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割喉不刺胸：日本切腹文化由來
有趣的切腹問答
切腹，日本語也叫“ハラキリ”。
切腹能成為一種文化嗎？很多人都持有疑問。
如果切腹能成為文化，就像砍頭也能成為一種文化一樣，怎麼聽都覺得刺耳，怎麼說都覺得殘酷。但是，在日本，切腹確實成了一種文化。不但成了一種文化，而且這種文化還在青少年當中普及。如前兩年曾在電視裡看到，為了向青少年介紹傳統文化，甚至向他們做切腹的講解。一位身著白色柔道服的少年，跪坐在榻榻米上，手持木刀，模仿切腹的動作。身旁高手指導他第一刀如何刺下，第二刀如何橫過來等。看了令人愕然。
深作光貞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論》中，開篇第一章就是論述切腹在日本文化中所佔據的位置。他顯然是將切腹作為文化來論述了。
但是這也是外國人怎樣都無法理解、無法看懂的一種文化。比如日本人總是向外國人這樣解釋切腹：在日本，切腹有二種。一種為自己要的切腹，一種為刑法的切腹。對重視名譽、忠誠、尚武的武士們來說，被逮捕是種恥辱，被他人殺死是種屈辱。乾乾淨淨地切開自己的肚子死去，這叫“切腹”。
外國人不懂。於是問道：為什麼不割喉不刺胸？為什麼一定要切腹呢？
於是回答：這是武士的習慣。
外國人還是不懂，再問：文明化的現代日本人，不認為切腹是一種野蠻的風習嗎？
日本人答：倒不是野蠻，只能說是與現代文明相異質的一個世界。
外國人再問：你支持切腹嗎？
日本人答：我不切腹。
日本人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切腹不是一個理論的、解說的世界，而是一個感知的世界，一個心領神會的世界。也就是說是個思考難以成立的世界。
再比如，切腹的時候，需要有一個站在身邊的介錯人砍下切腹者的首級。但是外國人會舉日本代表性的歌舞伎《忠臣藏》例子說事，並這樣問道：
不錯，這是有名的江戶元祿事件。但歌舞伎中的切腹者淺野內匠頭的首級並沒有被砍下。這是為什麼？
日本人會這樣回答：實際上是斬了，但是因為是歌舞伎，所以沒有斬。
外國人不服氣，會追問：但在其他的歌舞伎中，切腹者被斬首的很多。為什麼單單內匠頭是個特例？
日本人答：是為了讓主君死的美好形象傳遞給觀眾。
外國人再追問：這不是違反了切腹的規則了嗎？
這回，日本人無語。
這個無語既包含了不知如何回答，更是包含了這個問題理論不清的含義。
最初的切腹者成了女神
（略）
西方人的胸，日本人的腹
《舊約聖經》裡是如何將人類最初的女性創造出來的？這個問題讀者或許並不陌生。
毫無疑問，神最初創造的是亞當。但是神又認為：只有一個人是孤獨的。為了一個孤獨者，再造一個助手給他。於是神就讓亞當睡覺，而且要深睡，在他睡覺的時候，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神就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創造了一個女人，這根肋骨權當胸部的骨頭。
神話產生於人類的深層經驗。用胸部的骨頭製造另一半，而不是用身體的其他部位。這是個看點。如果希伯來人對誕生女性的思考是從腹部感覺的話，神就不會取胸骨而是取腹部的一塊肉創造夏娃。
猶太、基督教文化圈的人，聯想起浪漫的事情總是與胸相連。對戀愛的思念，文字上的表現就是對心的思念。西方人在胸口畫十字而不在腹部畫十字。據統計，《聖經》裡採用“心”的文字是800次，而腹部只用了一次。表明在西方人的眼裡，心才是人格和人性的宿營地。
從人體的生理構造來看，腹就是從胸的橫膈膜到腰部的這塊地帶。有肚臍的這邊是腹，沒有肚臍的那邊是背。所謂腹就是指處於中央部位，寬廣且沒有任何東西的空間。這在陸地上是平原，在海裡是海原。天空沒有一絲雲彩的天氣叫晴天，“晴”的日語發音為“ハレ”，與“腹”的發音“ハラ”為同根。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凸突，叫做孕育，日語叫“ハラム”（孕む）。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盤宿嬰孩，叫做胎，日語叫“ハラ”。冬天什麼也沒有的樹木，其實正孕育著春天的生命，日語叫“ハル”（張る）。
這樣來看，所謂“腹”就是在什麼也沒有的地方孕育著什麼。
