一些柴禾；土炕的对面放了一个窄条的木桌，桌上放了盏煤油灯和一个破旧的暖水壶；离木桌不远处放了口跟铁锅直径差不多、一米多高的大水缸；窑洞最里面还有两个堆放粮食的、好像是用柳条编的小粮垛；在我记忆里，也就这些了。老支书要带我们去那四个知青住的地方吃晚饭，我们因为还有从北京带的面包、零食就没去。老支书走后，我们把箱子放在了炕头，把被褥補好；老支书婆姨已经为我们烧热了炕，这炕真大，睡上五、六个人都没问题。小远想烧点热水让大家洗洗，可怎么也点不着有些潮的柴禾，大家还被烟呛的眼泪直流。她说了声：“什么破柴禾呀！”气得把柴往地下一扔，不干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让柴，是老支书专门为我们打的最好烧的柴）。爱萍和小远在炕上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想写封报平安的家信，怎么看怎么觉得窑里太黑；想把煤油灯调亮点，就一个劲儿的拧油灯捻，不知怎的把灯捻给拧掉了。这下可完了，窑里一片漆黑，吓得我连滚带爬上了炕，和她俩缩成了一团。稍微定了定神，也不知她俩谁问了一句：“今天是星期几呀？”我想了想说：“星期六。”接着又带着哭腔地说：“家里人都在家呢，就咱们跑这儿来了。”这下可完了，全躺在炕上哭了起来。我们惊魂还未定，突然听到靠门窗那边的炕头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立马止住哭声、屏住呼吸、竖耳静听：没错！又一浪呼噜声传来！我大叫：“不好！有人在咱炕那头睡觉！”这回我们可完全崩溃了，刚才只是小声哭泣，这下成了抱头痛哭。过了一会儿，只听有人敲门，就听老支书和他婆姨问：“娃呀，你们咋家啦？”我们可盼来了救星，一起颤声回答：“我们的炕头有人在睡觉！”只听他们扑哧笑出了声，说：“不用怕，那是我家的猪娃在你们窑外面吃食哩。”（原来窑洞的窗户就一层薄纸，根本不隔音；我们不知道，老支书家喂猪的食槽子就在我们住的窑洞窗户外面，猪吃起食来跟人打呼噜声又差不多，所以虚惊一场。）听他们说完，我们的心才放下。一路上的劳累，加上也哭累了，不久我们就睡着了。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初到陕北的第一天。

作者的中学同学小远

初到陕北，最困扰我们的除了不会干农活、不习惯山村的生活，恐怕就是跳蚤和臭虫的骚扰。陕北的跳蚤、臭虫欺生，喜欢北京知青，尤其偏爱女知青。我们劳累了一天，想躺在热炕上先哼上一会儿外国民歌200首，再舒坦地睡上一觉，如果能梦见远在北京的亲人那就更美了；按说这想法不过分吧，可实际上却成了奢望。每当夜晚来临，跳蚤先生和臭虫小姐不请自来，在你身上跳来爬去进行骚扰。凡是它们经过的地方，奇痒难忍；用手一挠，先是隆起一个个小包，再过一会儿，小包成了大包，甚至连成了片，严重时还流血甚至化脓。不管我们怎么厌恶跳蚤和臭虫，它们就这样执着地每夜来袭，咬得我们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旧包还未下去新包又起来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喂养跳蚤和臭虫；当我们被咬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时，坐起来掀开被子一看：天哪！跳蚤先生在床单上快乐地跳着舞，臭虫小姐悠闲地遛着弯；让我们头都大了，站着睡觉的心都有，只是没那个本事。就在我们被它们弄得束手无策、焦头烂额时，听邻队的知青说：跳蚤和臭虫怕六六粉。我们马上去供销社买来六六粉，唯恐洒在炕席上不管用，就洒在了褥子上，上面只铺着一层薄薄的床单。洒上了六六粉，哈哈，还真管用！那该死的跳蚤和臭虫还真怕六六粉的味道，它们的进攻弱多了。只是六六粉过段时间味就小了，还要再洒上一层。说实话，躺在洒着六六粉的床上那叫一个呛，不敢拍打床单，翻身也要轻点，否则会被呛得不停地咳嗽；即使呛，我们也忍着，因为这总比每晚喂跳蚤、臭虫强，最起码能睡上个安稳觉了。多年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和身体健康，尤其是近几年，这个吃了有毒、那个用了有害，想吸口气吧，还有霾！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三姐妹楞是天天晚上睡在六六粉上！我就纳闷了，百思不解：那时咋就那么皮实，咋就没落下哮喘、皮肤过敏或其它的毛病？！目前能解释的原因只能是：别看陕北哪儿都是黄土，还是比大城市干净得多；另外，那时的我们正年轻。

