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強：第一次見杜潤生
2015年10月9日6點20分，杜潤生老人去世。謹以此七年前舊文，沉痛哀悼！
農村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除了黨的領導，主要是依靠農民的努力和創新。和農民相比，我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農民生產糧食，發展工業，進城打工，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目前，農民作為人民的主體，仍是弱勢群體，所以必須加倍關心和保護，不能使社會上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相互對立。要創造一個和諧的社會，全世界的經驗，農民必須組織起來。我們黨代表農民的共同利益，而農民還有極其特殊的要求，需要有一個積極的組織承擔發言人。我已經95歲了，精力衰退，做不了什麼事情，後面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動。
——杜潤生
“假如你是毛主席”
——第一次見杜潤生
2008年7月18日，杜潤生95歲壽辰，京西賓館，白髮滄桑，濟濟一堂。評論文，發獎金，頌祝詞，切蛋糕。回想第一個〈一號文件〉在這裡誕生，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些許感慨，一絲惆悵。
1981年2月，北京大學招待所，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大會，鄧力群、杜潤生到會致辭。說是“大會”，不過三、四十個回城知青，一群“藍螞蟻”白丁。論官階，除了陳一諮當過公社書記，連比科長還小的股長都沒有一個；論學歷，除了羅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過大學本科在讀。當時，鄧力群任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杜潤生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十年文革落幕不久，很多人心有餘悸。黨中央核心智囊高官親自出馬，大張旗鼓，支持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並且，這個後來聞名的“發展組”，原本是鄧力群從社科院倒騰出兩萬元“特殊科研經費”成立的。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絕無僅有。
為什麼能夠如此特殊？鄧力群的獨生子鄧英淘、獨生女婿杜鷹，都是“發展組”的核心骨幹。通過父輩戰爭年代的交情，杜潤生對張木生、白若冰，知根知底，熟稔已久。鄧英淘在山西、河南插隊十年，歷任生產隊長，磨練兩手老繭，摔打渾身硬骨頭。樣樣農活，行家裡手；從數學到軍事，博覽群書，博聞強記。張木生1965年去內蒙插隊，理論面對實際滿腦門兒問號，撰〈農民問題再學習——關於社會主義體制的研究〉，三萬多字，廣為流傳，坐實了“現行反革命”下大獄，多虧碰巧父親戰友提堂審案，大事化小，勞動改造。組建“發展組”，鄧力群把他從大草原“直昇飛機”進北京，調入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
所以，鄧力群講話情真意切，語重心長：
在座的同志中的絕大多數都插過隊。插過隊，現在進了城，還想到農村，是令人很高興的事。……不了解農村，就不能說了解中國；農村的事沒辦好，中國的事就不能說辦好了。
一個中國人，眼裡沒有八億農民，不能不說是認識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來說，有的在農村，但是想方設法要擠到城市裡；有的在城市，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優越感。他們瞧不起農民，眼裡、心裡都沒有我們的八億農民。而你們眼裡、心裡是有八億農民的。儘管你們現在是小人物，沒有資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貢獻給八億農民，那就代表了中國前進的力量，代表了中國前進的方向。
所以，杜潤生講話語重心長，慷慨激昂：
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農民定，天下定。……我們是靠農民起家的，決不能再讓農民經受資本主義分化的痛苦，必須找到一條使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許多同志下過鄉，和農民有階級感情，階級感情是我們辦好一切事情的基礎，它激勵我們去發現真理。
同志們，八億農民期待著你們！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李銀河向父親林偉推薦王曉魯和我，手抄文章報鄧力群批准，把我們從工廠調到院部寫作組。寫作組從各學科抽調寫作人員，記得有嚴家奇、李澤厚（哲學），周叔蓮、吳敬璉（經濟），吳大英（法學），劉再復（文學），丁偉志（歷史）……。當時職稱最高不過助理研究員，任務是“四人幫”理論批判。在鄧力群、林偉領導下，公開對抗“兩個凡是”， 旗幟鮮明改革開放，“雙週座談會”以大膽敢言著稱，內部《未定稿》洛陽紙貴。加上以後，隨陳一諮、鄧英淘參與“發展組”的工作，有時太晚了，就吃、住在他家，所以比較熟悉了鄧力群。