這裡，令人費解之處在於，日本人為什麼要切腹而不是割腕或刎頸自殺呢？原來，日本人是一個特別重視肚子的民族。對日本人而言，全人格的中心既不在頭部也不在胸部，而是在腹部。腹部集思慮、情感、勇氣和意志於一處。所以日本人是借著肚子與他人溝通，表情和語言上的溝通一直不太受到重視，這種難以言喻的功夫，日本人稱之為“腹藝”。因此，在日語中與腹部有關的詞語也特別豐富，如“腹を割って話す”（推心置腹）、“腹が見えすく”（看穿心計）、“あの人の腹がどうもわからない”（他的心思很難摸透）等。這裡，與心有關的都稱之為腹。
在日本你要稱讚一個男子身材好，最好說他小腹微凸，頗具威嚴。大腹便便，這個在當今減肥的時代絕對是個貶義詞，但在日本，這個詞就是對男人人格的一種首肯。從這一意義上說，要表現自己的忠信、勇敢和意志，剖開腹部也就是很順理成章的事了。南部藩出身的新渡戶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一書中就是這樣寫道：“打開腹部的靈魂之窗，是紅是黑，請君自公斷。”
1739年成立的岡山藩士湯淺常山的《常山紀談》中，有一段德川家康與家臣成瀨正成的有趣的對話。
豐臣秀吉在大阪集合軍馬的時候，有一個人騎在帶有紅鞍的黑馬上，秀吉問：這是誰？
家康答道：德川家的武士成瀨小吉。
秀吉再問：俸祿多少？
家康答：二千石。
秀吉：呵。如果奉公於我的話，給五萬石。
之後，家康招來成瀨說明事由。
並問：想奉公於秀吉嗎？
成瀨馬上大叫：這不是很無情的事情嗎？
家康不動聲色地說：不，不是這樣。奉公於秀吉的話，會對你有好處，他說了。
於是，成瀨流下了眼淚，說：不肖的我，拿著你的俸祿，但卻有人要我拋棄主君，我還不知道，真愚蠢，我趕緊自害亮明心意。
書中沒有寫自害的方法。但是在江戶時代，武士的自害就是切腹。這個小插曲就表明：為了向主君表明自己的真心，切腹給你看。這是個什麼觀念呢？主君並沒有下令要處罰、要切腹，而是主體的“我”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要求切腹。
這就是日本人理解的腹。
這樣看來，日本人的腹就是西方人的心。西方人的心就是日本人的腹。
切腹何以變得可能？
切腹死其實是一種很痛苦的死，因為它不能馬上致死。那麼日本人為什麼偏偏選中切腹來了斷自己呢？也就是說切腹是何以變得可能的？
從本質上說，切腹不能算作單純的自殺。能夠活下去的話還是要活下去，但是又想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在死去的同時，或者說代替死這個事實的，是不是某種的生？是不是有對某種生的期盼，才選擇了切腹死？在日本人眼裡，所謂農耕信仰就是生死同時祭祀的一種信仰，那麼切腹是否也與農耕信仰有關？
從日本的切腹歷史來看，切腹者面對自己的主君，在心意難以溝通、真心不被認可的情況下的切腹，就有一種即便是我的肉體已經死了，但是我的真心想通過切腹的行為表達出來。讓你們知道，並想得到評價就是當時切腹者的內心期盼。
在形勢惡化的戰場上，或在即將陷落的城堡上切腹，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在戰場上我是失敗了，但是從自己的精神意志來說一點也不想投降。由於種種條件的局限，我已經不能在敵人面前表現出英勇壯舉了，但在投降敵人之前用切腹的方法，表示自己的英勇壯舉，並以此得到後人的誇讚。表明肉體死了，但精神不死。
在切腹中有一種跟隨主君殉死的切腹。它可分為三種形式：先於主君死的切腹，叫“先腹”﹔同時與主君死的切腹叫“供腹”﹔主君死後的切腹叫“追腹”。這種切腹也是一種強調自己與主君關係的切腹。在日本的武士時代，生活的全部都是來自於主君的恩賜。如果自己跟隨主君切腹的話，自己的後代就能繼續存活下去，繼續領取俸祿。這樣計算的切腹者不能說沒有。這也叫“商腹”。這是切腹者對現世的一個懇望，即用自己的死，換取後代的生。用後代的生，在觀念上延續自己的生。
而因為職務上的責任、世間的義理等原因的切腹，則是有一種想恢復失去的名譽和面子等的願望。這裡的名譽和面子，實際上就是生的延長線。
與這種“死就是生”的切腹相比較，在日本還有一種相當例外的切腹，叫“詰腹”（ツメバラ）。所謂“詰腹”就是本人沒有一點想死去的意願，也沒有一點想死去的準備，但是周圍的人硬是要他切腹。或者，硬性將短刀塞在他的手中，讓他插進自己的腹部，強制他擔當責任。這也就是說這種切腹是強迫性的、高壓性的。這種死，不帶來任何的為了自己的生的含義。而且隨著自己的死去，家族和後代也因此失去任何的體面和信用。