初到陕北，我们就听说这里的老鼠个头大；没想到，我跟它还有过近距离的接触。那天清晨，我还没从睡梦中醒来，只觉得谁在揪我的头发。我还想再眯一会，毕竟连日里在一座座山上收割麦子，再把一捆捆收下的麦子背下山真累坏了。我嘟囔着：“别烦人，让我再睡一会儿。”就想往左面翻个身，但这身还没翻过来，只觉得右侧的头皮被揪得生疼，一下子清醒过来。我想看看是谁这么讨厌，大清早没事儿揪人家头发玩。不看不要紧，一看可真吓得目瞪口呆：在我枕头的右面一手札远，一只光身子就足有半尺多，加尾巴得有一尺来长，长着灰黑色毛的、硕大个的老鼠，嘴里正咬着我的一撮头发使劲儿拽呢。我惊恐地瞪着它，它也用镶着白圈的小圆眼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大眼对小眼地对峙着，大概过了几秒钟我突然醒过懵来，一声尖叫；这叫声没把习惯蒙头睡觉的爱萍和小远叫醒，倒把大老鼠吓得抱头鼠窜。只见它嘴松开了我那撮头发，紧张地把身子弓起来，突然一转身窜到后窑去了。当爱萍和小远得知大老鼠咬我头发时，也吓得半死，都暗自庆幸这一幕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自从发生了与大老鼠亲密接触的恐怖事件之后，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把头露在外面，也学着她俩蒙着头睡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习惯了陕北山村的生活，看见再大的老鼠也不再大呼小叫，即使老鼠在窑里跑来窜去我也不用蒙头就照睡不误了；我实在不习惯把被子蒙在头上睡，总觉得呼吸不畅憋的慌。说来也怪，窑里的老鼠们只是偷吃点粮食，后来再也没有和我有过近距离接触，我们各过各的彼此相安无事。