杜潤生，雖然仰慕已久，卻是這次“大會”第一次見面。那時候，我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激揚文字，遐邇聞名。算得上少年得志，經常介紹，握手：“呦，你這麼年輕！看文章，我還以為你是……”。我當然誠惶誠恐，“不敢當”加“請多指教”，表面上恭謹自律，私心每添幾分受用。杜潤生講話結束，散會的人群熙熙攘攘。亂哄哄從會議廳往外走，到了門口，陳一諮把我介紹給杜潤生。杜潤生緊緊握住我的手（後來握多了，才知道他經常緊握不放），我習慣性的謙虛隨之滑到嘴邊，因為早就傳開了，說他如何激賞我的文章，甚至想把我調去農委云云。不想，讚揚的沒有，說：“你批判得淋漓至盡，你想過沒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麼把中國農村搞好？”我一時語塞，堵住，不知道如何接腔。杜潤生隨人群簇擁，上車離去。
第一次面見久仰的杜潤生，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杜潤生到農村調查，王岐山、王小強陪同
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父親“反黨”審查十年，母親被關押毒打，精神分裂症。弟弟後來落實政策分配國營單位工作——廢舊物資回收站。我“老初一”，跟著起哄鬧過倆月紅衛兵，跟著高中張寰四處串聯祖國大好河山。接通知給母親送藥和換季衣物，明明衣衫撕破，臉上血跡未乾，卻平靜地說“我在這裡挺好的。”稀里糊塗跟著“老兵”合唱《長征組歌》，稀里糊塗跟著“聯動”六衝公安部。興高采烈到農村插隊，偷雞摸狗，打架鬥毆。農業學大寨，奮力苦幹。削尖腦瓜鑽進“工農兵學員”隊伍學拖拉機製造，“上管改”畢業回縣裡工廠當鉗工。1978年因母親“迫害致殘”照顧回京，街道工廠繼續當鉗工……。一路人生成長，“血色浪漫”，宋江似的，臉上抹不掉“可教育好子女”幾個字。譬如，插隊時趕上要和蘇修打仗，基幹民兵發了幾天老槍。我們是民兵但不“基幹”，不具備為國效命的資格。勞動表現再好，思想再先進，入不了團也入不了黨。只有工農百姓不嫌棄，同喫同住同勞動，政治標籤視而不見，摔跤打架、耍貧嘴騷情、爭工分、比力氣、鬥牌九、唱酸曲、闢穀耐飢、偷懶曬暖、抽旱煙、捉蝨子……返樸歸真，黃土地裡打成一片。什麼時候，憑什麼，吃錯葯了，假如我是毛主席？
我批判得淋漓至盡，因為我先後插隊的兩個縣，縣委書記都被逮捕。陝西志丹縣縣委書記，學習甘肅冼恆漢“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折騰死幾位老百姓，正式逮捕。河南遂平縣縣委書記，喝酒雙手同時與兩人劃拳，板橋水庫決堤，用群眾救災款修建樓堂館所，正式逮捕。70年代初，陝北連年大旱。知青特殊優惠，返銷救濟糧敞開供應。長綠毛的陳年玉米九分錢一斤，做貼餅子烤糊了仍然霉味兒飄揚，捏著鼻子啃了半年多，總算熬到年終分配，1973年全年口糧50斤毛糧！短缺飯轍，父母著急，費盡周折調換到河南遂平，紅薯乾管飽。雖然農村到農村，插隊轉插隊，也得辦理“糧食關係”。會計張文明帶我從生產隊倉庫角掃出最後15斤玉米，外加一張“豬飼料票”——生產隊上繳一頭生豬，無論胖瘦，國家獎勵一張豬飼料票，憑票可從政府糧站按牌價買38斤玉米。今天和年輕人憶苦思甜，說這段親身經歷，準以為是在編故事。在當時，收工回來飢腸轆轆，手麻腳軟，遠處望見上級領導深入基層，殺豬宰羊，油肉飄香，能不口水倒流？見要飯的成群結隊，舉著公章介紹信證明貧下中農出身，隨便聊聊，記記筆記，北京幹部辦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學習班，戴上“搜集社會陰暗面”的帽子寫檢查，心裡能不憋屈？11屆三中全會，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終於逮著機會撥亂反正，年輕氣盛一吐為快，初生牛犢不怕虎。
批判歸批判，有辦法讓種田人吃飽肚子，求之不得，喜聞樂見。延安1935年就解放了，養活那麼多紅軍、機關，大生產還能“耕三餘一”，先翻身後建設30多年反倒沒飯喫？我一個十分工壯勞力，披星戴月送糞耕田，耡禾日當午，汗早流乾了，一天苦幹十四、五個小時，掙兩毛錢。家裡豢養兩隻母雞，芳草柳蔭，閒庭信步，既不出工也不出力，一天下倆蛋，也掙兩毛錢。這道經濟學等式令人納悶，開始，從“紅寶書”裡找答案，順藤摸瓜馬、恩、列、斯，趕驢車到縣文化館倉庫，半夜忙到雞叫，偷回兩麻袋“封資修”，順藤摸瓜普列哈諾夫、李普克內希、費爾巴哈、黑格爾、康德、費希特……。越讀越繞越思辯，離答案越遠。1980年夏天，陳一諮從安徽農村調研四個月回來，一下午介紹滁縣的包產到戶，吐沫星子亂飛，講得熱血沸騰，聽得心潮澎湃。接著，跟著陸學藝去甘肅隴西，翻山越嶺一個多月，目睹地裡的莊稼瘌痢頭似的，熟一撮兒，收一撮兒，沒熟透的留那兒繼續多長幾天！親自幹過多年農活，想都想不出來這樣的“責任制”。餓飯、要飯是社會主義，始終堅持；吃飽肚子算資本主義，決不允許？再高深的理論，經不住實踐的檢驗。不管假如我是不是毛主席，這個叫改革，我就是“改革派”，參加“發展組”，和其他插過隊的志同道合一塊兒，認真調查研究，“怎麼把中國農村搞好？”