不管怎麼說，所謂的切腹就是切腹者還有充分的繼續生存的體力因而想繼續活下去，但是發生了必須死的事情，因而切腹死去。所以與生老病死相比較，切腹而死留給這個世界的依戀是巨大的。因為自己的切腹給留下的生者帶來了價值，這個價值也可理解為一種“遺志”，而遺志則屬於精神性的，這個精神性的東西則是要讓活下來的人來實現的。從這樣的邏輯推論來看，切腹者就是不死鳥。切腹者用自己的手，將腹部切開，也就是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氣等釋放出來。而且不讓他人的手沾上血、沾上污穢來解決問題的同時，自己釋放出的精神、意志、真心、感情、勇氣等，在自己死後有活著的人將其整理，並作為一種導向和激勵，讓活著的人沿著自己的“遺志”前進。自己成了神不說，活著的人也為此借光不少。
就這樣，切腹這個血腥的個人行為，在其他民族和地區不可能發生，或不能持續發生的事情，在日本不僅變得可能，而且還成了一種制度和文化。
死的做法：東國切腹，西國跳水
（略）
切腹的種類與樣式
（略）
最具大和色彩的切腹
（略）
文學家三島由紀夫的切腹，給人留下印象的是介錯人的失誤而導致的淒慘。
關於這段歷史，旅日作家李長聲在《哈，日本》書中有精彩描述：
事件發生在1970年11月25日。
一向守約的三島由紀夫帶著森田必勝、古賀浩靖等四個年輕人準時走進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隊總監益田兼利的辦公室。
三島退回總監辦公室，慢慢地脫下上衣，端坐在地毯上。森田轉到他身後，處於介錯的位置。三島手握30多釐米長的短刀，摸了摸下腹左側，把刀鋒指向那裡。森田斜視三島的脖頸，舉起17世紀的名刀。三島三呼天皇萬歲，身體前屈，深吸一口氣，“呀”的一聲，全力把刀捅進肚子。右手抖動，又握上左手，筆直地盡力向右拉。森田揮刀，但慢了一點，三島身體向前倒下，刀深深砍進肩膀。
另外三個人叫喊：再來一刀。三島呻吟著，腸子露了出來。森田又砍了一刀，砍到身上。“趕快補一刀。”他使出全身的力氣砍了第三刀，腦袋還是沒砍下來。“你來替我吧。”古賀浩靖學過劍術，接過刀，一刀砍斷了三島的脖子。試想，若把這個真實場面拍成電影，恐怕只會讓人覺得切腹自殺反倒死得很麻煩。
據說當時三島痛號連連，慘不忍聞。三島由紀夫死後，他的學生森田必勝也隨即切腹謝罪。盾會的會員將二人的頭顱並排放在一起。
後來據日本警視廳的調查，三島當時“刺入深度是七釐米左右。”而一般是要在15釐米左右，可見切腹的難度還是很大的。
另一位旅日作家陳舜臣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中談到三島的切腹，說他的死“斷絕了人間味”，因而“不是政治的死，而是美學的死、情調的死”。
把切腹當做一種情調，砍頭就成了風吹帽。
首次在外國人面前切腹
（略）
信長、秀吉、家康與切腹
（略）
《忠臣藏》究竟想說什麼？
（略）
從切腹中繁衍出兩種文化內涵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如同烏江自刎的項羽，如同投身汨羅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殺行為常常是壯烈的、悲愴的、美麗的，也是令人懷念的。切腹自從有了這樣美麗的效應以後，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並將其政治化，將其作為上司對下屬懲罰的“刑罰”，倒也堪稱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絕。這一做法開創於德川幕府時代。
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覺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儀式，用來叫有榮譽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名譽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因此切腹也是屬於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給你體面的死（賜死），作為下屬的還能說什麼呢？哪怕心裡不服，但基於上司還能給面子，便也毅然決然了。