和邻队女知青在延河畔的合影

初到陕北，吃就是个大问题。粮食是带皮的原粮，得经过压碾筛簸才能做着吃；那时可没有煤气、燃煤，烧的柴禾得自己上山去打；吃喝用的水也得走好远的山路去挑；你说吃顿饭容易吗？！可我们刚到陕北时，连杂面饸饹也吃不下去。记得到队里的第二天中午，老支书带我们到先来的那四个知青借住的地方去吃饭。一进窑洞，锅里的水蒸气加上灶里冒出的烟，整个窑里是烟雾腾腾；透过烟雾我看见：那几个知青在灶台左右忙活着：有人在和面，有人在拉着风箱烧着火，有人将一个好似带杠杆的长木椅放在大铁锅上。老支书告诉我们这叫饸饹床，是专门用来压饸饹面的。我们哪见过这阵势，也插不上手，傻站在一旁看着：铁锅里的水开了，只见那个女知青将和好的面放到饸饹床中间、一个比搪瓷水杯长些的铁制器皿中，这个器皿的下部布满了小圆洞洞；一个男知青站在灶台上，将那个像木质杠杆（中部与铁制器皿相对的地方有个木坨坨）用力向下压呀压；就这样，一根根圆形的杂面饸饹缓缓落入滚开的水中。待面煮熟后，那个女知青就往锅里撒了一小把粗盐，再淋上一点点麻油，就算出锅了。我端起了一碗，挑起了一根，除了豆腥味，什么香味都没有；再一细看那面条，怎么看怎么像一根根茴虫；我不由的直犯恶心，皱着眉放下了碗；再偷看爱萍和小远，她们和我一样正不知如何下咽呢。就听爱萍说：“我不饿，不想吃了。”我和小远立马随声附和，放下碗拔脚就遛。老支书见我们不吃饭就担心地问：“你们昨晚就没吃，别饿坏了。”只听一个先来的男知青说：“您别担心，她们过不了几天，饿急了就会吃了。”果不其然，当我们吃完了从北京带去的面包、饼干，饿得恨不得把渣儿都舔了的时候，吃进嘴里的杂面饸饹是那么的好吃。也不知那时的我们怎么那么多毛病，干部子弟的假清高使我们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刚去不久就和先来的那四个知青分了灶，就是各做各的、各吃各的。过后我反思：其实那四个大哥大姐身上有许多优点是我们不具备的，比如他们比我们有知识、爱学习；他们比我们会生活，适应山村生活快。记得刚分灶时，我们哪会做饭呀，整天除了煮些小米稠粥，就是烙些硬得啃都啃不动的玉米饼吃。有一次烙完饼，灶下面的硬柴还很旺，我们饿得光顾上吃饼了，忘了灶上的空锅；我突然发现锅底烧红了，一下不知所措，从水缸里崴起一瓢凉水倒在锅里；只听咔嚓一声，锅裂了，水都漏没了。那几天正遇上下雪，没法儿去公社买锅，我们又不好意思总去老支书家噌饭，就凑合着烙玉米饼，吃腻了就炒黄豆吃；锅漏了开水也烧不了，吃黄豆喝凉水，整天直放臭屁真让人哭笑不得。雪一停，还是老支书亲自从公社为我们背回来一口新锅。说实话，那段时间，还真想吃碗杂面饸饹啊。有了新锅，我们也想改善一下伙食；一年没分多少麦子，吃白面馍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准备磨些蔓豆，吃杂面条或压饸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抢”来了驴（队里没有马，只有几头驴。这几头驴要上山干活，只留两三头承担推碾的任务；一大队几十户每天要推碾的人家总是比可供服务的驴多，所以用“抢”一点也不为过），我们请老乡把驴套好，按照他们教的方法将泡过的蔓豆放一层在石碾上，然后让驴围着碾子转圈；不知要转多少圈，我们只知等蔓豆压碎了，在大笸箩上放个筛面的筛子，将压碎蔓豆来回筛，筛子下面出来的就是蔓豆面了。就这样碾完一层再放上一层，筛完一拨再筛一拨，不但人乏了，连驴也饿了。忘了是谁先发现的：驴越转越慢，别看它的双眼被蒙着还居然敢偷吃碾子上的蔓豆！最可气的是，你吃就吃几口吧，还竟敢罢工不走了。队里到中午就要收驴，我们一看还有那么多蔓豆没磨呢，只得略施小计：三人站成三角形，当驴走到谁那儿不愿动时，谁就用小木棍敲打它。就这样，我们好歹磨完了蔓豆面。谁想到，在当晚吃的蔓豆面饸饹里，我们竟然吃出了好几根驴毛！我们面面相觑后，不由得大笑起来。真是恶有恶报呀，谁让我们敲打那可怜的驴呢。即使磨好的那二、三十斤蔓豆面里掺杂着驴毛，我们也没舍得倒掉，都吃进了肚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盘中餐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和在洛川插队的发小合影