從那以後，有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朋友說我被“招安”了，甚至懷疑我動機不純，“想當官”。其實，真正做到執政為民，並不容易。站在乾岸上指手畫腳，這裡毛病，那里失誤，批判得淋漓至盡，不直接等於能把中國農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設身處地，站在決策者的角度，調查研究不僅道路、性質，而且戰略、政策，甚至關鍵性的操作步驟。下圍棋還講究次序呢。精心構築恢宏佈局，深謀遠慮制勝戰略，行棋次序不對，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實地調查研究越深入，理論聯繫實際的體會越豐富，舉一反三的能力越強，學術思維越活躍，對鄧力群、杜潤生、趙紫陽、汪道涵這樣自己有幸先後近距離接觸過的老共產黨員，理解得越多。說“老”，和光彩奪目的毛、劉、周、朱、陳、林、鄧擱一塊兒，他們也是“小字輩”年輕一代。他們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堅持的政策原則不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不同，待人接物的風度不同，他們的人格魅力，歸根結底，同樣體現在奮不顧身，百折不撓。耄耋垂老耳聾眼眇之年，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之際，念念不忘只有一件事——怎麼把中國搞好。“假如你是毛主席”，正是民族菁英“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繼續。對、錯、成、敗，他們都屬於魯迅所說“中國的脊梁”。正是出於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事業，絕非別的什麼其他，他們欣賞我們，愛護我們，支持我們，寄希望於我們年輕一代。
你們當過農民，現在還想把自己的學識、能力用於農村的發展，拿你們的話來說，就是為了這項事業要有一種獻身精神。有了這樣的認識，有了這樣的覺悟，而且終年累月，切切實實地幹下去，證明大家沒有辜負黨的教育，不愧在這個問題上是先進分子。你們就屬於我說的還很不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們的事業非常需要有大批這樣的人。
因此，我這個支持決不是客氣話，而是出於對事業利益的考慮。這是我們事業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中國的農民真是太好了，從民主革命開始，他們萬眾一心地支持共產黨。太行山的農民推小板車支前，一直推到朝鮮。現在搞社會主義，只要我們政策對頭，他們就歡欣鼓舞。
為了讓他們歡欣鼓舞，老黨員率領我們改革開放，“發展組”發展新黨員，先後包括張木生、白若冰、我、鄧英淘、王曉魯、羅小朋、謝揚……。轉眼小30年時間過去，張木生退休了！“白丁”變蒼頭，彈指一揮間，來到他們對我們充滿期待的年紀。經過30年改革開放，GDP翻了好幾番，餅越做越大。雖然不爭論到底是誰做的餅，群眾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廣大工農實事求是，走下神壇，改名“弱勢群體”了。與一樁樁聳人聽聞的大案要案相比，當年逮捕的遂平縣委李書記，放在今天，不用問，篤定屬於廉潔奉公的冤假錯案，更何況，可惜了雙手劃拳的高智商。是湊巧了嗎？30多年時間過去，鄧力群、杜潤生都沒有搬過家，繼續住在新鮮胡同和22號樓。一個早就沒有了辦公室，一個辦公室越換越小、越破。一左一右，身體力行先憂後樂的不言之教。相比之下，我們陸續收穫的名和利，大多今非昔比了。好像早有預見，那次講話中，杜潤生特別強調：“請同志們記住我這句話：開頭不易，堅持難，堅持到底更難。”果不其然，改革30年回顧總結，“搭便車”的快馬加鞭，評功擺好奮勇爭先，表揚與自我表揚加互相吹捧，改革艱辛津津樂道，開放曲折回味無窮，更有諸項來不及註冊的發明權可圈可點……
農村改革成功上億農民工，兩代廉價勞動力，市場調節顛沛流離，缺乏起碼的社會保障，召之即來，趕之即去，公民權益一紙具文，拖欠工資家常便飯，煤窯爆炸死傷枕籍，接連不斷，賣淫、賣血、愛滋病，黑社會拐賣婦女兒童，公安局破案歷盡艱辛，解救狼狗看押的奴工，李昌平寫信國務院總理哀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胡勒一句“原始積累”就可以心安理得，為“農民真苦”邀功請賞了？迄今為止，新老真假共產黨員都是面對鐮刀、錘頭，向“弱勢群體”宣誓效忠的。鄧力群曾經相信我們“眼裡、心裡是有八億農民的”。杜潤生曾經相信我們“和農民有階級感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是目的，堅持和繼續改革開放，圖的是多數百姓共同富裕。火樹銀花不夜天，光芒萬丈，目不暇接，照耀出貧富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群體事件愈演愈烈，舉國上下神農嚐百草，全民普及化學高科技……因為積重難返，所以見怪不怪。偶爾邂逅不甘沉淪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的“憤青”，每每情不自禁，愿意提起杜潤生、老杜、杜老當年“招安”我的故事：“假如你是毛主席，怎麼把中國農村搞好？”
摘自《香港傳真》No.2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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