切腹又成了一種宮廷權術，一種整人的計謀。這種政治的骯髒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險惡性，在日本每一時代的切腹自殺中是顯而易見的。
對此，日本人從儀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兩種文化精神內涵：即壯絕美和權謀術。
這兩種內涵經巧妙地結合後，“以死謝罪”的觀念和意識便噴薄而出了。
以死來謝什麼“罪”呢？謝自己無能為力的“罪”？謝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謝自己沒有把公司經營好，應該向員工負責的“罪”？如此等等。這些“罪”從非日本文化圈來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則實實在在地視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殺，特別是多名人、多責任者自殺就成了一道“風景線”。如2000年4月，日本大百貨公司SOGO的一名63歲副社長在家中上吊自盡，熟悉他的朋友說，這位副社長責任感極強，是個非常求上進的人，長年來身心的疲憊被認為是造成他自己了結生命的主因。如2001年9月28日，曾獲1964年奧運會柔道重量級金牌、日本東海建設公司的社長豬熊功，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切腹自殺了。原因是公司經營不振，只得以死謝罪。又是奧運金牌得主，又只有61歲，有必要自殺嗎？難道就不能重振旗鼓，跌倒了再爬起嗎？中國人肯定會這樣發問。日本著名的單口相聲演員桂三木助，年僅43歲，正是風華正茂、如日中天，卻在2002年1月自家的洋樓跳樓自殺，震驚日本社會，他在遺書中表示自己有無力感。再如2007年5月28日，當時安倍晉三的內閣成員、農林水產大臣松岡利勝，在東京寓所上吊自殺。現任內閣成員自殺身亡在日本政壇尚屬首次，其對日本政治和國民的衝擊力是相當大的。為何自殺？據說煩事纏身的大臣，是為了幫助安倍解脫來自國會的困境。因此，不從這裡出發審視問題，就看不懂日本人獨特的生與死的思維方法。
瞬間美掩蓋了善惡
不管怎麼說，自殺總不是人人想為的事。
青春不再，生命不復。誰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與理念再強的日本人，他們也並不是想像中的視個體生命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況味之”的生命警言。
那麼，問題的邏輯是：你要免於以死謝罪的自殺，你就必須認真負責地一絲不苟地幹每一件事情。這樣，就引出了認真和負責的概念，被視為世界上最認真的日本民族，其認真精神的由來竟與動輒切腹自殺有關。看似不可思議，其實在邏輯上能說通：一個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敗就會去死，那麼做事怎會馬虎，怎能不負責任？當然，中國古訓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之說，事情做壞了大可重新來過，何必自殺？但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為了一次幾次的失敗去死，是否值得？這不是思考的重點。重點在於，因為失敗就必須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歡輕生，而是視責任重於生命。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課題。
但是，問題仍然有另外一面。由於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地過分強調並刻意追求切腹樣式的“瞬間美”，於是在善惡、是非、好壞等判斷上，陷入了價值變形的怪圈：這人哪怕是壞人，但只要死得具有悲壯美的效應，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諒解。如果他是冷靜地按照禮儀完成切腹，他仍然被當作英雄來崇拜。於是在日本的歷史上，很少有壞人出現，很少有民族敗類的說法。如47義士的復仇事件，如從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為是47義士犯罪在先（為主子報仇，他們合謀取了吉良的首級）。但是事後由於47義士死得壯絕，在民眾的心中就成了世代傳詠的英雄。這種以審美標準而不以倫理標準來判斷善惡，是日本人思維的一大特點。