初到陕北，我们真是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城里娃。到唐坪后不久，我们就搬进了专为知青盖的新窑洞。新窑建在村最东头的半山坡上，必经的山路旁有一座据说是唐代修建的古塔，闲暇时圪蹴（蹲）在窑前的崖畔上观风景或者和崖下路过的乡亲啦上几句话倒是满美气（好）的；就是挑水太远，上上下下要走两、三里山路，得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再下到小河边，才有全队唯一的一口泉眼。刚开始我们一看水缸见底就发愁，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用小恩小惠（送个像章、铅笔、玉米饼什么的）收买村里半大的后生帮我们挑水。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练着自己挑。记得第一次挑水是三个人一起出动的，挑着空桶往泉眼走下坡多还凑合，但水桶装上水往回走上坡多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还算有自知之明，每只水桶里只敢装了三分之一；小远勇敢地第一个试挑，她没走几步就开始摇晃，好不容易从河边上了小路就不行了。我来第二挑，不一会儿就觉得右肩生疼，我只得用双手使劲举着扁担，以减轻肩膀的压力；又过了一会儿，我不但腰弓了，俩腿还直哆嗦，膝盖往下说什么也直不起来了；再后来又勉强上了个小坡，我只觉得憋得脸红脖子粗、心口发慌、嗓子发干、两眼冒金星；终于盼到了稍平展的地方，我咕咚一下放下了扁担，一屁股坐在了小路旁。第三挑是爱萍，那姿势比我和小远也强不到哪儿去，挑了没多远也不行了。我们仨儿就这样走走、停停、挑挑、歇歇，前赴后继终于将第一担水挑进了窑洞；实事求是的说，经过一路的上下坡和一路的晃荡，那每桶只装了三分之一的水也就没剩下多少了。我们并没有放弃，通过日复一日的锻炼，我们从每桶装三分之一到半桶，再从多半桶到满桶；后来我们还跟乡亲们学会了换肩（刚开始只会用右肩挑，换肩就是左右肩轮换挑），挑起水来就相对轻松了许多；不仅一个人挑满一桶水已不在话下，还能和社员们一起挑粪上山呢。说句实话，那活儿真是很苦很累。记得有一次队里的青壮年往唐坪最高的山顶上挑粪，这座山叫“才子帽”，可比北京香山的“鬼见愁”高多了。因为上山的路很远，走着走着大家的距离就拉开了。我一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转过了一道道山湾、越过了一座座坡坎，离山帽还有一里多路时我已精疲力竭了；看前面又是一个长十来米、70度左右的陡坡，我憋足了一口气，准备挑着粪一口作气冲上去；谁知马上就要上去了，脚下一滑，腿一软，左膝一下跪在了地上，肩上的担子也掉了。山路很窄，这坡又陡，再上来挑粪的人肯定是过不去的；我顾不上膝盖疼，用双手把掉在粪筐外的粪一捧捧地放回筐里，一瘸一拐地上了这个陡坡。上坡后，我走到相对平整的路边坐下来，轻轻挽起左裤腿：膝盖磕破了一大块，已经在往外渗血；再看看两个红肿的肩膀，不由的眼泪围着眼眶直转。正在这时，我听到后面又有人上来了，赶紧把裤腿放下。就看到，上来这个人40来岁，个头不高，敦实的身材，两腿还有点罗圈；噢，原来是莉儿她大（就是莉儿的爸爸）。虽然我强打着精神，莉儿她大可能还是看出我累坏了；只见他左肩挑着粪担，走到我面前，伸出那只右手说：“娃，累了吧，把你的担子给我吧。”听罢我一愣，马上摇头拒绝。等莉儿她大走过去以后，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这回不是因为累和疼，是被莉儿她大一句质朴的话、一个自然的动作感动的。（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起陕北的人和事，这个画面总是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多么可敬可爱的陕北人啊！陕北的土地很贫瘠、陕北的乡亲们很困苦，但他们用宽厚、无私的胸怀张开坚实的臂膀接纳和养育了我们这群北京娃，包容了我们的骄娇二气，通过他们耐心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在锻炼筋骨的同时磨练了意志。）我抹去了泪水，重新把担子挑在了肩上，相跟在莉儿她大身后，一步一步向着高高的山顶走去。

1999年参加一个全国会议后赴延安参观

到陕北的第二年冬天，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队里决定在后沟两座山之间建一座大坝，然后沿山边筑起一道长三、四公里的引水渠；这样可以使唐坪大队增加几十亩的平地，这在沟壑纵横的陕北真是件天大的好事。当我们得知队里这个决定后，主动放弃了回北京探亲的机会，和乡亲们一起参加了建大坝、筑水渠的工程。我们和大家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起打炮眼、推着独轮车运土、运石头奔走在大坝工地上；因为天气冷，我的双手不但裂了许多口子还长满了冻疮，又疼又痒。记得有一次大家往车上铲石头，我的右手拇指根部被一个社员不小心铲到了；当晚被铲的拇指又黑又肿，疼得我彻夜难眠（后来这个手指盖全脱掉了，用了半年时间才长好）；可第二天，我照样肩扛铁锹上了大坝工地。虽然那时的我，心里已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些知青不可能永远留在陕北，有可能还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但在我心里还是把自己当成唐坪人，深知建大坝对于唐坪的未来有多么的重要，想象着大坝建成后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是多么的喜人。大坝建成后，队里评选五好社员，我还荣幸地当选。那张“五好社员”的奖状，虽然纸质粗糙、暗黄色的，还没有现在用的A4纸大，但它在我眼里，却比我这大半辈子受过的大大小小许多奖励都珍贵。它不仅代表了我插队的点滴进步，最重要的是代表了陕北乡亲们对我的认可。

2009年赴延安插队40周年插友们相聚合影

多年以后，我们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过去的一切已成为往事，我们也成了寻根者和守望者。每当我笑着和亲朋好友谈起在陕北插队的亲身经历时，大多数人会一脸疑惑地问：“你觉得那时你们苦不苦？值不值？把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陕北你后悔过吗？”每次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苦，但是值。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并为曾经在陕北延安插过队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深知：只有受过苦的人才知道甜是什么滋味；陕北插队的历练，使我们变得成熟了，能笑谈蹉跎岁月，能比较从容地应对后来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道道困难险阻；45年以来，我上过学，到过工厂和事业单位；说实话，对有些人和事已记不太清了；但不知为什么，陕北延安的山山水水、憨厚朴实的乡亲们、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的插友们连同一段段往事却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參閱文稿》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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