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對日本人是有理（善惡）講不清的，因為他們從不講理（善惡），也沒有理（善惡）可講。如對於參拜靖國神社，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說，對死者進行參拜，表達敬意，這是活著的人的心靈自由，他人不得干涉。這是典型的不分善惡，毫無道義原則，只從行為本身的美意識出發的“缺德”（這裡借用中國學者程麻的一個觀點。程認為，總感覺日本人缺少點什麼。缺少什麼呢？就是缺德，這一概括還是相當有精度的。）的表現。由於沒有絕對的善惡觀念，所以也就沒有道德負擔，沒有精神痛苦。前一天還在向敵人進行自殺性攻擊，第二天就舉著鮮花迎接敵人佔領本土。這種“擁抱失敗”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沒有第二個民族幹得出來，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麼自在。因為他們是從美意識出發來審視問題的。因此在日本這個國度裡是沒有賣國賊、叛徒，更沒有侵略者的說法。如在橫須賀市的久里浜公園裡，就有打開日本門戶的美國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還要在塑像前載歌載舞，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
切腹者的精神袈裟
無論是儀式化也好，瞬間美也好，切腹總是與血腥、暴力、自殘、痛苦的形象相連。既然是血腥的、暴力的、自殘的、痛苦的，那切腹者的勇氣從何而來？其切腹者的力量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的深層也就是說，他們披上了怎樣的精神袈裟？
於是，我們將目光轉向了活了96歲的日本思想家和宗教家鈴木大拙。更將目光轉向了他的一部著作《禪與日本文化》。他在“禪與武士”的章節中，直言“禪成了鼓勵日本武士戰鬥精神的宗教。”這在邏輯上是如何可能的呢？
這是因為禪強調人們一旦決定了進路就不回頭，這是禪的道德。此外，禪還無差別地對待生死，這是禪的哲學。鈴木大拙說，禪首先從道德和哲學這兩個方面支持武士。
其次，禪的修行是單純、直接、自恃、克己，這種戒律式的傾向和戰鬥精神是很一致的。
再次，禪與日本武士階級有歷史的聯繫。一般認為，榮西（1141~1215年）是最早把禪介紹到日本的僧侶。而這個時期正好是鐮倉幕府時期，也是武士抬頭的時代。
禪為了達到究極的信仰，除了選擇最直接的方法外，還要求有異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正是武士所必需的東西。
禪主張頓悟，主張通過自我修煉從生死中解脫出來，達到“死生一如”的境界。而超越生死的桎梏也是每個武士要面對的。日本曹洞宗開祖道元也曾經在永平寺講“生亦一時，死亦一時，如春而為夏，夏而為秋，秋而為冬”的自然循環，告誡武士們捨生忘死。為了解決生死苦惱的問題，武士們也經常向禪僧參問玄機。日本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武將楠木正成在湊川欲迎接足利尊氏的大軍時，來到兵庫的一個禪寺，他問禪師：生死交謝時如何？禪師答道：“兩頭如截斷，一劍倚天寒。”這裡的一劍，既不是生之劍，也不是死之劍。在這裡產生二元的世界，同時，生死以及一切，為它特有。鈴木大拙說這是“存在之劍”。
日本戰國時代，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都是日本戰國時代非常有名的戰將。兩人的領地一個在日本的北部，一個在日本的西部。在川中島的一次對陣（1561年9月）中，謙信想要一決雌雄，便頂著晨霧，單騎奔襲武田信玄的陣地。當他看見敵將信玄和幾個部下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就大喊一聲“汝想奈何，看刀說話”，便揮刀砍向信玄。
信玄毫不慌張，泰然自若地應了一句“紅爐一點雪”，便用手中鐵扇架住了謙信的刀。
信玄想用“紅爐一點雪”來說什麼呢？
原來，信玄曾在甲州鹽山惠林寺跟隨快川禪師修行。而謙信也對毗沙門信仰深篤，曾跟從越後高田林泉寺的益翁宗謙禪師參禪。
“汝想奈何，看刀說話”是說若被我一刀兩斷，你將如何？他問的是“你將如何來擋住死”？
對此，信玄回答“紅爐一點雪”。這是說燒得通紅的炭火上，不知從何處飄落一片雪花。雪花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跡。
在迎面飛來的刀鋒之下，無生也無死，即絲毫沒有對生的執念，也沒有絲毫對死的恐懼。生也好，死也罷，只是無心地舉起鐵扇招架而已。謙信與信玄，這兩位武將都對禪宗造詣很深，他們以死相賭的問答，既是武士對死的問答，也是禪對死的問答。可見武士與禪之間的內在關係。
在北條氏滅亡的時候，還有一個禪武士叫長崎次郎高重。有一天他訪問一個禪匠，這禪匠是他的禪父，也是北條高時的師父。他問道：“如此大事之時，勇士應如何？”
禪師馬上答道：“莫如揮刀勇往直前。”
這位武士馬上悟到了這話的含義。他十分勇敢地參加了戰鬥，終於竭盡全力倒在了主君的面前。主君還叫來介錯，砍了他的頭。說，這就像武士的死法了。
刀是武士的靈魂。用刀結束生命，滿足了靈魂的要求同時，也使得自己的死魂靈昇上了天。從這點來看，鈴木大拙這句話還是概括準確的：“日本人也許並不具有特別的哲學，但確實具有死的哲學。”他說，“潔淨的死”，在日本人的心中最可親的思想。這裡的“潔”就是“無悔”、“義無反顧”、“極其沉著”、“像個勇士”等的意思。而用什麼來表示這個“潔”呢？用最痛苦難忍的切腹就是最完美的純粹形式。無論是為了怎樣的主義或主張，只要自己認為正確，就有犧牲生命的覺悟。這就是武士與禪結合得最成功的地方。所以，鈴木大拙十分欣賞這句話——一個寫了關於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國記者說的切中要害的話——“禪是日本的性格”。
西鄉隆盛這位有“最後的武士”之稱的明治維新的功臣，在最後慘烈的戰鬥中，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穿腹過股，但他還是慢慢地跪坐起來，儼然正襟，取出短刀，刺向腹部，然後讓屬下幫他“介錯”而死，完成了武士的莊嚴，更完成了“潔淨的死”。
在日本僧人天岸慧廣的《佛光國師語錄》中，有一個和尚在脖子上架著大刀的時候還留言：“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裡斬春風。”
這是說，不管你有多麼快捷的刀法，砍下的不過是一縷春風。風是什麼？不就是空？是空，你還恐懼什麼，害怕什麼？
日本武士的切腹者，一般都具有了這樣的領悟和風度。這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所言：日本人的切腹，到最後一剎那為止，都不願意拋棄努力的義務，不使身體有傾斜，不使十字紋有偏倚，不把使用後的武器隨意散亂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繼續到他最後的一剎那。
切腹與恥感與義理
切腹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文化，與切腹這個行為本身所涉及到的恥感文化、義理文化、世間文化等有著割不斷的聯繫有關。恥感文化的極致、義理文化的極致、世間文化的極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盛行的主要原因？
相對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這是個老話題了。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
這裡，老話題新論的是，因為是罪感文化，所以決定了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為是恥感文化，決定了日本人生死的是恥。西方人以神為指向，一切看神的眼色行事。日本人以他人為指向，一切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西方人向唯一不二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絕對的價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間起誓，因而具有相對的價值。絕對的價值導致絕對的信仰，相對的價值導致相對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趨於相對，義理和恥辱也就處於以他人為視界的相對性中。所以在“義理”的卵翼下，潛藏著各種詭辯、藉口和偽善。
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侮辱，受到了來自義理方面的挑戰，唯一能做出反應的就是報復。這個報復對象當然主要來自於挑戰義理、侮辱對方的他者。但同時這個報復對象也可以轉向自己。也就是說，當這個報復對象不易被報復，或者當這個報復對象逃過了數次的報復機會，那麼，日本人就會將這個機會留給自己。用自己的手將自己結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決問題的最後法寶。而且，將自己結束得越痛苦，越禮儀，報復的力量也就越大，同時也就將對方殺死在觀念之中。
比如在切腹中掏出肚腸，就表示一種“無念”和“遺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後代會記住這個“無念”和“遺恨”，並有實施報復的責任和義務。而對切腹者的對立面來說，“無念”和“遺恨”將化為怨靈而作祟。也就是說，切腹者的對立面將一輩子活在恐懼中。這樣來看，沒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現這種報復了。因為是在報復對方，所以，切腹者極端的冷靜與態度上的沉著就不是一種做作了，不是在演戲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種可以用來抵罪、洗恥、悔過、贖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罰。
報復，在日本語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這“仇討ち”與日本人的“初夢”（過新年做的第一個夢）有關，倒是令人驚訝的。在日本過新年做夢，被認為最好最吉利的夢是什麼？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鷹，第三是茄子。而這三大初夢的解釋與日本歷史上三大復仇事件有關。這三大復仇就是曾我兄弟復仇事件、元祿赤穗復仇事件、伊賀越復仇事件。
第一個富士山，講鐮倉時期曾我兄弟終於實現了等待已久的復仇願望，在源賴朝富士狩獵的時候，替父報仇殺了工藤祐經。歌舞伎就將它作為題材，每年在日本要上演一個月。
第二個鷹，講47赤穗浪士為主君淺野內匠頭復仇，殺了吉良上野介，鷹則是忠臣藏淺野內匠頭的家紋。
第三個茄子，講江戶時代的伊賀國上野越，渡邊數馬為了替弟弟報仇，借助荒木又右衛門的力量，殺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則是渡邊數馬的家紋。
過年的初夢就不忘復仇，而復仇的結果一般就是切腹。這樣，初夢—復仇— 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關聯，行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當名譽的義理受到威脅時，就把攻擊轉向自己，也就是說，不去殺害他人而把暴力施向自己。當日本人感到世道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兩邊不相等、感到他們需要用“晨浴”洗刷污穢的時候，他們更多地趨向毀滅自己而不是他人。
日本人說，就是殺人兇手，我也可根據事由給予原諒。但對於嘲笑，就毫無加以原諒的餘地。對嘲笑誹謗唯一可行的反應就是報復。新渡戶稻造在1910年撰寫著作說，在復仇中有某種滿足我們正義感的東西，我們的復仇觀念同我們的數學技能一樣嚴密，在方程式的兩邊都求出之前，我們不能擺脫一種沒有什麼餘下未做的感覺。
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日本有一位畫家叫牧野吉夫，有一天他去拜訪他最為信任的傳教士，說想去美國。而那位傳教士則大叫：什麼，你也想去美國？這位畫家感到受到了莫大的嘲笑。沒說一聲再見，回頭就走了。
事後這位畫家寫文章說：請讓我給兩個詞做出自己的定義：殺人犯——殺害他人的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靈魂與心靈的人。靈魂與心靈比肉體珍貴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惡的罪行。
義理可以是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但同時也可以意味著當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時，突然對主君產生極度的憎恨，即所謂的“受辱人的謀反”。
有一個德川第一代將軍的傳說故事。德川家康家臣中的一人，聽說家康曾經罵他是“一個將被刺在喉嚨的魚刺鯁死的傢伙”。這也就是說不得好死。這當然是嘲笑是侮辱。這個家臣忍無可忍，發誓不忘這個恥辱。當時正值家康新定江戶為首都，敵人尚未徹底肅清。這個家臣向敵方的諸侯表示，願意從內部放火燒毀江戶，這樣他就可以盡到“義理”，實現對家康的報復。所以義理並非僅僅限於忠誠，在某種場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捱打人的反叛與受辱人的反叛，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剩下的就是選擇方式的問題
切腹作為一種自殺手段和形式，在今天的日本社會，已經不會成為主流了。全面的退出歷史舞臺也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但支撐切腹文化的恥感和義理，以及“當頭棒喝”、“身心脫落”的禪學思想，還是深入到了日本人的骨髓中。這正如日本文化人類學家石田英一郎說過：“民族性一旦形成，它的變化就像核性格一樣，需要幾萬年的時間。”
現代日本人對自己採取最極端的行為還是自殺。他們的信條是，自殺若以適當的方法進行，就能洗刷自己的污名，就能洗刷遭到的侮辱，恢復名譽。新年那天無力還債的人，因某種不幸事件引咎自殺的官員，以雙雙自殺來了結無望的戀愛者，受到上司侮辱的公司社員，受到欺辱的少年或考試不及格的少女等，他們都將最後的“暴力”施向自己。
死是無從逃脫的，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怎麼死。這是選擇的方式問題。所以切腹雖然已成過去式，但其切腹的構造仍然存在，自殺遺風在這個島國仍然十分強勁。每年超過三萬人自殺，這個比率按人均試算的話，絕對屬於高自殺率國家。當然現代日本人多採用跳軌、跳樓、跳水或者上吊等自害方式。尤其是跳軌（日本自殺者都樂於選擇），那跳下的瞬間和列車撞擊的瞬間，其殘酷、其血腥、其破碎的場面，更甚於切腹，因此可以說它是現代版的切腹。而站臺上等車的日本“看客”，他們的神情是麻木的，目光是茫然的。他們絲毫不為場景的血腥而震撼而激動。這是為什麼？原因有二。
一個是他們也是活在這個“切腹構造”中的一員，見怪不怪了。
一個是他們或許就是下一個跳下去的後備軍。想像自己或許也有這麼一天，有什麼可震撼可激動的呢？還不如微笑地交出靈魂吧。
在考試的當天，日本高中生在一起會這樣對話：
“昨天很早就睡了。”
“昨天玩網絡遊戲太多了。”
“昨天看電視劇了嗎？很有趣。”
顯然，這是在為考試失敗打伏筆。
也就是說萬一考試成績不好，不是我的腦筋不好用，而是有各種原因導致沒有好好復習。
尋找理由，體面自己。不要在熟人面前暴恥，更不要在熟人面前放棄義理。
可見，切腹文化在日本的滲透和擴展是多麼的可怕。一般市民即使不特意地用武士的方法進行鍛煉，但也確實吸收了這種精神。什麼精神呢？
當榮譽喪失，唯有死才能解脫。
死亡能讓人從恥辱中重生。
摘自《參閱文稿》No.2015~12，原標題〈為什麼不割喉不刺胸？——切腹文化的心緒告白〉，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瀏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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